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中国文化

（一）   古代中国的科学

整体而言，古代中国文化中含有许多科学发展的积极要素，这些积极因素至少包涵以下五大方面：

1古代中国数学的一些成就。中国数学的发展源远流长，为世界数学的早期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在十三世纪时，“中国的算学因有天元，四元术的发现，造成了一项不可磨灭的贡献。所谓天元，四元术其实就是代数，元指未知数，天就是x。”即中国数学家们此时已开始研究高次代数方程，这一理论是现代代数学的基本内容，古代中国的数学家们已触及这个引人入胜的主题。与此同时，中国数学家们还取得了另外一项重要的成绩，即“秦九韶《数书九章》卷一‘大衍类’论及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1] 如所周知，同余式是数论中的基本问题，秦氏在此一问题上的贡献无疑是一个具体的数学突破，而秦氏的这一贡献也是现代代数学中著名的“中国剩余定理”的雏形。从上面列举的两项具体数学研究中可以看出，尽管古代中国的数学缺少公理化、抽象化这些现代数学最为重要的本质特征，但是，当时的中国数学学者们仍然在某些具体研究上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创造精神，而他们取得的这些具体的创造业绩也是古代中国文化财富的一部分。

关于古代中国数学发展的整体进程，在《术数学》这篇论文中，池田知久作了一定的研究，他将古代中国术数学的发展阶段概括为：“（1）至迟到汉代，就存在与毕达哥拉斯类似，甚至在思想外延上超过他的‘数’的理论，它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学术领域，总称为术数学或数学。（2）汉代以降术数学吸收了相关领域的知识，内容趋于深化，取得了多方面的发展。（3）至清代，与清学的形成、发展同步，有迹象表明，这种‘数’的学术，已经与其神秘主义的侧面诀别，开始摆脱其束缚，逐渐向近代的方法和视点靠拢。”[2] 其后，池氏对古代中国的术数学作了具体的分析，他的阐述分为四个部分：（一）“中国科学与术数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前近代的科学，从一个方面来说，是相当计量化的。”对此，他举例道：“《皇帝内经太素》的《营五十周》和《卫五十篇》，定量地记录了营气和录气在身体内的运行；《骨度》、《肠度》、《脉度》等篇对骨节、胃肠和脉的长短也有详细的测度。”（二）“历数与占卜”，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天文算法类”的研究，池氏断定：“（至清代已经）建立起将数理的‘天文算法’与神秘主义的‘术数’截然区别的学问体系。”（三）“算书中的占法和和占书中的数理知识”，以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五星占》为例，池氏认为：“占星术从其学术基础上来说，并不欠缺天文知识和理论，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占术具有神秘主义的成分，但同时也具有计量方面的因素。”（四）“算法与筮法的结合”，在这里，池氏以秦九韶的大衍术为例作了较详尽的分析。总之，古代中国的数学发展有着很复杂的内涵，需要我们采取综合的观点来加以客观、平衡地审视。

2徐光启与晚明西学[3] 。晚明时期，随着西方学术的传入，中国的科学也开始逐渐转型和提升，逐步形成了“西学”这一学术派别；以具体的研究内容来说，“晚明的西学，涵泳着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神哲学、逻辑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美学和工艺学等。”作为晚明倾慕西方学术的一个杰出代表，徐光启即很好地展现了西学在晚明的广泛影响，徐氏所撰述的《农政全书》是古代中国农学的经典著作，这一事实是人所熟知的；除此之外，徐氏在中国科技史上还做出了两项重大贡献：其一，“推广甘薯种植”。众所周知，甘薯于明代时期传入中国，其世界史的背景是：“（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由美洲原居民、总称印第安人的各族，累积万千年驯化成的农作物，有两样经过西班牙殖民者占领的菲律宾，开始传入中国，一是烟草，二是甘薯。”其中，徐氏虽然对烟草并不热衷，然而对甘薯却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其深层原因在于：“徐光启看中这种原产热带的粮食作物的理由，当然不是它的营养价值居一切菜蔬之首，而是它高产，耐旱，耐瘠，耐风雨，抗病害能力强，这类特性都是中国传统粮食作物稻栗麦等不及的，也较诸同样原产美洲的马铃薯、玉米、花生更宜于推广。问题是甘薯不耐霜，能否在中国亚热带边缘以北成活，还有待实验证明。”面对困难，徐光启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创造性地处理该问题，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徐光启的农学原创性，就在于通过反复的实验，破除了‘风土不宜’的保守观念，先后在上海、天津引种甘薯成功。他的改良品种可说是科学认知与农艺技术双重创新的结晶。”总之，徐氏通过富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对明代之后中国的甘薯种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二，“力主引进‘红夷大炮’”。火炮在古代中国有着漫长的发展史，其中“红夷大炮”的引入与徐氏的积极活动密不可分：“徐光启从来自澳门的传教士那里，闻知‘红夷大炮’的威力，于是在自请练兵的同时，建议朝廷引进这种远程火器。”然而，明朝政府并未能积极引进这一有相当威力的武器，反而被满清当局充分利用，并加速了明朝的败亡。在这一项技术上，徐光启虽然未能达到自身的原初目标，然而，其对先进技术的高度敏感还是很显著的。总之，晚明时期，中国的科学有了逐步勃兴的趋势，虽然其后未能有广阔的发展，但从中亦可看出：中国学者之中较为杰出的人物面对即将兴起的崭新时代采取了积极应对的基本姿态。

3清代算学和历学的发展[4] 。由于西方科学的全面冲激，清代历算学产生了较大发展，其中发展的中坚，如所周知，是王锡阐和梅文鼎。历算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经历了数次的推陈出新，如梁启超的概括：“历算学在中国发达甚古，然每每受外来的影响而得进步。第一次为唐代之婆罗门法，第二次为元代之回回法，第三次则明清之交耶稣会士所传之西洋法。”明清之交，面对新知识的全面冲击，当时研习自然科学的中国学者们并未固步自封，而是保持着开放会融的积极态度。其中，王锡阐的一项杰出贡献为“自立新法测日月食”，除了技术层面的突破之外，王氏在历学领域亦有许多著述：“王锡阐著述除《晓庵新法》六卷外，尚有《大统西历启蒙》，隐括中西历术，简而不遗。”[5] 梅文鼎则以精力过人、学问博大为基本特征，一生撰著历算书八十余种。梅氏的著作可分为历学和算学两部分，其中历学部分又可区分为五类：（1）阐明古历法的书籍；（2）研究西域历法的专著；（3）批评《崇祯历书》的专著；（4）手订历志及关于历学之意见；（5）所创制的测算器及其图说。显然，梅文鼎对历学和算学的贡献涉及多个方面，其中较为重要的主要有两类：其一，“历学之历史的研究，自梅氏始”，即梅文鼎开始了对历学的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这对于澄清历学中的诸多混乱有着较高的价值。其二，“向来治历学者，多认为一种纯粹技术，虽黄宗羲、王锡阐似尚不免。梅文鼎认定历学必须建设在数学的基础之上。”其最终的整体效应是：“从前算学是历学附庸”，现在算学则从历学中独立了出来，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发展基础。从上文简略的叙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清代时期中国学者在历算学领域取得了丰富的进展，而这也是古代中国的科学传统与时俱新的一个生动例证。

4清代思想史重视认知传统的趋向。在中国思想史上，清代学术有着特殊的意义，如余所揭示的：“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全程来观察，清代的儒学可以说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更能重视知识的问题。就知识论而言，王船山已转而强调‘闻见之知’的重要性，认为‘人所未见未闻者不能生其心。’戴东原则更为彻底，断然提出‘德性资于学问’的命题。”[6] 即清代儒学高度关注客观知识的问题。众所周知，在儒学史中，清代学术经历了一波巨大的发展，即考证学的空前兴盛；从深层次来讲，这一发展的内在趋向是“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一股宏大思潮潜藏于清代儒学的整体行程之中。首先，我们需要厘清儒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德性之培养与知识之吸取二者间的内在关系这一中心问题，儒家学者们很早即意识到了二者间的基本区分：“自张横渠、程伊川以来，宋、明儒者多分知识为二类，一为‘德性之知’，一为‘闻见之知’。”[7] 基于此，我们不难明白：“客观认知始终构成儒学传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而在中国学术史上，清代则是对“闻见之知”最为重视的一个阶段；早在明代中叶，王阳明即有言：“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8] 至清初之际，王夫之亦说道：“见闻不足以累其心，而适为获心之助，广大不测之神化，无不达矣。”[9] 到了乾嘉时代，戴震则认为：“别有略是而谓大道可以径至者，如宋之陆，明之陈、王，废讲习讨论之学，假所谓‘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学问’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10] 戴氏又说：“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11] 总之，戴东原极力坚持知识的广博修养对于增进德性大有裨益的基本观点，以此为出发点，“东原根本不承认‘敬’可以有助于致知穷理。”作为乾嘉时代的另一位知识领袖，章学诚亦认为：“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12] 总结而言，自清初时期到乾嘉阶段，中国知识界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崭新的思想取向，即认定客观知识的广博积累是达到儒家成仁修身这一理想观念的必经之途。龚自珍对这一取向作了准确的概括：“入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学问。”[13] 即清代儒学以高度重视认知传统为其主要特征，并且得到了非常灿烂丰富的相关创获；因而，清代思想史自然可以成为今天我们重视客观知识的重要思想资源；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将儒学客观认知的研究对象从人文、社会领域转向自然科学领域而已；因此，我们应充分重视清代儒学的这一内在价值。关于清代学术的整体价值，梁启超曾说：“故清儒所遵之途径，实为科学发达之先驱，其未能一蹴即几者，时代使然而”[14] ，余先生亦概括到：“清儒所表现的‘道学问’的精神确是儒学进程中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历史的意义决不在宋、明理学的‘尊德性’之下。”这些看法自然都是很合理的；对于现代儒家文化来说，我们迫切需要从清代儒学中吸取必要的思想养料，进而推陈出新，将儒学的研究对象扩充至自然科学领域，这是当今学者们应积极承担的重大使命。[15]

5儒学的真理观。儒学自始即对某些客观事实的存在持尊重态度，虽然这些客观事实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领域；如孔子有言：“朝闻道，夕死可也。”[16]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孔子对某些客观真理的极力坚持。随着儒学的不断扩展与深化，学者们对真理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至南宋时期，朱子写道：“人物皆禀天地之理以为性，皆受天地之气以为形。”[17]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子对“理”的认识扩展至了生物界，扩展至了整个宇宙秩序；如所熟知，他认为“理”是宇宙秩序的根本原则。王阳明则认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18] 在这里，王阳明的看法反映了儒家学者对待客观真理的开放态度。上述各个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对待真理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儒学的基本组成部分，而长期的历史经验也充分地证明儒家学者对真理的追寻构成了古代中国政治、社会实践的基本要素；作为身处现代社会这一崭新社会阶段的个体，我们只是需要将儒学对真理的追求从社会领域扩展至更为广阔的自然领域。

然而，我们需要承认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古代中国的科学是不甚发达的；因而，尽管古代中国存在着上述利于科学发展的基本因素，但是，古代中国科学发展的粗陋状态表明其时亦存在着阻碍科学发展的若干重要原因；归结地说，造成古代中国科学发展不充分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四点：

    1巫史传统。众所周知，巫术在各个文明的起源早期都有着较为强烈的影响，其对各个文明形态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科学自然也并不例外。整体而论，巫术可以区分为具体技艺和情感部分两个方面，而东西方文明的具体形态与巫术的此二方面有着比较直接的关联；简言之，“西方由‘巫’脱魅而走向科学（认知，由巫术中的技艺部分发展而来）与宗教（情感，由巫术中的情感部分转化而成）的分途。中国则由‘巫’而‘史’，而直接过渡到‘礼’（人文）‘仁”（人性）的理性化塑建。”即西方巫术由于技艺与情感的区分而导致了其后科学与宗教的分离性发展；而中国巫术则没有发生技艺与情感的分离，因而，最终造成科学认知与人伦道德混而为一的基本状态。以数学的发展为例，继巫术阶段之后，数学在儒家文明中的表现形态为卜、筮，“卜、筮有一整套复杂繁难的技巧规范，特别是数字演算的复杂系统。”“筮的一大特色在于数字演算。卜骨中已有成组数字，数的出现意味着替代巫的狂热的身体操作活动。”[19] 即古代的占卜活动（如《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这种活动与政治人伦并没有彻底脱离关联；推而广之，古代中国的诸种科学门类都没有脱离与具体社会实践的关系，而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即是自身的独立性（如古希腊人研究得很精到的圆锥曲线，即与社会现实不存在任何的联系）；因而，与社会实践纠缠不清的古代中国科学的发展自然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巫史传统在文化领域造成的影响可通过古代中国认识论中的概念略窥一二：“中国古代哲学范畴（阴阳、五行、气、道、神、理、心），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其特点大都是功能性的概念，而非实体性的概念，中国哲学重视的是事物的性质、功能、作用和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元素和主体。对物质世界的实体的兴趣远逊于事物对人间生活关系的兴趣。”[20] 总之，在古代中国，无论是科学的整体特征亦或科学背后的认识论特征都有着较为严重的内在缺陷，这些内在缺陷对于科学技术的健康、长远发展是比较不利的。

2中西方科学的性质差异。

3下面我们以一个具体的例子，即《九章算术》一书，来剖析古代中国科学的若干本质特征。如我们所熟知，该书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左右，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数学专著。全书采用问题集的著述方式，收录了246个与生活、生产实践直接相关的问题，分为“方田”（计算几何图形面积）、“粟米”、“衰分”（比例分配问题）、“少广”（包括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商功”（立体体积计算）、“均输”、“盈不足”、“方程”（线性方程组）、“勾股”（利用勾股定理求解的各种问题）等九章。该书的内容包括了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完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提及分数问题，并且，亦首次对分数问题作了系统的叙述；同时，该书还首次阐述了负数及其完整的加减运算法则。总之，该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是一部数学杰作。然而，尽管有着上述的重要贡献，《九章算术》一书的负面特征亦比较显著；即其算法虽然抽象，但相互关系不甚明显，显得杂乱无章、零乱琐碎。与《几何原本》的系统分析方式相比，该书中记载的几何问题是较为粗泛的；如所周知，《几何原本》通过定义5条公理与23个概念，严密推导出了后面所有的48个复杂命题；而《九章算术》一书则没有引入必要的公理假设，也没有寻求其中收录的大量几何问题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中国古代数学与西方数学在起始点上即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几何原本》所讨论的内容是很浅显的；而且，《九章算术》与《几何原本》两部书籍讨论的具体范围亦大体相当（勾股定理是《几何原本》中最为重要的基本结论之一，《九章算术》亦有所认知）；然而，由于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差距，由于中国数学缺少抽象化、公理化这些关键的基本特点，导致古代中国数学后期无法深入发展，无法深入创新，这不能说不是古代中国数学的一大缺憾。如伟大的数学家陈省身所指出：“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这是中国科学的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到现在还存在，大家都讲应用，不注重基础科学，当然应用很要紧，但是许多科学领域基本的发现都是在基础科学。”[23]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未来中国的科学发展自然不应重蹈过往的覆辙。

4地理环境。与此同时，西方科学之所以自始即比中国科学高出一个层次，原因还在于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杂交融汇的混合产物；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文明充分吸收了埃及文明、两河文明中包涵的各种精华；即西方文明是三大文明的综合体，因而，它在某些根本特征上超出中国文化亦不足为奇。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即希腊与埃及和两河流域的距离都相隔不远，因而，希腊文明充分发扬了兼收并蓄的精神，如马歇尔所说：“他们（希腊人）在小亚细亚、马格那、格来细亚和希腊本部的无数殖民地在向他们扑来的新思想的影响下使他们的理想得到自由的发展；因为这些殖民地彼此之间以及和原来的学术中心保持经常的接触，彼此交流经验，取长补短，而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缚。”[24] 总之，古希腊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与逻辑学等学科之所以发展的较为成熟、深刻，希腊文化与其他文化间的广泛、深入交流自然是最重大的原因之一。

（二）   西方科学的兴起原因与过程

在梳理了古代中国科学发展的若干消极和积极要素以后，现在我们转向剖析西方科学的兴起根源以及具体的发展过程，这些科学发展的前因与整体行程，对于东亚社会来说，都有着较高的启发意义。

在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看来，西方科学的全面兴起有着社会层面的、更加深广的思想基础与影响，他说道：“科学上这种平静的发展，实际上把我们的思想面貌完全改变了。因此，以往某些例外的思想方式现在却在知识界中流传的极广，这种思想面貌的改变在欧洲的人民中已经缓慢地进行了许多年，最后爆发为一种科学的飞跃进步。”[25] “这种新思想方式甚至比新科学和新技术更为重要。”而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即是对一般、抽象原理的深刻兴趣，即“以上所谓现代思想的新面貌，就是对于一般原则与无情而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对详细事实的这种热烈兴趣，以及对抽象结论的同样倾心就构成了现代世界的新奇观。”总之，科学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生长的事物，它有着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同时，伴随它而来的特定思维方式又反作用于社会发展本身；因而，我们对其兴起的根源探究亦需要在更加广阔的思想视野中加以审视。

在怀特海看来，现代科学的兴起背景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希腊悲剧的影响，“他们（希腊人）认为宇宙的结构方式就像一出戏剧中的情节那样，完全是为了体现出一般观念都归结到一个目的。”“自然是一场戏，每件东西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思想中的命运。”总之，希腊悲剧中命运的不可抗拒性转移到自然科学领域即成为自然规律的不可改变性，如前所述，这一信念属于现代科学精神的中心部分。第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熏陶，“经验逻辑与经验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如何把严格肯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了欧洲人的心中。”“欧洲思想的这种倾向……只有一个来源，即：中世纪对神的理性的坚定信念。”“每一种细微的事物都受着神视的监督并被置于一种秩序之中”，“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即神学的长期熏染也强化了欧洲人对于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的存在性的坚定信念。第三，对自然界中事物的直接观察，“中世纪后期自然主义兴起之后，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最后一种成分也就深入了欧洲人的心中。这就是对自然界物体与事态本身发生了兴趣。某一地区天然的树叶曾被雕刻在一个偏僻地点的后期建筑上，其目的只在于表示对这些常见的物体所发生的兴趣。”即科学发展仅仅有对抽象结论的热爱是不够的，还需要对自然界中的众多经验事物进行比较系统地观察，而自然主义的兴起使得对自然事物的深入观察蔚然成风。在这三个方面的文化背景的共同影响之下，现代科学的产生也就成为瓜熟蒂落的一件事情。总之，科学的兴起需要放置在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整体背景中加以考察，而东亚社会也应当从现代科学的文化背景中吸取充足的思想养分。

（三）关于工业训练的若干问题

自古以来，工业训练和技术教育这个重要而富有魅力的主题即引起过诸多领域的学者们的细密探究。

对于工业教育，即不同于普通教育的专门教育来说，它具有其自身的内在意义：“工业教育的发展已可纠正它的缺点；其目的在于：第一，使人对两眼和手指能一般的运用自如（虽然已有迹象表明，普通教育正在接管这种工作，而它属于普通教育是适当的）；第二，传授对特殊职业有用的、而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很少适当地学到的工业技能和知识以及研究的方法。”然而，工业教育也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内在缺陷：“工业教育的最大弱点之一，就是它不培养对称的感觉和化繁为简的愿望。英国人在实际的经营之中养成了摒弃抵不上所花费用的机械和制造方法上错综复杂的才能，而美国人甚至更有过之，这种实践的本能往往使他们能在与学问好得多的欧洲大陆的对手之竞争中获得成功。”需要补充的是，马歇尔认为，生产实践本身可以弥补工业教育中的某些不足。

当然，技术教育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它同时也是教育学中的根本主题。关于这一饶有兴味而又意义重大的问题，怀特海曾做出过较为系统的阐述。怀氏首先提出了一个总体的理想：“‘那是一个国家，其中工作就是娱乐，娱乐就是生活。’这是技术教育的理想。”“我们的国家目前迫切需要大量有技能的工人、有创造天赋的人才和关注新思想发展的雇主。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培养喜爱自己工作的工人、科学家和雇主。”即怀氏认为，培养工人、雇主等对自身从事工作的浓厚兴趣在技术教育中有着根本的重要性。

其后，怀氏强调了首创精神的重要性和广阔性：“教育必须超越以被动的方式接受他人的思想，必须加强首创精神。遗憾的是，首创精神并不仅仅意味着仅仅获得一种首创精神：有思想上的首创精神，行动中的首创精神，还有艺术中充满想象力的首创精神；而这三个方面还需要有许多分支。”质言之，我们需要对人类的首创精神持有足够宽广的理解，它其实在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都能显现出来，因而，它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

怀氏也同时强调了科学教育的深层价值：“在传授科学时，应该传授思维的艺术：即形成适用于直接经验的清晰思维的艺术，凭直觉领悟一般真理的艺术，检验先见能力的艺术，以及将普遍真理推广运用于具有某种特殊重要性的特定情况的艺术。”在这里，怀氏提醒我们，科学带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知识的扩展，它训练的还是一种有序、系统、清晰的思维方式，而这种经由严格的训练培养出的高层次思维方式可以转移到其他任何一个领域；因此，科学对学生的益处是多个层次、多个方面的。与此同时，怀氏也很坚持广博教育的重要性：“受教育者接受训练的范围应该比他最后掌握的专业更广泛，他因此而获得的适应各种不同需要的能力将对工人有利，对雇主有利，而且对国家有利。”在某些情形下，教育机构会采用比较功利的课程设置，这对学生的终生成长是较为不利的，而通识教育则能扩展学生们对于人生、社会、宇宙与知识等基本事物的整体理解。

（四）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状况

尽管中国科学有着上文第（一）部分所论述的一些本土精神资源，然而，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过程是较为曲折的。据的分析，自1600年至1900年，主流的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科学抱持拒斥的基本态度，其中包括荒谬的“西学中源论”（以今天的现代视角来看，这一观点自然相当荒谬，但是，当时的大学者如梅文鼎、戴震等都支持这一理论）。[30] 1840年之后，中国政府和民间面对现代科学的基本态度开始逐步转向，然而，仍然问题重重；如杨先生论述道的：“这些年月里（1840年-1900年），似乎每一次大灾难都曾导致清廷尝试少许现代化的措施，然而，通常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然后总是因为短期内不见成效而被放弃。例如自1872年起每年皆送了30名男孩去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佛（Hartford）镇上小学和中学。可是在1876年，这项措施遭到了抨击，终使全体学生在1881年被召回国。”从这一具体事例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这样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形态中想做出一些基本观念的调整是很艰难的。

自1900年起，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政府、知识界和民间终于意识到了科学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开始急速引进现代科学。首先，中国科学发展的前提自然是在文化上接受科学精神的洗礼，此时，知识界的反应终于转向积极，譬如，陈独秀说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31] 在这里，陈氏显然已经对科学表示高度之尊重，这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态度。

在20世纪上半叶期间，我国出现了大批高质量的研究学者。以物理学为例，吴大猷（吴先生在原子和分子理论、散射理论和统计力学等领域尤为专精）、周培源（周先生因在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两个领域的优美工作而驰名于世）、叶企孙（叶先生的一个杰出贡献是使用精巧的X射线实验技术测定了普朗克常数）等重要的物理学者都在此期间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做出了自己的原创性贡献。以数学为例，姜立夫（如所周知，姜先生专长微分几何）、陈建功（陈先生在三角级数、复变函数等函数论领域作出了精致而深刻的贡献）等重要学者也在此期间获得了博士学位。在1900-1950年期间，中国培养的最优秀科学学者无疑是陈省身，陈先生于1943年完成了历史性论文《闭黎曼流形高斯-博内公式的一个简单的内蕴证明》，为整体微分几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两年后又完成了基本性的论文《Hermitian流形的示性类》，在其中引入了如今影响极广的Chern类；陈先生的这两项伟大贡献自然是科学界所熟知的基本事实。（当然，这两项贡献远远不能概括陈先生一生工作的全部精华，陈先生的Chern-Weil理论以及Chern-Simons、Chern-Moser理论等工作亦是极为重要的。）

总之，在知识界的整体态度、制度层面的具体措施以及顶尖学者的培养等三个基本方面，近代中国的科学都开始出现大量的积极因素，在这些有利因子的综合作用之下，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迅速展现出蓬勃恢弘的气象；由于现代科学的全面渗透，我们这个沉闷守旧的古老文明也第一次焕发出了崭新的现代面貌；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将这一段历史放在中国思想史的整体架构下去审视，可能会更加别有深意。

对于科学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杨先生曾写道：“做科学工作其实并不困难。必要的条件……可以概括为才干、纪律、决心与经济支援四项。”而杨先生认为，中国既有众多天资优异的学生，又有儒家文明所传承的刻苦不息的精神，并且，知识界对科学的抗拒心态也已经被彻底扫荡，最后，今天中国的经济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四项基本条件决定了中国的科学在未来将会有较大发展。因此，下面我们自然需要对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的整体状况作一番清理。

（五）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

如所周知，当代中国科学界的整体成绩是较为有限的；由于我最为熟悉的是数学领域，因而，下面的论述将会以中国数学界的发展状况作为主体。

首先，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的基本状态是研究人数较多，而顶尖学者较少。有如数学教授陈恕行所指出，1970年代以前，中国数学界的整体生态类似一个锐角三角形，即钻研数学的人员不多，但尖子、卓越学者较多；而1970年代以后，中国数学界的整体生态则类似钝角三角形，即以数学为事业的人数大增，然而，尖子生、顶尖人才则较少。在数学领域中，中国80年代的留学生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有田刚（工作主体是复几何领域）、彭实戈（工作集中在随机导向微分方程领域）、林芳华（主要研究领域为偏微分方程）、励建书（主要研究数论、群表示领域）、刘克峰（主要研究微分几何领域）、阮勇斌（主要研究方向为拓扑、微分几何）等。90年代的留学生作出的整体贡献要逊色于80年代的留学生，其中较为杰出的数学研究人员有万大庆（他并不太为人所知，研究领域是数论）、沈维孝（专攻动力系统领域）等。而2000年之后，中国留学生之中较为出色的后起之秀是许晨阳、张伟、恽之玮（他们的研究领域都是代数几何）等。与80年代的留学生相比，中国90年代和00年代的留学生的学术贡献有较大的下降；其中的主要原因大概在于，80年代的留学生较为专注、刻苦，而90年代之后的留学生由于网络的普及、生活情趣的广泛（如观赏电影、网络游戏、四处旅游等）以及性格深度的降低，因而，专注和刻苦程度有了较大的下降。（这一事实也充分证明：对理工科领域的从业者来说，勤奋和成熟的性格是取得重要成绩的基本要素）

第二，教育行政化也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应试教育制度对我国的科学发展亦有一定的影响。与国外的探索式教育相比，应试教育会产生如下的基本问题：1由于应试教育依靠的是大量做题，靠的是机械式记忆，而不是学生的主动理解；因而，学生们所学到的知识都不具备生命力，无法有机地融入他们的知识体系。2由于应试教育的答案都是高度标准的，不能存在多样化的答案；因而，也限制了学生的发散式思维。3应试教育的问题都是试卷给定的，因而，学生们没有自己提出问题的机会和心智体验；造成的结果自然是，当他们进入独立研究阶段时，往往不会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而提出问题的能力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往往具有巨大的作用。4应试教育使得学生无法有效地辨别自身的兴趣；因而，在步入本科阶段选择学校时，学生们无法选择自身最为感兴趣的领域。总之，应试教育具有较多的负面效应，对我国的科技进步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一基本事实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六）当代中国的技术发展[1]

在考察了当代中国科学界的一些具体状况之后，现在我们将分析视角转向当代中国技术界的若干现状。

有如大家所熟知，当代中国的技术界，即制造业是较为落后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处在中心区域，韩国、台湾等地区处在产业链的外围，中国则处在更为外围的部分。我们的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只是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厂以及技术水平较差的国产汽车等公司，在核心技术这一层面是较为缺乏的。整体而言，在机械工程、电子工程等很多的技术领域，我国与世界顶尖水平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汽车领域，中国的核心技术在过去20年间进展不大，我们一直以来所期望的“市场换技术”这一目标迟迟无法实现；在计算机领域，我们至今也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重要的编程语言（C++、Java等）、编译器、操作系统等；在机械领域，我们虽然是制革大国，但我国的制革机械基本依赖于对德国的进口。由于核心技术的匮乏，造成的一个直接问题是技术落后导致的劳动生产率过低：中国现在有2.6亿农民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农民工都很勤奋，都有着坚韧刻苦的精神；但是，他们所能从事的只是一些低端的工作，因而，这些辛勤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很少的；我们非常缺少诸如微软、Google、苹果这样的高附加值企业，而高附加值需要以尖端技术为支撑，只有高附加值的尖端技术才能真正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在这里，三星的例子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迪，三星所以能够在智能手机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就是因为其是唯一一个在智能手机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有自己产品的公司，它的硬件实力甚至在苹果之上，有自己的众多专利（主要包括手机液晶屏、闪存、处理器、摄像头等关键零部件）。三星这一案例的启示是很明显的：核心专利、核心技术在一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在这个方面，华为、中兴等公司是较为出众的，在电子信息产业的中端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所以未能掌握核心技术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着一些整体性的制度缺陷，这些缺陷至少包括以下五大基本方面：

除了制度层面的缺失外，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亦存在着一些思维上的普遍误区：

除了上述管理制度、思维认知中存在的较大问题之外，造成中国社会技术较为落后的原因至少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技术基因不足。中国的科技落后与文化传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我们的文化即不太讲科技[2] ，而是将心智的兴趣集中到了人际关系领域；时至今日，我们中国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下酒场、混社会，都在酒场里喝酒吆喝，能够静下心来长时间钻研技术的人凤毛麟角（譬如，如今中国从事推销行业的报酬较为丰厚，有人即说，中国有不少聪慧的人进入了销售行业）。我们中国企业很少能够达到德国、日本的某些企业的精益求精的精神，在某个具体的技术上，连续投入百年以上的时间和注意力坚持进行研发；譬如，德国的一些专门研究订书机的企业，仅仅在订书机的钉头方面就研究了超过一百年。相比之下，我们较为缺乏这种在技术上严谨实干的基本态度，我们中国人都想赚快钱，私营企业的业主有了一定赢利之后，都会转向投资房地产等领域，而不能在自己原有的领域里长时间地坚持，我们的企业主也很少有打造百年老店的志愿。（当然，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追求赚快钱的浮躁心态只是整个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比较急功近利的一个具体表现）总之，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的文化传统确实有着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状况较差。

第三，模式化程度不足。西方高新技术企业是利用麦当劳这样的标准化工序来进行研发的，而国内公司的研发却类似中国餐馆的经营模式。我们的研发人员类似中国餐馆里的大厨，做研发的过程类似炒菜，而不像是在研发高新技术。于是我们看到如下的整体研发图景：在中国餐馆（高新技术企业）里，老板给大厨（研发人员）打工，炒菜（做研发）没有标准化的工序，迷信大厨（研发人员）的手艺，大厨（研发人员）的手艺（技术）直接影响餐馆（公司）的成败，大厨（研发人员）走了，餐馆（公司）就可能关门；餐馆（公司）无法积累、复制大厨（研发人员）的手艺（技术），这样，中国餐馆（高新企业）就永远达不到如同麦当劳（微软）一样的全球性企业规模。模式化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特点，比如汽车行业，关键零部件是发动机，而发动机的生产就是要建立一个标准化的流程，然后不断积累生产数据，不断调适，通过积累大量的生产数据，自然就能够制造出高质量的发动机。因而，高新技术企业无非是一个在标准模块下不断积累经验的结果，而我国的企业则没有这样明确的战略意识，只是依靠偶然性来生产出个别的成功产品。这一核心管理、生产思想的缺失是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企业在如何建立标准化流程方面需要下大力气来解决。

                          。

[1] 《中国算学之过去与现在》，收于《陈省身文集》,，页17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见《中国的思维世界》中的论文《术数学》，页115，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本段其后的引文皆见该篇论文第115-121页；在此，笔者的阐释较为简略，读者如对相关内容感兴趣，可参考池氏此篇严谨清晰、富有创见的论文。

[3] 本段的引文参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收录的论文《徐光启与晚明史》，页103-121，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本段的引文参见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一章，页158-168，东方出版社，2004年。

[5] 王锡阐的其他历学著述可参看梁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第十一章，兹不赘述。

[6] 《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三联书店，2000年。本段的阐释从这一名著中的自序部分和内篇的第三章中吸取了大量养分，余先生在第三章中的论述清晰而坚实，引用了较多的经典资料，虽略显简略，然而，其中心精神已是很清楚的。

[7] 《论戴震与章学诚》，内篇，第三章，页18-34。

[8] 《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9] 转引自《论戴震与章学诚》，页22。

[10] 转引自上书，页24。

[11] 《孟子字义疏证·理》。

[12] 《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二”：“博约中”，页161，中华书局，1983年。

[13] 转引自《论戴震与章学诚》，页34。

[14] 《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页10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5]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亦分析了清代思想史的若干特征，他突出强调了清代儒学的经验主义性质，即清代儒学研究的皆是一些经验性的命题，而不是某些抽象的一般原理，对这一点，他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这种专注于实际而不是原理的经验论与科学的关系究竟如何？由于它与近代科学反对排斥经验主义或唯理性形而上学的发展潮流相一致，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与科学是相吻合的。”然而，他也同时指出了清代儒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在培根（还有笛卡尔）看来，使人们成为自然科学家的不是他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而是他们向自然界提问的能力；知识只有通过回答问题才能获得，所以要获得知识，首先必须有一个合适的能在正确的法则下追问的问题。”“只要认真的考察一下他们（清代儒者），并‘以事验书’，就会发现他们很少系统地提出问题，因此也不能找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他们从未像培根那样渴望‘在经验与理性之间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合乎逻辑的联盟’。”即列氏认为清代学术虽然重视经验，然而，科学发展既需要经验材料亦需要不断地发问，即人类的理性精神，清代考证学派在后一方面的缺失是导致科学未能在古代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列氏的分析视角与余先生有些差异，也可丰富我们对清代儒学的多角度认知。详细的讨论见《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一卷，第一部分，第一章，页5-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6] 《论语·里仁》。

[17] 《朱子语类》第一册，卷四，页57，中华书局，1986年。

[18] 《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19] 本段的引文可参看《己卯五说 历史本体论》收录的论文《说巫史传统》，页156-188，三联书店，2003年。

[20]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收录的论文《孔子再评价》，页32、33，人民出版社，1985年。

[21] 本段中的引文参看《中国文化史通释》收录的论文《环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页165-183，三联书店，2012年。

[22] 如陈省身所言：“这种注重应用的态度使中国算学不能产生一部有系统的著作，使中国算学只包括一群零星的结果，不成为近代意义下的算学。”见《陈省身文集》里的文章《中国算学之过去与现在》，页177、178。

[23] 参见《陈省身文集》收录的文章《什么是几何学》，页268。

[24] 《经济学原理（下）》，附录一，页445，商务印书馆。

[25] 本段和下一段的引文见《科学与近代世界》，第一章，在此，怀氏的分析或许有些过度重视“自然规律的普遍必然性”这一文化背景，但其丰富的视角则显示了哲人的宏识。

[26]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

[27] 本段的引文参见《怀特海文录》收录的论文《第一次物理学综合》，页171-189，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一次物理学革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只是在怀特海这样深刻的思想家的笔下，还是发掘出了其中蕴藏的一些崭新的深层次的思想精华。

[28] 《经济学原理》，第四篇，第六章，页222-235，商务印书馆，1964年。

[29] 本部分怀氏的具体分析可参看《技术教育及其与科学和文学的关系》，收入《教育的目的》，三联书店，2002年。

[30] 

[31] 

[32] 本部分的分析从郎咸平著《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导言部分中汲取了大量的灵感和养分，特此致谢。《科幻》一书由东方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

[33] 可参考梁启超的论述：“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旧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研究，不能为讳也。”《清代学术概论》，页104。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