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因为自己老了，总是怀念过去的时光。
喧嚣的美丽新世界并不比寂寞的旧时光值得眷恋，就像千篇一律的中国古镇，貌似光鲜典雅，实则底蕴尽失，残存的文化气息已经湮没在无序的商业烟火之中，霓虹闪烁里再也寻觅不到一丝传统文化的明媚。
社交软件将世界进一步微缩，也得以让每一个不甘沉默的人如愿以偿，在微信与陌陌织就的时空舞池里载歌载舞。
我们像一只只虔诚的蜘蛛，焦虑地爬行在五色迷目的网状世界里，求关注，博眼球，彼此问安，相互扯淡，派送心灵鸡汤，传播养生秘笈。
我们沦为垃圾信息的收发室兼播放器，在纵横交错的圈子里不断升级上位，尽享香艳的格调与小布尔乔亚情怀。
我们健忘而喜欢热闹，所以用不了多久，就会习惯性地忘掉在思想的发源地上空，还罩着一口铅灰色的穹顶，于是继续歌舞升平，按照Q老师的心法品味鸡汤苦练秘笈。
金庸先生圣明，几十年前就已经预言了秘笈的最高境界都是葵花系的。
世界日益喧嚣，我什么也听不清，只好蜗居在沉默的大多数里，逃离一切虚与委蛇的纠葛，过简单随性的日子，做回安静的自己。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以选择很多活法。当然，这个选择权并不能完全自我掌控，一定会被时代背景和成长环境所桎梏。
余华通过小说《活着》来描摹一种无尽的苦难，一种面对此起彼伏的死亡浪潮时崩溃欲绝的生存状态，来证明没有比活着更美好也更艰难的事情，所以“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但在君特·格拉斯的《锡鼓》里，因为感觉生存的世界太过荒诞，主人公小奥斯卡就决心永远做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而作者也善良却近乎荒诞地让他逃避现实的梦想得以实现。
我们当然无从决定自己的命运，无论是像《活着》般血淋淋的苦痛，还是如《锡鼓》样乌托邦的浪漫，都超越了我们掌控的范围，唯独是否以沉默面对世界，却是能够自我主宰的。
王小波将沉默定义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而将话语定义为一种权力，并委婉地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要挖空心思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争夺话语权”，因为“话语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想要证明说话者本身与众不同，是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
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不得不选择沉默，往往是因为话语圈已经沦落到极度无趣，进而对话语权失掉了最基本的欲望，因此不屑于发声，所以“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
但是沉默的大多数，偶尔也会产生窒息般的恐惧。犹如潜艇里的兵卒，虽然并未遭到深水炸弹致命的威胁，但对暗无天日的耐受力也是有极限的，在深海里压抑太久了，必需浮出水面吹风透气晒太阳，否则“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后果都很严重。
所以，为了卑微地活下去，我也必须调整一下休眠的姿态，于是就有了这本杂文集。
《人生如赴一场夜宴》与社会责任与民生疾苦无关，完全是一个凡夫俗子的自言自语和自娱自乐，间或流露些许滚滚红尘中的烟火气息，主题凌乱到已经找不到什么主题，忽而感慨人生苦短浮生若寄，忽而顿悟亲情友情弥足珍贵，再不然就是闲云野鹤流连山水，一边享受身为父亲的天伦之乐，转回头就去骂几句娘。
但是刻意骂娘并不能让这本书变得更加有趣，读起来其实还可能近乎枯燥，因为写书的人一贯呆板无趣，思维简单，而且已经好多年没有读过一本像样的书了。缺失了灵感的护佑和文学积淀的支撑，造出来的文字难免沦为无米之炊，既做不到色香味俱全，更无法诱人前来充饥。
《我的精神家园》里有一个谐趣的故事，说古时候有位公子，自诩为苏东坡的崇拜者，有好事者问他，你是喜欢老苏同志的诗词呢，还是更喜欢他的书法？这厮不屑地回答，我勒个去，说啥子么，本公子只是对东坡肉情有独钟……东坡肉皮薄肉嫩，肥而不腻，真的是好好吃耶。
《人生如赴一场夜宴》既无佶屈聱牙的典故，也无高屋建瓴的观点，所以，读这本书无需喝鸡汤练秘笈的资格证书，只要茶余饭后酒足饭饱，有闲暇即可。如果有朋友说这本书能闻到一星儿油烹小虾或是鱼香肉丝的味道来，我发誓会视为对写书人莫大的鼓舞。
一言以蔽之，这本书像极了跳蚤市场，倘若闲来无事抱着舒筋活血的心态还可以逛一逛，若是想淘得什么货真价实的奇珍异宝，那就不如干脆绕道走开。
罗素在《幸福之路》中举了几个忍受寂寞的例子。
比如说，苏格拉底的一生多半是默默无闻地和克珊西比一起生活；康德也从来没有到过何尼斯堡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达尔文在周游世界之后，余生都在自己的家里度过；而马克思则是在不列颠博物馆里消磨掉几番革命后的余生。
这位哲人据此得出一个近乎结论的观点：“平静的生活是伟人的特征之一，他们的快乐，在旁观者看来，不是那种令人兴奋的快乐”。
但这些既无法证实更无法证伪的历史故事颇不能让我信服，我宁愿这些为人类作出卓越贡献并影响到历史进程的大人物，都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不是寂寞枯燥地走完人生旅程。
罗素甚至认为，孩子在童年时代就应该培养忍受单调生活的能力。“太多的旅行，太多的形形色色的感性东西，对青少年并没有好处，因为这会使得他们长大以后缺少忍受寂寞生活的能力，而唯有寂寞才能使人有所创造。”
这个观点更引发了我与罗素先生激烈辩论的冲动。
首先，我并不想自己的孩子做一个伟大的苦行僧，而宁愿她去过无忧无虑轻松快乐的日子，因为创造性的思维与睿智的头脑并不一定能给自己带来快乐。
其次，广大可怜的中国父母们大约也不会答应自己的孩子都去度过一个寂寞无趣的童年乃至一辈子。有所创造不应该成为高悬在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只可惜，与罗素先生辩论到面红耳赤的冲动无法得到满足，我只好躲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吹胡子瞪眼生闷气。
王小波也认为，从话语的状态中学不到什么人性，从沉默中却可以。当然，他的所谓沉默与罗素先生所说的忍受寂寞，从概念到具象表现都不完全是一回事。
但我相信，在现实生活里堪于忍受寂寞的人，一定是沉默的大多数里的中流砥柱，就哲学意象而言，二者的观点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
乡下长大的小屁孩儿们都知道，每逢过年的当口，不管多么破败不堪的柴扉，照例总要贴一对儿持鞭抱锏的门神兄弟，一来图个吉利，二来起到金玉其外装点门面的妙用，虽然屁孩儿们未必晓得秦叔宝与尉迟敬德是何许人也。
王小波与罗素虽未必情愿，无奈被我煞费苦心地挂在了自家的门前，为的就是不但样貌上庄重，而且能让路过的人看花了眼，以为这门里定然供着需仰视才见的金科玉律。
躲在门里面的人窥见了，晓得障眼法已经奏效，不但虚荣心得到满足，高悬在嗓眼儿的心也可安全落回肚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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