“住房的”这个名词或许好多人都感觉陌生，这是上世纪70、80十年代的产物，实际是机关工作人员在县城租住县城三街三关农户家房子的称谓。因为我家没房，一直是“住房的”。听父母说刚开始在东北街村关爷庙南胡同内，在70年代末搬到西街村房东二大爷家，在县城老礼堂西边。大爷家有五间北屋和三间西屋，都是扁砖到顶的房子，南边是做饭的棚子和街门相连。小院收拾的干净利落，看得出大娘过日子是个精致人，我家就住在大爷的西边两间北屋。最吸引我们的院里的杏树，每年夏收时节，杏树上总是挂着很稠的杏，黄灿灿一片，像毛茸茸的小鸭在草丛里。杏儿熟了，都摘了，可是顶上总有几个摘不下来，我们就每天眼巴巴的望着，它们轻轻摇摆着，故意馋我们。
二大爷一家四口，当时哥哥在邯钢工作，姐姐上学。他家在西街村属大户人家，他在家排行老二，是生产队长，是个身材魁梧的黑脸大汉。人正直、淳朴，在生产队从不搞特殊，总是吃苦在前，啥脏活累活都和社员抢着干。他人缘好、威信高，村里人都尊重他。大爷是能吃苦的铁汉子，他的肩上不是铁锹就是锄头，似乎没有空手出门或回来过。那时是记工分的年代，大爷终日的田间劳作，从不见他在家闲着。可能是要带领生产队社员田间劳动，还要分配每天活计的缘故吧。听大娘说大爷地里活做的精细，干活也不惜力。所以，大家都亲切的称大爷是“傻二孩儿”。
我从姥姥家回来就直接到了二大爷家，刚开始觉得特别陌生，一个院里这样住着两家人特别不习惯。我从小性格内向，这样一来更是不敢说话，每次放学回来，我总是低头快步走进自己家的房间，似乎只有在这两房子里我才觉得放松。大爷大娘可不这么想，他们总是主动问我在学校情况，有时给个树上摘得水果或者自己做的饼子。大爷可会哄小孩儿了，慢慢的，我们姐弟三个和他们相处的特别融洽，像一家人。夏秋的晚上，大爷总是把我们都喊到院里，有时我们爬梯子上到平房顶上，数星星看月亮，听大爷大娘讲故事，有牛郎织女啊、水浒传啊，还有民间故事和传说。大爷常说：等你们长大了，这世界就会变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或许是大爷心目中所期望的生活吧。
我们在大爷家一住就是十年。那时没有菜市场，更没有这么多品种的新鲜蔬菜。夏秋季节，我们总是盼着大爷下晌回来，盼望他手里拿着的蔬菜。比如韭菜、豆角和茄子，那些菜好像是从生产队机井旁各户的小菜园里摘得，雨后，大爷有时还采些木耳和野蘑菇。最难忘的是下雨的日子，大爷不去地里，他就在炕上躺着、坐着，我们都围坐在炕边的小木凳上听他讲故事。大娘和母亲就把大爷割回的韭菜蒸笼包，我们闻着那韭菜的香味犹若山珍海味。那年代，吃鸡蛋也是奢侈的。大娘养鸡下的蛋，好像都换油盐等家用的东西了，反正都不舍得吃。记得有一次，也是下着雨，大爷说今天我要荷包蛋挂面吃个够。大娘答应着，就开始为大爷做饭，后来听大娘跟母亲说：你二哥用大海碗喝了一碗挂面，吃了12个荷包蛋。我们都惊讶的看着大爷，怕他会撑坏肚子，他却笑着说：可是吃了顿饱饭、解馋了。
大爷待我们如亲生，他不会说什么好听话，但只要有好吃的，就会两家合一家，像吃集体食堂的饭。大娘和母亲一起做，有时母亲上班回不来，大娘一个人做一大家子的饭。笼包、糖饼、枣饼、笼熬煎饼等等，大娘变着花样的给做，从不把我们当成“住房的”。有一年，母亲甲状腺瘤去了石家庄做手术。我在家被同学给打了，我哭着回家，大爷大娘心疼的不行。急的大爷拉住我的手，直奔学校去找了老师，又找了那个同学的家，嘱咐同学父母半天，要他们管好自己的孩子，最后才放心带我回来。回家路上，我觉得那刻大爷像父亲一样，心头暖暖的，所有的无助和委屈化作了感动的泪水。
后来哥哥和嫂子要结婚了。按说我们住着人家上房，该腾出来的。我父母跟大爷大娘商量，说一是搬走再找房子；二是搬到西屋，给哥哥让出上房结婚用。大爷说什么也不答应，说我的父母是哥嫂的长辈，必须住上房。就这样，嫂子过门后一直住在西屋，直到我们搬走。
那时没有自来水，大家吃水统一要到老礼堂西边的自来水总水管担水，一分钱一担水。嫂子怀孕那年，我学着担水。因为收费的规定小孩两趟按一担水交费，邻居有个婶子说：你每趟都接多半桶，这样不就多赚点水。可是我毕竟个子低、力气小，两只手按着扁担，水直往外傾漏，肩膀疼的直掉泪，双腿沉得走不动。有一次，正好大爷从地里干活回来，看到我可怜的样子，着急的说：以后不要管这事，大爷从地里回来去挑水。回家还把大娘说了一顿。直到现在，身高1.72的小姨老是逗我，说是挑水压的我个子没长高。
80年代末，由于母亲工作原因，我们离开了大爷家，居家搬迁到外县。后来听说土地承包到户，大爷家的日子越来越好，白面馒头顿顿吃，家里有了自来水，再不用担水吃。只是大爷脑血管病再不能去地里干活，说话也不太清楚。期间我们曾几次回到大爷家探望，大爷抓着父亲的手，看着我们一家，眼里满是泪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90年代初，大爷突然辞世。大娘征求父母的意见，说大爷心里总是装着我们姐弟三个，已经将我们当作自己的儿女，如今大爷去世，孩子们怎么办？父母当即答应大娘说:三个孩子必须为他们二大爷披麻戴孝。就这样，我们送了大爷最后一程。大爷下葬那刻，往事一幕幕闪现在我的脑海，大爷的亲切，大爷的和蔼，大爷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还有大爷那些讲不完的故事，以及他对未来生活的期望，我不相信大爷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怎么会舍得呢！
如今，二大娘依然健在，她已是90多岁高龄，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她已是四世同堂，孙子、孙女都是国家公务员，重孙们也已经上了初中、小学；家里翻建了新房，勤劳孝顺的哥哥嫂子陪着大娘在家住，孙子住小区楼房，孙媳妇开了建材门市，而且生意红火。每次去看望大娘，她都会说：现在日子可真是好过了，真成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大米白面随便吃，再不用怕天灾减产欠收年了。你大爷要活着多好，顿顿荷包蛋挂面咱也管他吃够。
是啊，如果善良的大爷还健在该多好，现在房子宽敞了，私家汽车也有了，种地都是机械化，再不用那么一颗汗珠甩八瓣的去地里劳作。如果淳朴的大爷还在，我们都会变着花样给他送吃的用的孝敬他，我们会带他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会报答大爷的大恩大德，会待他如父亲一般把最好的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