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论语》，总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近期开始重读，恰好手头有钱穆《论语新解》及南怀瑾《论语别裁》，对照来细细研读，竟也别有一番新意。文中语焉不详之处，两位先生观点亦不尽一致，再查看有关文献，竟然古今夫子们也是争论不休。看来，关于经典的理解，非独我有困惑，大师亦然。这也许就验证了经典本来就该不求甚解？
《论语·里仁》中有一段话：“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句子很长，但有分歧的只是前面一句。
钱穆先生的句读为：“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解释为：“我没有见到喜好于仁和憎恶不仁的人”。
南怀瑾先生的句读为：“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解释为：“我没有看过一个真正喜欢仁的人，讨厌那个不仁的人，看不起那个不仁的人”。
在我看来，两人的句读都错了，应该是“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可以倒装成：“子曰：我未见（有）恶不仁者（之）好仁者”，解释为：“我从来没有见到喜好仁的人会憎恶不仁的人”。换句话说，所有的“好仁者”应当都不会“恶不仁者”，否则，解释起来就难以前后一致；另外，此句不加标点，反见仁者仁心，心有大爱，连“不仁者”也并不厌恶。“恶不仁者”在这里的作用是定语倒装。
从理解来看，钱穆先生的解释显然很有偏差，他把一句话断成了两句，把本来应该作为宾语“好仁者”之定语的“恶不仁者”，看成了与“好仁者”并列的宾语。南怀瑾先生的解释应该说是大体不错的，但也容易引起歧义，因为后面两句话缺乏主语，他的解释也可理解成：“我没有看过一个真正喜欢仁的人，（我）讨厌那个不仁的人，（我）看不起那个不仁的人”，如此一来，意思就大相径庭了。
粗粗查了下资料，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是：“我不曾见到过爱好仁德的人和厌恶不仁德的人”。李泽厚翻译为：“我没有看见喜欢仁和厌恶不仁的人啊”。傅佩荣的翻译是：“我不曾见过爱好完美人格者，与厌恶不完美人格者”。这些翻译大同小异。李零翻译成：“前两句，‘好仁者’和‘恶不仁者’是名词性的并列关系，一般都以逗号为隔，我点顿号。”
朱熹是《论语》集注的大家，他的句读是“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恶不仁者被他解释成两种人，并说这是孔子的说法（“圣人言两‘者’字， 必竟是言两人也”）。然后他还在《朱子语类》中批评张载的解释：“横渠言‘好仁、恶不仁，只是一人’，说得亦好，但不合。”你看，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正确答案，又被学术权威打倒在地了。宋代以来学人的理解，可能很大程度上受了朱熹的影响，但不管是逗号还是顿号，意思都是差不多的。
其实，一部薄薄的《论语》中，这样的分歧还有很多。要准确地理解《论语》，最理想的方式当然是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以现在的“礼”“法”“仁”等标准，来揣度和推测孔子当时的想法，有可能是幼稚和可笑的。大凡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儒学大家，大概都有所谓“注解论语”的天然使命感，比如朱熹、二程，也许钱穆和南怀瑾先生也有这样的情怀。以六百年来被奉为圭臬的朱注《论语》来说，经过朱熹注解的《论语》，说到底其实只是“朱熹眼中的孔子思想”，更不用说还混进去很多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在《论语》诞生的年代，它们的萌芽甚至还要在几百年之后的时间。因此，要把握《论语》的精髓，还是应该将唐宋以后的注解推开，从阅读原著本身入手去理解和把握，参考经典而不迷信经典，不泥古，不盲从，敢疑名家，才是今天读《论语》应该持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