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兴邦：我对耀窑情有独钟

王赵民

2022年11月07日《铜川日报》 副刊

10月21日，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噩耗传来，令人心头一震！连日来，每每想起石老，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那张和蔼可亲的面孔！

　　石兴邦是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人，1923年12月出生，他先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他是陕西考古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我国考古界当之无愧的泰斗，为中国史前考古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曾荣获“中国第二届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的去世，不仅使我国考古界失去了一位旗帜性的大师，也使家乡失去了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引以为豪的乡贤！

　　石老长期在外工作，但他心系桑梓，情注家乡，始终关心着家乡的发展，尤其是长期担任耀州窑研究会名誉会长，对耀州窑文化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他曾经说过，陕西历史悠久，周秦汉唐文化尤为突出，链条明晰。但宋文化研究不够，而耀州窑恰好补上了陕西考古文化重要的一环。

　　1995年11月7日，首届耀州窑学术讨论会在我市隆重开幕，在发言中，他代表陕西省考古学会和考古界的同行向大会表示最诚挚的祝贺，说“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

　　耀窑的研究和建设，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无论在科研成果的展示，博物馆的建设，还是在干部队伍的成长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它的影响和光辉，已走出国门，辉耀于世界。

　　特别值得可喜的是，多年来成长起一批年轻优秀的科学工作者，他们在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数十篇论文，涉及到耀窑研究的各个方面，而且有一定的深度。在一个市里，短期内能出这样的成果，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说明，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而且能够超越前代。我很赞赏董一俊同志发扬重业育贤这一中国固有道德中的优良传统，给我们事业培育了一代好的接班人。

　　接着他说，陶瓷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涵义，“特别在我们陶瓷故乡的中国，更有它的特殊地位”。

　　中国陶瓷，历来为世界科技界所重视，在西方各国，都有研究中国陶瓷的专门机构和学者，而且有些是颇显成就的。为什么他们这样热衷于中国陶瓷业，因为中国陶瓷曾震撼西方世界，是人类文化史上重大的创造发明之一。

　　我们常说弘扬文化，就是要弘扬我们民族那些独创的文化类型品。世界各地各族都有陶瓷发现，古老的达万年之久，而唯独我们中国先民在古陶器制造的基础上，最早制造出了瓷器，这就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有价值的独创性文化成果。

　　我们说要继承传统，就是要继承我们民族的文化创造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瓷器而言，当西方人接触到中国瓷器后，宫廷、民间争相仿制，有皇室的提倡，民间艺人的研制，还有中国瓷器作为标本，就这样西方人历经三个世纪之久，才制造出真正的瓷器，使中国瓷器独领风骚达千年之久，这就是它的历史地位和对人类的贡献，这种文化的创造成果，奉献于人类的崇高精神，这传统要继承，而尤要发扬光大。

　　我们常讲重振汉唐雄风，扬大汉之天声于异域的豪言壮语。但什么是汉唐雄风，为何重振，有些年轻人说不上来，据我看来，从世界经济史的发展画面观所谓汉唐雄风，就是丝绸雄风，陶瓷雄风，换句话说，就是用我们民族特有的那些拳头产品，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文明。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被世界公认的有四大发明，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看还应加上丝绸和陶瓷这两大发明，实际上丝绸和陶瓷在国际关系与交流上起过很大的作用。在人类历史上沟通东西交通有两条道路：通往西亚以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是由丝绸开辟的。南北的海上陶瓷之路，是由瓷器开辟的，这两条路，给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极重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祖先的荣光和业绩，而其凭恃的武器，就是震撼西方世界的“拳头”产品——丝绸和瓷器。

　　因此，他认为，研究陶瓷历史，一是要像我们祖先研制瓷器一样，把我们的一切产品创造成特殊的“拳头”产品，才能显出我们民族的创造才能，在今天风云际会的世界商场中，才有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风神威。二是要继承我们祖先卓越的智慧和才能创造的业绩和精神，以激励年轻同志，树立雄心壮志，创造出对人类文明更有价值，为当代人们所需要，具有权威性的文化成果。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要把我们的文化遗产研究好，把它的本质性的优秀点揭示出来，并雄辩地论证它的权威性；第二，要把我们的研究成果，综合历史涵义，向群众宣传，使广大人民了解真谛，掌握精神，以创造出无愧于先民的历史荣辉，重振华夏之声威，这就是我们研究文物古迹的意义所在。

　　石老的讲话，高屋建瓴，充满哲思，对陶瓷文化如何继承传统、重振雄风提出了独到而中肯的看法，表达了他对陶瓷文化的钟爱之情。

　　1999年6月1日至3日，由铜川市人民政府主办，铜川市文物旅游局、耀州窑研究会和耀州窑博物馆共同承办的耀州窑陶瓷艺术国际讨论会在铜川隆重举行。会议期间，石老欣然接受铜川广播电台记者赵勃的采访，他说：

　　我对耀窑情有独钟，有乡土情结。耀窑考古研究，是一个典型模式，有典型性、系统性、完整性、体系性。利用上也是一个典型，一边发掘，一边写报告，一边建筑，一边科学试验，一边宣传。

　　这里的经验我认为是：有各级领导的重视。我说它是天命，要干成事，是应天命，而不是受天命。特别是董一俊，对铜川文物有很大贡献，我将来为他树碑宣传。

　　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班子，有一批干事业的好干部。有文物考古界朋友的支持鼓励。特别重视对持续力量的培养。这几个方面，形成了合力。

　　耀州窑是北方陶瓷生产史上研究的战略要地，因为它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不间断生产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各个窑场错综复杂的关系。

　　现在完成了基本研究，下一步要进入综合研究或比较研究。但我们陕西的力量不够，这是全国陶瓷界的共同任务，希望大家参与研究，扩大我们的研究。

　　这段文字收录在《中外专家话耀瓷》一文，该文由我编发，刊登在市政府机关刊物《铜川经济社会研究》1999年第4期。

　　2009年10月28日，首届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宾馆举行，离开幕式还有半个多小时，我来到会场，恰好我和石老是邻座，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和石老接触，心情非常高兴。我先是自我介绍，听说我来自铜川，他立即饶有兴趣给我谈起家乡的文化，孙思邈、柳公权、耀州窑等，如数家珍，使我耳目一新，颇受教益。

　　2010年8月，石老不顾年事已高，欣然为铜川市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耀州窑研究会主编的《铜川陶瓷文化》一书作序。开篇是：

　　我大半辈子的考古生涯跟中国陶瓷、金石打交道，本来见到有关陶瓷的东西已觉得不新鲜了。然而，当一大叠《铜川陶瓷文化》的书稿置于案头之时，我竟然觉得眼前一亮。翻开这些书稿，我首先感到这本书的选题独特，切入角度新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一点非常好。好就好在这本书没有再步别人后尘，而是另辟蹊径，独闯新门。“文化”一词虽已被别人滥用一时，但在陶瓷研究的学术领域却鲜见。尤其在发明了陶瓷的泱泱古国，对于陶瓷文化的讲究、研究、深究还相差甚远呢！自耀州窑发掘后，我省在古陶瓷考古和研究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陶瓷文化的大概念下，怎样将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利于复原陶瓷古镇的文化风貌，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耀瓷是铜川市的文化符号，应该给予开发、弘扬和利用。时值国家千方百计打造和提升“软实力”的今天，铜川市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的一帮退休老同志却“讷于言而敏于行”，走在了探索铜川陶瓷文化的前列。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摩娑鉴古，沉潜著书”埋头写了一批高水平的陶瓷论文，集锦成册，公诸于世，以弘扬铜川耀瓷这个珍贵的“文化符号”于当世。他们这种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精神境界，非常崇高，非常感人，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最后，他说自己是一名学术乐观主义者，随着时代的前进，当前的学术之谜一定会逐一揭秘，“我坚信会有这一天的到来。同时，我也衷心地希望铜川的同志们能为此做出新的更巨大的贡献”。这是石老对家乡人的殷切期待，也是他给有志于耀瓷文化研究者的郑重交代。如今，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我们一定要继承他的精神，不辜负他的殷切期望，按照党的二十大指引的方向，坚定文化自信，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