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钟国强的激励下，王玉明激动的说，对，考验我们中国海员的时候到了，我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水手长的工作交给我好了。黄维国显得犹犹豫豫，不是说他怕辛苦，而是担心他担当二车职务意味着他将与考兰克共事，便小气吧啦的说，不是我不做，我一见考兰克那家伙，我的心……钟国强这种时候不想再与他闹矛盾，仍然好言相劝说，再也没有这种职务接近考兰克更好的机会了，哪怕他的一点一滴的行为都对我们非常重要。而黄维国的脸色白了，不停的摇摇头。钟国强也不好强加给他什么，随便的说，既然忧心忡忡，那就尽力而为吧，就别插手船上的事了。可是我可以负责钱学军的思想工作呀！我可以把他拯救过来！黄维国这样的拯救的确让钟国强感到意外，他显然被黄维国的趾高气扬的军令状感动了，他为他过低估计了黄维国感到内疚，可是仅仅靠黄维国的思想工作就能化解钱学军吗？钟国强持不同意见，他认为钱学军已经陷入进去，对于改变立场的事别指望什么思想工作，且不说这种婆婆妈妈的思想工作对牛弹琴，即使做了也将受累不讨好，与其拉他回头是岸，不如欲擒故纵，钟国强的这种说法自然让黄维国无法接受，而如果这种分歧再闹下去，那么钟国强的与欧洲市场接轨的残局就不好收拾了，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结局等着他。正在这时，船上的罢工问题激化了，老船长慌慌张张找到钟国强，哎呀，不行了，参加罢工的海员包围了s经理，钟国强当然解脱s经理，经过他的一番燃眉之急的努力，终于促成双方谈判的局面，而参加罢工的代表能平起平坐与s经理对话也是初战高捷的安慰，而这样的小试锋芒也是对钟国强船长权力的一种限定与考验，因为他们在谈判桌上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自然水到渠成，甚至对谈判成功的大展宏图，也是一种狐假虎威的姿态，可是由于罢工要达到的具体目标，听上去并非一致对外，显示是一帮乌合之众的暄嚣之声。马来西亚籍的坦扎与多拉代表多数低级海员利益，无非增加薪水，钱学军的要求也挺简单，要求公司对中国海员的劳务工资，按照国际海员工会的标准支付。而对于他心里的其他条件，他见钟国强对他面面相觑的样子，让他的心里直嘀咕，他那种要求自由的威风不知不觉减少一半，没敢说出来。当然对于罢工增加工资问题，钟国有同感，增加工资属于s经理的范围，因此谈判一开始，钟国强坐在资方一边，摆出默默无语的姿态，心里却思考着谈判结果对中国人进入欧洲市场的的影响。同时他也耐心等待s经理的什么样的说法，他想解决罢工问题只是他进入欧洲市场的初步台阶，而如果深入虎穴欧洲市场的腹部，还得借助s经理如何表态这座桥。其实钟国强想的简单了，老谋深算的s经理即使参加谈判也不会轻易表态，可以说从s经理的思想背景与人格底蕴来说，德国民族那种长期受哲学熏陶而形成的稳重又富于思想意味的性格，在他身上体现的天衣无缝而又蓄势待发，而且从处理罢工事件的责任来说，他不想承担任何损失，而且从考察钟国强的意义来说，他准备采取强硬态度，看看这个中国人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处理让欧洲人头疼的罢工问题，并从中考察钟国强的思维能力与应变能力，以决定是否让钟国强进入欧洲市场的腹部，而且s经理的策略将采取后发制人的手段，以引蛇出洞的方式洞察钟国强的一切。因此他对罢工代表提出的要求与条件采取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而大副安德里奇也参加了，不过他仅仅是个配角，对于船上的罢工问题，别指望他能解决什么问题，他明白他的角色在船长管辖下只负责航海，而让钟国强船长腾出更多精力应付船上的其他问题，因此他把他的期待寄托在钟国强身上，希望钟国强在解决罢工问题上力挽狂澜，化腐朽为神奇，而他所能做的是后续工作以及排忧解难的后勤工作。而参加谈判的罢工代表见公司的s经理不动声色默不作声，消极对抗，首先发起责难。坦扎一拍桌子说，你们听着，我们之所以罢工是因为公司付给我们的工资低于国际海员工会的标准，我们要求增加工资是世界潮流，与波兰团结工会的诉求是同步的。而且这条船似乎中了邪，让我们海员的生命，每到一个港口都受到威胁，让我们的生活提心吊胆，不是海关的抄船，就是海盗对我们的袭击，我们这条船所承担的风险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船都大，都不可承受之重，让我们的存在处在生命的刀刃上，所以我们要求提高工资是正义的事业，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如果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将联合波兰团结工会，把我们的诉求提到德国的议会，号召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支援我们的诉求！而随着坦扎的抗议，多拉也气势汹汹的说，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去巴黎的凯旋门游行！而涌进来的其他海员也纷纷威胁着，对！我们还要进行巴黎公社的第二次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