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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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和所有的亲人)

1

父亲离开我104天了。我很想把关于他和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记录下来,但迟迟动不了笔。感觉上,我从未和他真正走近过。作为他最小的女儿,对此我有些耿耿于怀。他的身上,总留有我看不透的“神秘”,更不耐烦他“说一半留一半”的深沉。真的,“父亲的心事”你别猜,猜来猜去你也不明白。这是我们姐妹公认的。就连他的离开,也是隐晦的,让我们猝不及防。我常常觉得他就那么不远不近地看着我,包括为他焚烧大堆纸钱的时刻。他走了,倒让我更迫切地想去读懂他,读懂他命运多舛的一生。

父亲有六个女儿,我是老幺。我出生于70年代,和大姐相差11岁。据说那会已经开始“消灭小三儿”了,但计划生育政策在我们老章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父亲兄弟四个,姐妹三个,唯独他没有一个可以顶立门户的儿子,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儿女双全的骄傲。这也成为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后来他也找到了一个叫他爸爸的儿子,但我猜想,以他的性格,遗憾只会更深。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母亲为此受尽委屈,后来的病逝不能说与此无关。

母亲去时,44岁,我只有8岁。对她的印象除了相片中两条粗粗的麻花辫子,就是卧病不起,其余大多淡忘了。

姐姐说,母亲始终是忧郁的,却没见她落过泪。她有知识、有文化,能吃苦、又好强。她让我们姐妹早早接受了启蒙教育,为我们的未来奠定了基础,又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挣扎着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

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是怎样结合的。但不管原因是什么,大约不会是什么浪漫使然。从未听父亲讲述过母亲只言片语,反而常听姐姐们感叹“如果妈还活着……”如何如何,既是怜惜她的命薄福浅,也是对我们过早失去母亲的自怜自叹。

我对母亲最后的印象便是昏暗堂屋里冷冷的棺材,不记得她的容貌,只知道躺在里面的是她,还有当时匆忙来去、料理丧事的父亲眼里隐忍的泪。我记得当时我哇哇大哭,可能已经朦胧感到了没妈的诸多艰难,以致后来每每看到有妈孩子的幸福,便酸楚地想起那个场景。

2

我的家乡章家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子。经过我并不靠谱的考证,说是最早来此定居的是个章姓秀才,所以村名如此。村子很小,百余户。因地势分为上坎儿和下坎儿。我家位于村子中央,临主街。我们老章家因为人丁兴旺,在村中占有绝对优势和一定威望,但于我家贫困的现实无补。

劳动力的不足和常年患病的母亲,使我家年年背负生产队的“饥荒”。家族的嫌弃,甚至袖手旁观更让那时父亲的脸终日“阴云密布”,直到80年代中期还完欠债才现“转晴”的迹象。

儿时的我,啃着窝头就咸菜,街头疯跑,每每听见街坊奶奶喊:“二头,吃饭啦……”才默默看着小伙伴“飞”回家,自己则悄悄溜回灶屋,看看有没有留给自己的饭菜。

最尴尬的是,碰到小伙伴正和家人吃饭。面对他们明显客套的张罗,“吃点儿吧”,我总是偷偷咽下口水,果断地拒绝,而且固执地去院子里等。虽然眼馋,但我的自尊告诉我,“不能吃”。所以,我在长辈的眼里早早就很懂事,起源自然是他们几乎不会在用饭时间被我打搅。

初中二年级时,我第一次拿到了过年的压岁钱——10元,我用它买了一件茄克,彻底结束穿"剩落儿"的历史。我还记得那时父亲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他的话语现在想来与领导讲话颇为相似。大意是,你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家庭做出了贡献,帮家里还清了外债,这是对你们的奖励。潜台词大概就是,你们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压岁钱是我们姐妹为村里的合页厂擦合页挣来的,就是用砂纸把合页表面打磨光滑。

学前的我是自由的,终日游荡。陪我玩的不是姐姐,她们没有多余的时间管我,家务和农活已经让她们焦头烂额了。很幸运,我在这样的家里却几乎没有干过活儿。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时回家报到,至于我都做了什么,不曾有人在意。大约是我太乖巧了,惹不出什么事来,给家里添堵。的确,我也真的没让家里操过什么心。

我就按着生活安排好的路线,慢慢长大。曾经自以为的蜿蜒曲折辛酸委屈,再回头时都已茫茫无所踪迹。我凭着天生的乐观与豁达,当然还有聪明,赢得了家乡几乎所有老师的喜爱,所有同学的尊敬,最终走出家乡的小天地,来到县城其实并没那么大的大世界。

我的生活不能说完美无缺,但也水到渠成。和儿时的伙伴相比,我已习惯了他们羡慕的眼光。但我没有得到过来自父亲哪怕一句的鼓励和肯定。这是我的隐痛,也是我们姐妹的隐痛……

3

小时候,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父亲想尽了办法。作为唯一的男劳力,父亲却是不下地或出工的。他高小毕业,算是学历很高的。而且还教过几年书,母亲曾和他同校任教。我记事时,父亲已经不是老师,而在一个乡镇企业上班,挣工资。业余,他还养过蜜蜂、蚯蚓、鹦鹉,种过瓜蒌、烟叶等等。只要觉得能赚钱,他都愿意去尝试。聪明若他,早知“土里刨食”近乎饮鸩止渴,不如另谋出路。母亲去后十年里,父亲一直没有再娶。我想象不出他当时的所思所感,只能从乡亲们感慨他“又当爹又当妈”的话语里,体会到无限的辛酸与艰难。

姐姐们也是早早尝到了生活的苦涩,挑水、下地、喂猪、垫圈……,脏活累活都得干。但对于她们而言,倍感折磨的不仅是无休止的体力透支,还有父亲隔三差五的“政治课”。

下班后,父亲总是要屋里屋外忙上好久,反复呼叫”爸,吃饭了……“,他才会默默坐到桌前。酒杯一端,就像上课铃响。父亲马上进入了老师角色,滔滔不绝述说人生的道理。据姐姐回忆,她们各个都须坐得直直的,即使挨着被垛也不能靠,完全是上课听讲的姿态,“大气也不敢出”。父亲则总是一脸的阴沉。至于都训斥些什么,大多忘记了,只有一句话印象极其深刻。父亲说:“我说煤球是白的,它就是白的”,可能意识到话说得太绝对了,马上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们认为煤球不是白色儿的,过后儿可以跟我说‘爸,这煤球不是白的,是黑的’”。我更记不得他曾经都讲了什么,只记得姐姐们一个个闷着头匆匆划拉着碗里的饭,然后以种种非常合适的借口离开。比如:学习、干活儿。一顿饭下来,我往往是最后一个陪他的人。酒喝得差不多,他好像才意识到听众只有我了。便放下酒杯,不再说话,开始吃饭。这与姐姐的描述有些不同,但那无比压抑的氛围和父亲永远阴郁的脸色是一样的。

现在想来,当年父亲那些似懂非懂的话尽管是说教,难说对以后的我们没有什么影响。至少他教会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煤球在父亲盛怒之下,可以是白的,在父亲理智回归时,自然是黑的;所以,没有绝对黑色的、或者白色的煤球,这就是辩证法、是哲学。呵呵,我是不是有些“青出于蓝”了呢?

小时候很困惑,父亲为什么那么能说,为什么有那么多话可说。生活重压之下,对我们那是说教,对父亲无疑既是倾诉也是宣泄,还有几分恨“铁”不是“钢”的无奈。

4

我们姐妹当时各个身材瘦小,生产队的工分争不过别人,但学习成绩都是出类拔萃,颇有几分书香传家的韵味。我窃以为是祖先的恩泽眷顾了我家,让我们姐妹因为知识走上人生正轨,不但没有辱没先人“秀才”之名,反而常为乡人”羡慕嫉妒恨“的眼光所扫射,乃至母亲坟上长出的一棵树莫名被人砍断。

前两年,我曾听父亲自己亲口说过,此生做过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姐妹都读书识字了。他那时虽然承受了极大的生活压力,但每到毕业考试的关键时刻,总是说:“你们能上到哪,我就供到哪……”。这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而我们姐妹大多乖巧地早早放弃了学业,打工挣钱贴补家用,除了我。从姐姐们的话里,我知道当时的父亲有些心口不一,不然他完全可以替姐姐们做出人生的重大决定。可惜,父亲没有。他之所以这样讲,完全是为避免我们将来的埋怨。长大以后,我也见识过父亲的这一点点隐藏的狡黠,顿有一种“爱不能爱、恨不能恨”的纠结。但之后,还是会自觉地满足他潜藏的意愿。这就是父亲的魔力。

说也奇怪,我叔伯家的孩子虽然各个身强体壮,但学习成绩实不敢恭维,也是早早弃学。但我们姐妹对书本上的知识都是自然的内化于心、自然地应用到了生活之中,而他们曾经学到的点点滴滴,似乎渐渐丢失在生活里。这让父亲有些痛心。骨子里,他是希望老章家如他们那辈一样,由男丁牢牢占据村中不可撼动的地位,无论是经济还是口碑。但他对侄子们的发展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也就掌控不了他们的未来。虽然当时我年纪小,但我懵懂意识到这一点。从他看侄子们的微笑里,我看出了他的渴望;也从他一次次叹息里,读懂了他的失望。每当我看到他对族中某个哥哥的错误或恨、或怒的程度犹胜于我们姐妹时,我的心底便隐隐生出一点点得意。

在农村,双亲去世,要由儿子打幡。若是没有,便从同族的晚辈里选一个。这个被选中的人,将参与未来遗产的分割。那使我第一次意识到男尊女卑的厉害,意识到父亲的心事有多重。想到这一点时,我对父亲莫名心存感激,只为我刚出生时,没有被他扔掉、送人或者干脆掐死。这些情节电视上常有。而我也听说过,若不是母亲的坚持,我或许已经成为别家的宝贝女儿,而他会换来一个宝贝儿子。现在想来,当时已经有了五个闺女的父亲,在看到我的瞬间该有多么沮丧。他在冲动之下做出任何行为都不足为奇。但父亲似乎永远是理智的,即便是在怒火中烧、斥责我们时,也能看出一份克制。这便是他与村里老农最大的区别,也是文化在他身上不自觉的流露。这虽然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尊严和尊重,也注定他精神上的痛苦远胜于那些“吃饱喝足便是享福”的泥腿子。

母亲去时,我家一反常态,由大姐为她“打幡”。之后,也是我们姐妹每年的清明节为她上坟填土。所有该由儿子履行的义务,我们一力承担。这自然违背了农村一些约定俗成的礼教。对此,父亲从没有反对。至今我想不起他生前几时去过章家祖坟,为也在那里的爷爷奶奶添一把土、烧一张纸。早年,父亲是不信命的,这些陈规旧习在他眼里不过是对活人的惺惺作态,不必过于认真。但思想解放若此的父亲,为什么那么重男轻女呢?

5

父亲虽然是个农民,但他甚少干农活,一旦干,必定有模有样、不输那些种庄稼的“老把式”。

老家院里的空地,被他整饬成菜园。萝卜、白菜、黄瓜、豆角……自己种,自己吃。多余的,便是谁回去了谁带走。

父亲种菜,不仅为了食用,更多是为欣赏。一锨一镐、一畦一垄,干得不疾不缓,弄得妥妥帖帖。春天,那些嫩绿油亮的秧苗经过他的打理,齐刷刷奋发有为的样子,那叫一个精神。秋天,茂盛碧绿的叶子下,隐隐露出一抹鲜红,壮硕的萝卜潜藏在泥土里,调皮地“躲着猫猫”。这些原本司空见惯的作物,生生被父亲化为人见人爱的美景。

父亲种菜从不使用化肥——提前把大粪晒干发酵捣碎,储备起来。用时,装到小桶里,一手拎桶,一手拿一把铁勺,把肥料均匀地撒在垄沟里,不厌其烦。父亲说:“干活儿就得有个干活儿的样子!”

这是他对“完美”最准确的定义。

那年,父亲身体刚刚痊愈。为避免过于劳累,他坐阵指挥,姐夫替他翻地种菜。知道老爷子要求高,姐夫千分谨慎加万分小心,尽量把活做细,生怕他不满意。地翻完后,他没挑什么毛病,只说打垄还早,非让放下。次日再去,发现两条畦埂横平竖直、表面光滑细腻、线条优美流畅,简直像画出来的。显然,姐夫的“样子”不是他认为该有的“样子”,他宁愿自己辛苦些,只为看着顺眼些。

父亲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唯恐给别人添负担。他常说的就是:“这点儿小事,不值得麻烦别人……”

早年,家里有个工具箱。木匠用的锯、刨子、凿子,瓦匠用的瓦刀、抹子、灰铲,还有什么扳手、钳子、改锥等等,应有尽有。父亲是木匠瓦匠加修理工。大到院墙、小到蜂箱;缝纫机、收音机、电视机,哪个罢工,他鼓捣鼓捣就弄好了,都是无师自通,尽显“四两拨千斤”的从容与潇洒。

父亲的生活习惯不同于其他老人。他不爱遛弯,不爱串门,不爱扎堆聊天,一台电视机,一部收音机,一套万年历,外加一只笔,就让他的生活充实丰富。别看他整天足不出户,他的大脑却在不停地转动,进行着不懈的发明与创造。很多在我们看来是废品的物件,他都视为珍宝,并以一种全新的思路赋予它们崭新的生命。那年冬天,一面小红旗在院子里迎风飘扬,让我们无限新奇。旗杆是一根长竹竿,旗面是一块包装白酒的红布。这是父亲为了坐在沙发上就能知道外面的天气,自己做的风向标。那时,他已经80岁了。

6

年少时,我对父亲是很崇拜的。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可以用伟大来形容。我敬佩他毫不僵化、紧跟时代的思想。“穷则思变”固然是他敢于创新的动力,但脚踏实地、自力更生的独立态度,才是最令人钦佩的。可是,父亲太刚强了,他用一副肩膀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便再难有多余的温柔弥合我们失去母亲的伤。

我曾经乍着胆子,和他沟通。我和他讲,别人的父亲把瓜子栗子一个个剥掉外皮,送到闺女手里;我和他讲,一到周末,全宿舍的人都是鸟出笼的兴奋,回来亦是满满的最爱吃的零食;我和他讲,别人总和父母有说不完的话……我说得无比激动,父亲听得漫不经心。我象“一拳击在了棉花上”,顿时泄了气,十分沮丧。父亲先是诧异,然后笑了,就那么看着我,什么也没说,似乎还带点戏谑的意味,潜台词大概是“傻丫头,说疯话”。之后很久很久,似乎是他对姐姐们说起此事,仍在笑话我的稚气。在他眼里,那些都是不屑而为的鸡毛蒜皮,不是大男人该有的举动。况且,大人们有多少急于完成的大事,凭什么在这些婆婆妈妈的琐事上为一个毛孩子耽误工夫?

父亲的爱淡如空气,不用尽心力,是体会不到的。

最温柔的父亲是为我梳头发的那个影子。一双大手,左一把、右一把,拽的我头皮疼,却不敢吱声,任由他把皮筋胡乱地绕上,却偏偏显得那么认真而专注。至今,我似乎还能感受到那双手的温度,和抓在头皮上的生硬。最温柔的父亲,是拿起针线的那个老人。大针寸许长,针脚粗犷,走向参差,却从不满意我们姐妹的女工,非得自己修改缝制我们买给他的那些不甚满意的衣服。我只见过他的作品,没见过他飞针走线的样子,想象中他那时的心一定是平和的,说不定还会想起母亲、想起自己曾经走过的那些艰难岁月。最温柔的父亲,是坐在千疮百孔的老沙发里,和我叙述村人村事的老爷子。语速平缓,不紧不慢,时不时发表一些自己的感慨。前几年,我明显感到他重复这些故事的频率越来越高,还一遍遍叮嘱我让孩子们“务必好好学习”,千万别像村里某些人一样无知而愚蠢。最温柔的父亲,是那个有着无数奇思妙想的工匠。一个稍大的塑料盒子,被他改造成扫垃圾的撮子;一根粗劣的短竹竿,被他缠上胶带,成为拉窗帘的利器;一个废弃的硬烟盒,化为他的手机座……

可是,父亲的温柔是随着老去慢慢丰满的,而我们已经长大……

7

小时候, 我就是一匹没有缰绳的小野马,由着性地奔跑。

我是大队幼儿园最乖、园龄最长的小朋友,每天自己去报到,风雨无阻。据说快到上学的年龄时,我两次都被学校的老师亲自送回家来,嫌我小。大概我也是幼儿园上得实在腻了吧。

长大一点儿,我基本也是不用干活的,不像姐姐们放学就是搂柴禾打草,喂猪做饭挡鸡窝,干不完的家务活。父亲再生气,也从未牵连到我。和姐姐争吵几句,哭上一会儿,算是我最大的委屈了。

我唯一记得干过的最累的活就是拔草。那是不需要丝毫技术的活计,基本上谁都可以干。暑假,午后,玉米地里,没有想象中青纱帐里的清凉,完全是密不透风的闷热。我和姐姐蹲在玉米垄间,一把一把薅下齐腰深的杂草,打捆抱到地头,再用独轮车推回家,或垫猪圈或等晾干以后磨成面,掺在饲料里喂猪。一般都是各占一垄,既便于说话作伴,也有比学赶帮的意思。汗流浃背自不必说,蚊虫的叮咬也是常事。高高的玉米秆虽然像别枪列队的士兵,可给人的不但不是安全感,反而是深深的畏惧。可那时顾不上这些,只想着赶紧完成父亲交办的任务,哪怕手被割破,哪怕头晕目眩,也不觉得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

那时,唯一老在琢磨的事,就是吃。什么都行,能吃就好,好吃就更好了。

板柜是那时家家必备的。而且,几乎都有一把大锁常年锁在上面,钥匙永远在大人们的手里。我家的板柜里,其实也没什么,但却是我童年的“宝藏”。我眼看着父亲把舅舅刚刚送来的点心、花生等一样一样放进去,便开始期待他的开启。偶尔,我也会得到父亲给的一把花生、半块儿长了绿毛的蛋糕。但我永远猜不透何种情形下才能得到这样的恩赏,因而也从未找到可以“投其所好”的良方。

过年时,板柜开合次数便多了起来。那些被油浸透了的点心盒子,从东家的板柜,走进西家;又从西家,走回东家。为了体面,讲究一点的人家会用纸从新包装一番,或者将所有的点心重新分布排列,挑一个稍新的盒子装起来。于是,眼巴巴看着的孩子们的眼光一下子热切起来,留在盒子底部的点心渣子,就是他们的美餐了。如果你仔细去闻,家家的板柜里几乎都有那种长期存放点心留下的散不尽的油腻的香。

姥姥家的板柜比我家要精致的多。大红的油漆,每天被舅妈擦得锃光瓦亮。板柜的钥匙栓在太姥姥的腰带上。那个小脚老太太,我跟她比我的亲奶奶时间要久得多。每次我去,太姥姥都会打开锁,一手把板柜掀起一条缝,另一只手伸进去,悉悉索索地掏出一块已由松软变得生硬的蛋糕,或是桃酥,递给我。就算我伸长脖子,想看清板柜里还有什么东西,她也不会让我得逞,一把扒拉开我,迅速锁好。那个板柜里,还有一串铜钱,是我觊觎很久的。好像得到了,又好像没有。

8

老家房子翻盖之前,还是那种旧式窗户。下边是玻璃,不能开启,上面才是可以打开的窗扇,条件好些的会有窗纱,防止蚊虫飞进来。从房顶,伸下一个铁钩,钩住窗扇,窗户便完全打开了。我家的窗钩还有一个用途。吃剩的饭菜,就装在笼子里,挂在窗钩上,防止被猫等小动物践踏。偶有我爱吃的东西,便会乘大人不注意,踩上板凳,拿上一点儿。不知道那会儿为什么要偷偷地做。也许在食品不甚丰富的情况下,这样的临时加餐是一件很丢脸的事,特别是我这样能吃不能干的“主儿”。

夏天,堂屋的地上放了一张比较大的炕桌。那是早年我们一家人吃饭用的,被我们姐妹临时拿来,铺上一个小褥子,勉强当作床,对着后门,享受片刻的清凉。精力超级旺盛的孩子们是无论如何睡不着的。我们几个小伙伴乘大人们休息的空档,聚到离我家很近的一棵香梨树下,商量做些什么。我瘦瘦小小,只能做跟班。有一次,我们跑到生产队的果树林,把还是青色、酸涩无比的香梨偷采下来,塞进背心里。背心都是扎进裤腰的,当作口袋。忽然,一声吆喝,吓得我们心惊肉跳,四散奔逃。结果,香梨从裤腿“骨溜溜”滚下来,一路追着我们跑下山坡。

冬天,天短夜长。基本是两顿饭。夜里饿了,就钻出被窝,拿一根带着冰碴的红薯,再爬进被子里去啃。那时,都是大联炕,家家挨挤着睡。一个人的动作,往往会惊醒几个人,自然也招来群体饥饿。白天,围着火炉。一把窝瓜子、黄豆,或者干脆就是玉米粒,铺在炉盖上烤,最后浇一点咸菜汤,就是冬日最好的零食。有时,我们也会折几根透干的粉条,一根一根放在炉火上,一等“呲”跳起蓝色的火苗,马上移开,原本咬不动的粉条因为膨胀变得松脆起来,这大概就是“干脆面”的雏形。

还有一件姐姐们常笑我的故事,说说也无妨。那时妈还在。我顶多4、5岁的样子。院子里的黄瓜架刚长出一根顶花带刺的小黄瓜,便让我眼馋起来,却不敢去摘,干脆咬了一口,一走了之。大概以为它可以重新长出来吧。后来自然东窗事发。看来傻与天真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划等号的。我就是例子。

那时的我,真的不理解、也不在意乡亲满眼的同情和怜悯,不知愁为何物、苦从何来。父亲和姐姐的庇佑让我在年少无知时,一样享有了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

9

我想说说想象中的母亲。

那是一个温婉的女子。垂到胸前的两条粗粗的麻花辫,是她最显著的特征。那是一个苦命的女子。她所承受的重负不仅来自生活,还有家庭、社会以及她自己。

据我的推测,母亲的家世应该好于父亲。因为母亲也是识文断字的,还和父亲同校任过教。如果不是家世不俗,这是不可能的。但在当时,如此的“高成分”对母亲未必是件幸事。

母亲是在父亲的原配妻子去世后,来到老章家的。或者“有文化”的父亲和老章家不错的名声都让她和姥姥家以为这是个不会太错的选择。但自小,凡我听到的关于母亲的种种,都是令人悲哀和唏嘘的。

母亲和奶奶一直不睦,原因不详,不会生儿子该是其一。我出生时,已经和爷爷奶奶比邻而居了,中间只隔一道高高的墙。但双方正常走动的话,要绕过很长的一条街。我家老房翻盖后,院里的平房正好与他家的墙头等高。于是双方各自架起一个梯子,平房顶就成为我们的通道和捷径。这已经是爷爷奶奶过世后,我们这辈人的创举。如此舍近求远,也可想象当时两家关系的紧张。在农村,泼辣的女人才有话语权。没有儿子的母亲,正因为有文化,才不可能以“泼”取胜,便只能是个受气的小媳妇和被孤立的对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真理。

母亲和父亲也算不上恩爱。父亲是个大孝子,对爷爷奶奶的话言听计从、从不违拗。姐姐说小时候,父亲母亲经常吵架,作为丈夫,他从没有在奶奶面前为母亲说过一句较为公平的话。相反对家族的关心胜过自己,叔伯家哪家有事,都找他帮忙,哪家有矛盾都找他去解决。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自己也落得孤立无援。

母亲在老章家是无助的,但有外援。我依稀记得夏日炎炎、知了长鸣,全家人都在午睡的时候,她还在堂屋里一针一针纳鞋底。先用锥子把鞋底扎透,绕上麻线,从针眼带过来,再用锥子把儿把线缠上,用力拉紧。我就在麻线穿过鞋底的“兹兹”声里睡着了。我小时候,常见四婶手里拿着针线,做着做着,便困得摇头晃脑,但就是舍不得放下。大约,那也是母亲常有的状态。我有三个叔伯、三个姑姑,家族成员众多。除了四叔偶尔偷偷的资助,我丝毫不记得那时受过族人一点儿的照顾,反而是二舅和老姨常常大包、小包给我们送东西。姐姐说,很多针线活都是他们帮母亲做好、送过来的。我们姐妹上学用的书包,也是出自老姨的手,碎花布拼接而成,即便放到现在,也十分抢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姐妹穿的是没有补丁的姥姥家的“家织布”和从没有露过脚趾头的绒布鞋,体体面面、十分光鲜,这足以让我们在那个年代挺起胸膛、引以为傲。

母亲是羸弱的。我记得她在生产队出工,负责送粪。就是把晒干的农肥装进筐里,用驴子送到田间。去时,我跟在后面;回来,我就骑上了驴背。那该是一个相对轻松的活计了,也是我能陪在母亲身边的极少机会。谁也没有想到,母亲最后倒下,却是因为这原本寻常的家畜。

那天,我就在家门口的电线杆下游荡。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你这孩子还玩呢?!你妈被驴咬了……”我很茫然,不知道除了玩,还能做什么。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见不到母亲,也不敢问。再见她时,她躺在炕上,见到我第一句话是:“过来,别害怕……”弱弱的气息,让我也不敢出一口大气,生怕会将她吹走。那时,母亲已经面目皆非。她是从北大医院回来的,还给我带回一只会叫的小鸭子、一个花皮球。

母亲从此一病不起,后来又查出乳腺癌,割掉了乳房。为了治病又省钱,几年里尝试了各种偏方,痛苦可想而知。

母亲是第一个进入老章家祖坟的人。选址的风水先生是奶奶的亲戚。背靠青山松柏,面对绿水沟渠。若干年后,据叔伯家的哥哥考证,这宝地只对我家有利。于是,叔伯相继或迁移或远离。如今,陪伴爷爷奶奶的只剩父亲母亲。不知他们是不是也在那里筑起了高高的围墙,"鸡犬相闻,不相往来"。即便是,父亲去了也该拆了吧,连同他们各自心头的藩篱。

10

家境艰难的年代,我们家仨老大是父亲的左膀右臂。父亲卸甲归田以后,还是她们三个一直照顾他的晚年。我们小姐仨都是毕业就离开家了,从此各自为生活奋斗,交集反而不多,只是在节假日才回到父亲身边,姐妹自然聚到一起。就像父亲期望的那样,我们都很独立。聚少离多的日子,极少交流,默默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承受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不善于分享和分担。这点很像父亲。

我和姐姐最亲近的,还是小时候。

大姐在村办企业上班,二姐是村里的广播员,三姐则已经可以到乡镇企业打工了。由此,你是不是看到了时代发展的脉络?的确,三姐上班时,已经进入80年代,父亲不再为全家吃饱发愁了。

我记得三姐第一次拿到工资,便买了若干东西。上交父亲多少,不得而知,大约之后也所剩无几。其中有给我的一双棕色的皮鞋(当然不是真皮),和一双蓝色的配着宽宽的白色绦子边的袜子。那于我是从未有过的珍贵的礼物。我是在炕上试穿的,没舍得下地,怕弄脏。而姐姐偏偏抓住我这个心理,故意抢走了我的什么东西。我就站在炕沿上,冲她喊:“给我,给我——”,怎么也没有跳下地、去追的勇气。这双鞋是从系鞋带处慢慢开裂的,不久就不可救药了。

三姐给自己的好像也是一双鞋,刚流行的高跟鞋,自然也是满脸的兴奋。这让一直在村大队上班,平时没有“进项”的二姐失落了。也是,她上班比三姐早,大约也有外出谋生的机会,但为了照顾家,留了下来,也就难以享受且分享自食其力的幸福。二姐哭了,而且是躺在炕上捂着脸“哞哞”大哭。那时,她肯定有着诸多委屈无处倾诉。

欢乐的场面一时凝滞。三姐有些不知所措,大约也感到了自己的“得瑟”有些过份。想了一会儿,三姐从口袋里拿出剩余的钱,是不是倾囊我不记得,只记得她怯怯地递给二姐,对她说:“要不,你自己去买点东西吧”。刚刚还在大哭的二姐顿时破涕为笑,我们也都笑了。

四姐挣钱后,我最先得到的是一身套装。鹅黄色、无袖翻领上衣,配一条同色的裙式短裤。我很喜欢,穿着它去了趟京城。我上高中时,五姐给我亲手织的葱绿色的马海毛棒针毛衣,也是穿了若干年。高考前,她还给我买了“蜂王浆口服液”,让我补脑。后来,我还真的考上了中专,转了户口。我跟随大姐最久。她家搬了几次,钥匙一直有我一把,直到现在。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一颦一笑我竟然还记得那么清楚。越是艰难的处境,越能体会到彼此的真情,越能产生感同身受的理解和血脉相连的亲密。

没有母亲的岁月,我们彼此拥抱取暖了几十年……

11

小时候,瘦小的我难免被人欺负。每次小伙伴的哥哥或姐姐,双手叉腰、截住我的去路时,都让我十分害怕。可我不敢回家说。我怕姐姐们说我笨、骂我傻,胆小怯懦没出息。我被抢白得无地自容,最终还是要自己去面对。

离我家不远,有两兄弟。弟弟和我同年。有一次我们打架了,想不起是为了什么,大约是我没妈如何如何,还威胁我不能从他家门口过。恰巧,家人让我去小卖部买东西,他家是必经之路。我硬着头皮,在大门口徘徊好久。最后,我从大门后面找出一根棍子,抱着拼命的决心、心惊肉跳地冲过他家。还好,没碰到。不过回来时,刚过他家,便看到他牵着狗出了大门。我拔腿狂奔,一口气冲进家门,“哐”的将门反插,还不放心地趴在门缝里往外看……

那时,我强烈地想要一个可以为我两肋插刀的哥哥。我幻想着如果有他,自己该怎么去“报仇”。

那时,是没有自来水的。村里的老井离我家看着不远,百余米的样子。每天早上,姐姐要拿上扁担和水桶,去挑水。先用扁担钩住一只水桶,放进井里,打满水,提上来,然后是另一只,再蹒跚着挑回家,直到把深深的水缸装满。这是每天的首要任务。挑水不仅累,更是技术活。不得要领的话,走不了两步就会人仰桶翻。后来,村里换了机井,大家基本都是在独轮车上绑上木头,一边挂一只水桶。为了防止水溢出来,有专用的木质水漂或者干脆是随处可见的大大的蓖麻叶、窝瓜叶。一路虽也是摇摇晃晃,但比起肩挑,已经好了很多。

那是一个男人的时代,孔武有力就是最大的资本。

为了增加收入,我家曾经养过老母猪。那些欢蹦乱跳的小猪仔肥嘟嘟的样子着实可爱。但仅月余,便要在声嘶力竭中,离开妈妈,被一个个卖掉。我不只一次听过那种刺耳的叫声,印象颇深。但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意。

与收入成正比的,必然是辛勤的付出。这也是姐姐们的任务。日常对老母猪尽心尽力地伺候,自不用说。 最脏最累的,要属垫猪圈和起粪。垫圈就是从山坡下,推来一车一车的黄土,再一锨一锨扔进猪圈,让被雨水弄得泥泞不堪的猪圈稍微干燥些。起粪则正好相反。要在春天猪圈略微解冻的时候,把里面的粪便全部清理出去,堆在一起、晾干发酵当做肥料。那时,猪是家庭重要的经济来源。这些苦差,自然也是必须要做的。一群女孩子,要做这些事。你可以想象。

所以,我们其实和父亲有着共同的愿望。可我们能怎么样呢?

12

我最早对父亲开始有疑议,应该始于两个姐夫。

年轻时的大姐夫英姿飒爽,本村人,当时还在部队服役,但每年都可以回来探亲,自然也会带上他为老丈人准备的礼物,酒和点心是不会少的。爱屋及乌,几个小姨子也有份,这才不差礼。我们都用过他送给我们的“军挎”,甚至借用他的军服拍照。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大姐夫能说会说,父亲对他每次都是笑逐颜开。但是,大姐夫在家的时间毕竟短暂,他带给我们的快乐也只是昙花一现。

二姐夫也是本村人,务农。瘦高的个子,也算得上英俊,关键是非常能干,特别是帮我家干活。自从有了二姐夫,家里的脏活累活终于有人帮衬,干活的氛围也多了几分轻松。但是,二姐夫不论经济条件还是文化程度,都比不上大姐夫。那时的父亲大概也是为此对这个姑爷不冷不热。但他从不说什么,完全一副任由姐姐们自由恋爱的样子。可连年幼的我都看得出来,谁又会不明白呢?

我们都暗暗为二姐夫抱不平,认为父亲是嫌贫爱富的“势利眼”。现在想来,不禁有些可笑。

在结婚这件大事上,父亲尊重了我们的选择,连彩礼也是多少随意的态度,只要我们愿意。姐姐妹妹都是如此。在那个农村女孩常有的、为爱离家出走、喝药上吊的悲哀时代,父亲的开明有些不寻常。

父亲不曾说过哪个姑爷他最心仪,哪个最不满意,也极少表扬他们,包括我们。他永远会用一些声东击西、似是而非的方式,含蓄表达他的态度,然后任由你自己去思考背后的缘由,懂不懂全在个人的悟性。或者正是因为自小厌恶了这太过烧脑的游戏,我们姐妹偏偏养成了直爽的性格,完全摒弃了他的含蓄深沉。

大姐结婚是被一辆自行车接走的,二姐是拖拉机,三姐以后便是汽车的年代了。老家门口的电线杆下,那条百余米的小路带着我们走进另一个家,也牵着我们回到这个家。家与家之间,是父亲几十年的守望。含辛茹苦、精心打造的只是一件件送与别人的嫁衣和留给自己的庭院深深。或者,这才是父亲想要儿子的根本原因。

父亲身体还硬朗时,都是在电线杆下笑着挥手,看着我们离开。尽管我们一次次说,“别送了,别送了”,他都坚持。当时,只以为是他固守旧礼,不是送我,而是姑爷。后来,我慢慢感到了他的孤独。印象中,他很少挽留我们,甚至在他最后病重的日子里,也极少表现出对我们的依赖。

“覆水难收”,在他心中我们终究是“泼出的水",注定不是他的依靠。而他,也没有拖累我们的道理。

13

那时,谁家姑娘出嫁、儿子结婚,门口总是人头攒动,既可以抢到从天而降的喜烟喜糖,又可以见识一下那些走在时尚前沿的彩礼、嫁妆,比较一下孰优孰劣,茶余饭后便多了不少谈资。

我们姐妹的嫁妆都是自己置办的。大姐有一件深灰色的棉大衣,在当时算是拿的出手的。当然,最终好像还是便宜了几个妹妹。二姐的嫁妆不记得了,只记得拖拉机拉走了一个大大的收音机,类似后来双喇叭的录音机。二姐还有一条蓝色涤卡的裤子,也是结婚时才舍的买的,后来也给了我。因为穿着不合适,我还特意到供销社,自己拆开,花钱求裁缝改了一下,成为我非常体面的“礼服”。三姐以后,有些模糊,双开门的衣柜似乎是有的。在婚嫁这件事上,父亲唯一需要做的大约只是和婆家的人见面、喝酒,走走过场,履行一下家长的义务。用他的话说:“你们都大了,能处理好自己的事了”。

姐姐们相继出嫁。到我时,时间进入了90年代。父亲当时颇有几分企业家的派头了,鸭舌帽、皮夹克、黑色的公文包……从穿着你就可以看出他的扬眉吐气。那时,父亲因为养鹦鹉、办塑料袋加工厂,着实挣钱了。为了挣钱,他离开家去了并不算远的他乡,很少回来。我是事先知道他的行踪,才从县城骑车匆匆赶回家里,汇报了我因为单位分房马上要结婚的现实。

就在他一直居住的东屋,就在窗下的方桌两端,父亲在西,向门内,我在东,向门外。

听完我的叙述,父亲还是淡淡地笑:“那行。家里现在也没什么钱,这两年你挣的钱也没交,自己用它买点东西吧。”我沉默了,什么也没说。也许他以为我的沉默是出于不满,便又说:“这样吧,我再给你2000块,你让你姐她们帮着准备铺盖……”我至今也想不起我当时说了什么,但失望肯定是有的,不是嫁妆,是他的态度。

我结婚时,小汽车等在外面。叔家的姐姐免费为我化了个新娘妆,而我带着两床买来的被褥,和来自北京苜蓿园批发市场的两身新装上车了。出门时,嘴里含口饭,门里吐一口,门外吐一口。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照做就是。我笑得很灿烂。以致有人在旁边说我,“这丫头,人家出门子都哭,你咋那么开心呢?”

是啊,怎么那么开心呢?

婚后不久,我回家取东西。不是“回门”,我们家没有这一条先例。进屋的刹那,我愣住了。屋内四白落地,粉刷一新,最大的变化就是装了农村还不常见的暖气。我一直居住的西屋也已经没有了我曾住过的痕迹。我像走错了门、认错了人。我还是一言未发,找到自己的东西,打包拿走。

再回家时,客厅摆了冰箱和木质的春秋椅沙发。父亲说,冰箱是给我的,沙发是给五姐的。呵呵,这就是父亲的聪慧之处。

搬进自己的新家时,我赌气拉走了父亲口中“没什么大用”的冰箱(不久他又买了一个)。我其实完全不必要那么做的,但我就是不想再让他的口是心非得逞。五姐则温和得多,她不要。

至今,我不太懂父亲为什么那么做?想来想去,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担心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血汗钱,会被我们几个丫头惦记;二是希望我们如他一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过顶天立地的日子。

姑且当做后者吧。

14

(父亲将要降生时,奶奶做了一个梦——一个大火球从天而降,撞进了她的怀里。随后父亲呱呱落地。奶奶说,“这孩子命硬”!)



父亲的第一位妻子,婚后不久便病世,沒有一男半女。我小时,尚有那头的亲戚走动,渐渐就疏远了。

母亲的到来,原本是为弥合父亲的丧妻之伤。却不知为何反让自己伤痕累累,最后撒手而去。此后,父亲似乎心灰意冷。母亲去后的十年多的时间里,不曾动过再续弦的主意。

父亲一生都是孤独的。在他极小的朋友圈里,同村的二叔算一个。二叔与父亲年纪相仿,严重的气管炎让他常年咳嗽不止,加上旱烟,更是雪上加霜。早年,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来我家报到,也无他事,只是和父亲下象棋。两人倒也是旗鼓相当,因而“杀”得分外过瘾。有时赶上吃饭,便要添一副碗筷,哥俩对饮几杯。二叔从不客气,坐下就吃。他这副一家人的样子,让我们姐妹不胜其烦。因为,你不知道这酒会喝到几时散场。

二叔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不知道为什么会与父亲那么投缘。二人一起,颇有几分知己的意味。印象中,他是唯一经常来我家串门的人,大约也是唯一的“瞧得起”穷得叮当响的父亲的人。与二叔下棋喝酒,便成了父亲唯一的娱乐。多年以后,二叔过世,父亲难过了许久,还落了泪。这于父亲极其罕见。

就是这个二叔,间接改变了父亲的后半生,也改变了我家的命运。

90年代初期,个体经济兴盛起来。那天,二叔领着一个陌生的老头来到了我家。恍惚记得,这个老头做着什么买卖。就是这个老头,为父亲介绍了一个老伴。我不知道那天他们是有备而来,还是临时起意。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说动父亲,结束了十年多的鳏居生活。

说实话,对于父亲的决定,我们姐妹从内心是欢愉的。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和目睹父亲半生的辛劳,都让我们举双手赞成他的决定。日渐老去的父亲,需要一个伴儿,那是再好的子女都不能取代的。然而,一直睿智的父亲却在感情上又错了一次。他等了十年等来的并不是命中的贵人。

继母第一次来我家是个周末。那时,我已在县城上高中,特意骑车30多里路赶回家,只是为看看她。

我家的正房地势很高。从大门进入院子,上两级台阶是晾台;再上两级台阶,进入客厅。

我是站在客厅的门口看到她的。她被二叔领着刚进院子。她身材高大,长脸,头上围了头巾,一双三角眼黑白分明。她先用冷冷的目光打量了一下院子的布局,然后扫了我一眼。我原本火热的心霎时像被她的目光所冻僵,尴尬地杵在那里,不知道该怎样招呼她,只强笑着说了声:“来了您!”她似乎“嗯”了一声,又似乎什么也没说。按理说,当时我完全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不可能感到任何被压迫的气场,但在她扫视之下,我像被一座山困在下面、浑身僵硬。之后的事情,我不记得了。但那冷冷的目光扫射过我时的感觉,至今想来,仍是噤若寒蝉。

此后,父亲便常外出了。他与继母一起开始了“企业家”的生活。那时,三姐已被父亲留在家中,三姐夫做了我家的上门女婿,“三小丫”也出生了。

15

父亲和继母的婚礼,是与“三小丫”的满月宴一起办的。

屋里屋外,人声鼎沸。我躲在三姐屋里,想图个清静。三姐抱着孩子,呆呆坐着。沉默中,我们无语。不知谁的眼泪先流了下来,便都再也忍不住。低低的抽泣声淹没在屋外的喧嚣里。我的心里百感交集,说不清为什么。尽管我不反对父亲再婚,但我是真的不喜欢这个女人,不喜欢她夹着卷烟的手、不喜欢她粗中带哑的嗓音、不喜欢她五大三粗的身材、尤其不喜欢她那张白白的脸上、冷冷的眼……不喜欢、不喜欢,一千个、一万个不喜欢!我怎么也不明白,自恃极高的父亲,为什么会挑中这样一个怎么看都与我家格格不入的女人。

父亲不知何事,推门而入 。眼前一幕,令他怒火中烧,高声质问我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或者在父亲看来,是我们同意他再娶在先,便不该有反对在后,特别是用这样一种方式。

我那时,隐隐感到了父亲与三姐之间的隔膜,只是搞不懂为什么。

酒席过后,我家平静的生活陷入了漩涡,连同我。三姐一家和父亲的矛盾全面爆发。激烈的争吵里,我隐约听出矛盾的焦点在“三小丫”随谁的姓。

很快,三姐搬走了,住进同村一栋搁置多年、低矮的老房里,连窗帘都是拼凑的。不久,父亲也走了,带着继母去外乡谋事业、求发展。姐姐们或结婚或上班,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家里长期挂了一把锁,偶尔周末才有人回来。

我那时住校,最怕的就是假期。偌大的、空空荡荡的院子,只有我一个人。睡不着时,就盯着顶棚看。我曾经在日记里写下:屋顶有个洞,似乎是被我盯出来的……实在无聊,便去街上听老太太讲那些神鬼灵异的新奇故事。于是,院子不仅更空况了,又多了几分诡异。几年以后,也是这个院子,父亲一个人生活了十多年。无法想象他的寂寞有多深、他的内心有多强。

后来,我去北京上学了。家,对我更加模糊而遥远。每到周末,同宿舍的室友几乎都是一早便忙着收拾东西,下课拎包就走。那份迫切的心情深深刺激着我。而每到这时,我便开始茫然。不知道该去哪里。

每个月,我硬着头皮至少要去父亲那里一次。我的生活费没有着落,只有向他求援。真的是求援,父亲从没有主动提前把它递到我手里,必定等我要回学校时开口要。或者他从不曾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以为孩子向父母伸手理所应当。或者,他故意这样做,是想让我懂得钱来之不易……我是现在才如此分析父亲的心理,但我拿不准是哪个。如今,我的女儿也在外读书。我每次都要问,钱够不够,用不用再打一点儿。我不想她重复我那时的窘迫和难堪。

父亲走下了我心中的神坛,离我近了却更远了……

16

继母不是个坏人。她身强体壮,粗活累活干起来从不含糊,脑筋却是大条得很,只会苦干蛮干加傻干。当时,她经营着一家塑料袋加工的小作坊。父亲的加入,让她的生意逐渐好转起来,颇有几分风生水起的样子。

可惜好景不长。没几年,两人便出现了分歧。具体原因不详。父亲一个人先回了家,在我曾经居住的西屋养起了鹦鹉。那是一个很赚钱的营生,成本低、见效快。父亲为此还上了当地的电视台,成为劳动致富的典型。

继母不久跟着回了家。作为女人,她的家务活却是一塌糊涂,唯一可圈点的就是馒头蒸的还不错,其余一样也提不起。里里外外,都是父亲一个人操持,她打下手。以父亲的“高标准”,这样的搭档怎能满意?吵吵嚷嚷自是常事。 继母过惯了外出奔波的日子,赋闲在家,于她无异于蹲监狱。父亲的挑剔,也不是她愿容忍的。她先是骑着自行车、后来是电动车,以卖鸡蛋、摊蛋卷为名频繁外出,性格中偏执的一面完全暴露。谁也没想到,她接触并迷恋上了一个邪教组织,并成为最忠实的信徒。

起初,父亲不以为意,任由她“胡作非为”(这是父亲的原话,我借用一下)。大约以为等她跑累了,自然会回家,而自己身体尚好,完全能照顾自己,还省的她在家怄气、打架,看着心烦。

失去约束的继母越发肆无忌惮,放下父亲,一心扎进自己的“宏图伟业”里。那时,只要我们回家,她便乘机向我们宣传她的思想,“揭发”社会的种种黑暗内幕,力邀我们加入她的组织,以化解即将到来的旷世灾难,仿佛她就是救苦救难的观音。我很反感她的蛊惑,实在忍不住便驳斥几句。她一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架势,悻悻走开。

终于,她把自己送进了牢房。政府来人,到家里查抄了她的东西。父亲只能眼睁睁看着。

得知这个消息时,老章家上上下下犹如经历了“地震”一般。怎么也不会想到,以文化自居、书香传家的老章家会出现如此一个另类,而且是心高气傲的父亲领进的门。但作为丈夫,父亲内心的焦灼我们一眼看穿。他一面责骂她的自作自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面以他特有的方式,旁敲侧击我们的态度,希望我们施以援手。 可我们并不具备“手眼通天”的本事,只能间接打听一下她的消息,捎带些日常用品而已。据说,她是组织里的骨干,也是政府盯防的头号份子。

这一次,她被判了五年刑期。然后,又是五年。

十年牢狱带给她的唯一变化,就是脸色更加苍白,身体也只剩下高大的空架子。虚弱的她还是坚定地秉持着她所谓的信仰,虔诚地以此消除自身的“业”,换取健康和自由。其对组织的“忠贞不渝”让我想起了父亲的另一句经典之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父亲愤怒了,但却无力帮助这个原想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人修正人生的道路,只能看着她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这十年里,父亲一直独自守着章家老宅。他拒绝我们任何人的邀请,排斥我们请人陪伴的提议,固执地一个人吃、一个人住,一个人守着电视机和收音机,坐在那个近三十年的老沙发里,一天又一天。他渐渐习惯了这样的寂静,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很好,反而不太喜欢我们大队人马齐聚老家的热闹与喧嚣。冰箱里,塞满我们准备的食物,但难有他的“顺口”,宁愿自己去吃那些不知道蒸了几遍、热了几回还不舍得倒掉的剩饭剩菜。偶尔他也会提起继母。我们猜想,他依旧在等她“浪子回头”的那天。

17

继母被送回来时,父亲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并且住过一次医院,好不容易挺了过来。我们都以为“一日夫妻百日恩”,是对继母的牵挂为他注入了起死回生的力量,便心存侥幸,以为继母看在父亲年迈的份上,也会多多照顾他一些。然而,继母的身心都已献给了她所谓的"宏图大业",没有分一点儿给这个等了她十年的老人。只要我们回家,她便喋喋不休地述说父亲的种种“专治”和“虐待”。当着我的面,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指责,没完没了。多年前的画面在我眼前重现,我忽然悲从心生,大喝一声:“行啦!这还是家吗?你们都多大岁数了,能不能安生过几年?……”我突发的愤怒让她们冷静下来,不再言语。

这哪是家啊?不是冷冷清清便是恶语相向,哪有一点温暖和安宁可言?父亲本可以放弃继母,跟随我们姐妹中的任何一人,独享清福。可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自己的老屋,就像严守着阵地的将军,谁也不能撼动他誓死到底的的决心。

之前,父亲曾经在我们的反复劝说下,进城住过一段时间。房子是大姐的,离集贸市场很近,可以作为他消遣的去处。我们以为,同样是一个人居住,在这里生活比老家方便得多,至少他不需再为三餐劳累,更不用在冬天使用令人担心的煤炉取暖。然而,父亲来了之后,却怎么也无法适应这种太过舒适的生活,竟然以回家看看为名,诓我们送他回去,便再不回来。这一折腾,身体再也抗不住,平生第一次躺进了医院。我们相对无语,轮流陪护月余。

那时,我感到了父亲的苍老。之前,他的心智一直是坚强和理智的。可就在住院期间,他的精神开始错乱,非说为他请了不足一天的护工要害死他。我大半夜赶过去安抚,听他一遍又一遍述说心中的恐惧。最后,从不迷信的我们竟然动用了“超自然”的力量,奇迹般地令他“转危为安”。

有了前车之鉴,谁也不敢再违拗。三个姐姐略一商量,便由他们轮流多去照看照看。

父亲一辈子好强,他一方面是不愿意给我们添负担,另一方面是觉得“守在自己的王国”才能行使”王“的特权。尽管老了,力不从心了,但他就是放不下自己的尊严。他用这样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我们。他这一生其实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承受、独自享有命运赐予他的一切,好的、坏的……也就是在这时,他和我谈起了“命”,开始承认自己“命不好”。我想,父亲想说的其实是他的遗憾。与同龄人相比,他自始至终保持着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并且获得了别人不曾企及的成功,但他始终是孤独的,不曾享受过家庭带给他的幸福与满足。继母原本是他抓住的一棵稻草。可惜,这稻草不是救命的那棵,而是“压死骆驼”的那一棵。

18

继母离世很突然。大正月。我接到家里的电话,只以为要商量送她去医治的事情,没想太多,因为之前已发现她身体异常。到家才知道,人已经没了。进屋时,父亲还是坐在老沙发里,很平静。

原来,春节我们走后不久,继母便出门了,说是去“练功消业 ”。谁知这一去便连命也留在那了。

父亲没有让她进老章家的坟地,也没有掉一滴眼泪。我们另找了一处,安葬她。继母嫡亲子女其实不少,大约4、5个,有儿有女,但大多断了音信,有的连父亲也不曾见过面。葬礼当天,只有她一个女儿来了,竟然穿了件鲜红的上衣,分外扎眼。大姐找了件衣服,让她换掉。

父亲没有去现场。他很虚弱,我在家陪他,给他煮了几个饺子看着他吃。父亲吃得很慢很慢,说是有些“噎”,难以下咽。结果仅吃了一个,还呕了上来,便放下碗筷,说等等再吃。

我趁彼时屋里人少,便想收拾一下凌乱的屋子。屋地是洋灰的,加上炉灰,土很重。我怕尘土飞扬,便只用笤帚轻轻地漫过。父亲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没想到,由此衍生出一个笑话。几天以后,“大小丫”微信里哈哈大笑,说姥爷跟她讲,我“扫地生怕地皮疼”。可见,当时他多看那两眼是有用意的,而我浑然不觉。

父亲是有语言天赋的,他要么不说,一旦说出来,总能用最准确的词汇,生动表达他的意思。

记得父亲第一次住院时,与他同病房的一个老爷子,白天护工照看,晚上儿子陪。父亲常常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越发对我们姐妹的照顾百般挑剔。病友看在眼里,趁他睡着时跟我学说:“昨天来的是你姐姐吧?你爸让她找东西,她翻半天找不到,你爸很不耐烦,说她‘好像不是这家人’”。他边说边笑,学得极像,最后还感叹道:“这也就是亲闺女吧”。

还有一次,我下班去医院看他,因为还有别的事,准备看看就走。他见我一直背着包不放下,很不顺眼,瞟了我一眼,“你把它放下,没人抢——!”我说我一会儿就得走。他“哦”了一声,低下头,虽然没说,我已听出来:“那还干啥来呀?”

姐姐问他吃不吃水果,他说:“不吃,上供的似的”。我们相对一呆,不知这比喻从何而来。

相反,对于别人,他的关照细致入微。躺在病床上,我见他想休息了,便将病床之间的帘子略拉开,让光线稍暗些。他皱着眉,冲我连连摆手,又指指中间的病友,意思是人家喜欢房间敞亮,会不乐意的。我彻底无语,都已经自顾不暇了,竟然还在意别人的感受。

在医院的那段日子,我们陪父亲时间最长。常年独居留下的习惯,已经让他很难适应与人共处的生活,既被别人束缚着,也束缚着别人。如果继母不回来,或许他还能如此平静的多活几年,对她远远的牵挂和等待,也会化为一种信念和力量。但是,继母感情的远走,彻底击碎了他美好的愿望,两人“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的情绪激荡,深深刺激了他原本不好的心脏。但坚强了一辈子的他不肯接受我们的帮助,宁愿自己忍、自己扛。

继母走后没多久,父亲的身体垮了下来。先是说腰疼,后来连床也懒得下、饭也懒得吃了。平生最讨厌医院的他终于主动要求去医院看病,可见病痛已经让他难以承受。父亲去医院那天,我们能去的都去了,一路查下来,果然不妙。

我们又开始了轮流陪护的日子。那天,父亲在厕所吭哧半天,也解不出大便。我扶他起来时,他像个孩子一样,无助地看着我:“这可咋儿办呀?!”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的脆弱。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漫上我的心头,几多辛酸,几多无奈……

19

父亲没有儿子,也就没有孙子,连外孙子也没有。我们六姐妹又添了六个“小丫”。这在村里也算件奇事了。我生女儿时,老公满怀歉意地给父亲打电话,似乎是我们再次绝了老爷子的念想。父亲对此倒是毫不在意了,甚至是呵呵一笑,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

我和大姐相差13岁,我的女儿和她的女儿也相差13岁。作为80后,老章家的第一个外孙女,大“小丫”虽然享有全家人的宠爱,但与同龄人相比,也算吃过苦的。

大“小丫”出生时,大姐夫还在部队。孀居多年的奶奶,对于刚出生的小孙女也没多少疼惜的意思。大姐一个人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打理自家的责任田,家里家外,样样事情都得亲力亲为。我经常去和她作伴,做她临时的“小指使”,递个东西、跑个腿儿什么的。

大姐下地干活时,带不了孩子,又不放心把大"小丫”一个人扔在家里,便抱着她先回家,乘她和我们玩的高兴,偷偷溜走。我便不得不成了临时保姆。我很痛恨做这件事。在我看来,这个不会说话的小东西除了哭闹,什么也不会,无趣得很。

那年夏天,“大小丫”又被甩给了我。无奈之下,我把她抱到后院玩。地上放了一块闲置的石灰板,一个铁丝筛子立在墙边。我忽然灵机一动——一手抱着她,一手把筛子放到了石灰板上,然后让小家伙坐在里面自己玩。我很得意,这样即使尿了,也会顺着筛子流走,湿不到我。没想到,小家伙高兴地颠来颠去,筛子一下子失去平衡,她的头磕到了筛子沿上,“哇”地大哭起来,哭得那叫一个委屈,上气不接下气。我知道闯了大祸,慌忙抱起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止住了她的哭声。

大姐家有一个大大的饼干桶,外面写着“奶油梳打饼干”。“梳打”两字我记得异常清晰,于我,那是一种近乎“天外来客”的存在。我记得那种饼干的味道,略带咸味,其实也不怎么好吃。但它是哄大“小丫”的利器。当然,据我推测,相当一部分是被我的嘴巴哄走了。

父亲曾经讲述一个故事。家里来了客人,备了宴席。那时的小孩子是没资格与客人一起进餐的,都是家长、有时还要请来有威望的族人陪同。“大小丫”两三岁的样子,也和我们一样等待酒席散去。终于,客人提出告辞,一家人起身相送。回来进屋一看,“大小丫”已经自行爬上了椅子,抓着一条鸡腿用力地啃,小嘴填的满满,让人又心疼、又好笑。

随着大姐夫转业回乡,大姐和“大小丫”也跟着中国城镇化的脚步、转了户口、进了县城。从出租屋、到大杂院、再到属于自己的楼房,大姐终于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大小丫”也凭借自己的努力,闯出自己的事业、建立自己的家庭。“大小丫” 乐观豁达、 坦诚务实, 学习、工作、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既不为找不到捷径而怨天尤人,也不曾为一时成功沾沾自喜。与父母一样,她对那个陪伴她整个童年的小村庄、以及村里所有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保留了一份天然的“自来熟”。她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将去向何方。

不是自夸,与同龄孩子相比,虽然也都是独生女,但六个“小丫”小时便极少刁蛮任性之举,更无无法无天之时。长大后,虽没有女儿家的娇羞丽质,但都天性淳厚、识大体、解人意。我以为这是老章家的血脉使然,自然也是老章家的精神的指引。

公元2015年,“大小丫”亦为人母。一声男婴的啼哭终于打破了老章家无男丁的魔咒。这一步,跨越了半个世纪。

我不曾关注过父亲得到重外孙降生消息时的心情。毕竟,彼时已是真的“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时代了。可是,直到临终,父亲也不曾看到两代“小丫”骨子里与之一样的精神,不曾把他的六个女儿置于“儿子”的位置…现在看来,我固然未曾走近过他;他也未曾走近过我们姐妹任何一个。

母亲早逝之殇,是一道天堑,我们在这边,父亲在那边……

20

父亲其实是有儿子的。他和大姐年龄相仿,也曾到过我们家,叫过父亲几年“爸爸”。

他是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的。我当时非常抵触,想起儿时的种种委屈,以为他在老章家最艰难的时候躲得远远的,日子刚好,却要回来。我甩给父亲的只有一句话:“他早干嘛去了?”

父亲和他到底还是相认了,但也只是相认。用父亲的话讲,“全当多了一门子亲戚”。于是,我们就真的当作亲戚走动了几年。他还去了同族的哥哥家,算是认祖归宗吧。

对于他的来历,我都是从闲言碎语里知道的,大致是这样:父亲和母亲结婚前后,父亲和她的母亲相识,并且有了他。不知道这是不是父亲和母亲早年感情失和的重要原因,也不知道父亲一生婚姻坎坷是不是源起于此。不管怎么说,这个女人只是父亲生命的过客,而这个儿子却可以伴他终老。

就像继母的到来,对于他的到来我们虽然也有不好的感觉,却没有阻止、没法阻止。这里固然有外人的挑唆,更重要的是在父亲眼里,我们从小就没有干预他做任何决定的资格和能力。我们都和母亲一样,太过爱惜自己和家人的脸面,我们习惯用适当的退步,换取海阔天空。我有时会想,如果我们当初像村里那些普通的儿女一样,强烈反对、甚至破坏继母和“他”的“入侵”,父亲和我家的命运是不是会比现在好的多?

既然是亲戚,少不了来来往往。来往得密切了,便与大姐一起办厂做生意。谁知为厂房拆迁补偿款的分配,两家闹掰了。此后,他便只在必须“露面”的春节、中秋和父亲的生日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开始还一桌吃饭,后来连饭也不吃了,略坐一下便走,日常对父亲的关心更谈不上了。父亲第一次住院时,他还曾往医院看望,并提出亲自陪护,但一走便再无音信。直到父亲临终,也没再见过他。

我猜想:父亲走前,对他是有期待的,但他说不出口。一方面对他的过于倚重,无疑是对我们姐妹的伤害,他不忍那么做;另一方面,没有尽过一日父亲之责让他觉得自己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是过分之举,他不能那么做。况且,拿了补偿款的他,日子过得更好了,没有任何需要父亲援手之处,而父亲毕竟已经老了。

回顾父亲的一生,他在其他方面都是令人赞叹的,唯独感情上一错再错。临终前一日,他虽也说自己这一生知足了,女儿们对他都不错,比村里同龄人都强,但也仅仅是对我们的安慰。他既没有料到比他小了近十岁的继母没能照顾他的后半生,反而先他而去,也没有想到相认的儿子会得而复失,更没想到自己守了一辈子的老屋,临了却没能再住一天。至于我们,他没想到的是——其实我们比他想象的要优秀的多。

我很遗憾,自己没有早点把我们从他身上继承的、那么多的优秀的品质告诉他,譬如正直、善良、勤奋、自尊、坚强和永不服输的倔强;我还想告诉他,这些深入灵魂的品质,源于我们的血液,不分男女更无关姓氏。但我们与他的交流太少太少,既没有告诉他我们经历的种种委屈、挫折、失败和挣扎,也没有与他分享过我们的喜悦、成功、经验和感悟。我们自顾自地长大,他自顾自地老去。如果母亲尚在,她会是我们极好的连心桥。母亲去了,桥便垮了,几十年都难再建。

都说“陪伴是最常情的告白”。陪伴,不是面对面的厮守,而是心与心的交互。我以父亲为荣,也多么希望他以我为傲。

天国里,你看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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