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极其富有创造力，光是如何称呼别人这件事上，我们就至少研究出了十几种不同版本的叫法，例如称姓名、年号、谥号、庙号、籍贯、郡望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区分不出其中的区别，总是把它们搞混淆。

常见的像刘邦的庙号为“汉太祖”，谥号为“高皇帝”，但为何司马迁和班固在史书里还称他为“高祖”而不是“太祖”呢？

今天，我们就借“刘邦到底该称呼为太祖还是高祖”一事来聊聊传统文化中，很容易被人混淆的称谓一事。

一、刘邦到底该称呼为太祖还是高祖？

“太祖”和“高祖”都是属于开国之君的庙号，长期以来，我们都将刘邦称为“汉高祖”，但实际上刘邦的庙号其实是“太祖”。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记载：“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

按照《史记》的记载，“太祖”是刘邦的庙号，“高皇帝”是刘邦的谥号，依据封建王朝皇帝在谥号前面还有庙号的称呼习俗，刘邦的全称应是“（汉）太祖高皇帝”。

此时，有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既然西汉时期就已公认刘邦的庙号是“太祖”了，为何东汉时期的班固依旧在《汉书》中用“高祖”称呼刘邦呢？

这里就不得不谈一下，谥号和庙号的由来了，因为这件事还和秦始皇的举动有点关系呢。

二、关于谥号和庙号的区别；

1、谥号和庙号制度的由来；

庙号的由来要比谥号早很多，至少可以追溯到商朝中期，而谥号要到西周时期才诞生。

根据《逸周书·谥法解》的记载，谥号是由周公创立，其目的就是取代商朝的“庙号”制度，用一种更加大众化、易于推广的制度来评判一个人的生平行迹：“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谥法解》）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庙号还是谥号都仅仅局限于当时的贵族阶层。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满意子孙、臣子议论君臣生平，为君主制定谥号的做法，特别规定下令废除谥号，由此谥号也随着消逝近千年的庙号一样短暂退出了历史舞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

其大意就是，我听闻远古时期有称号但没有谥号，中古时期有称号，死后大臣和子孙还会依据其生前的行为制定谥号。就是这种儿子议论父亲，大臣议论君王的行为，是非常没有意义的，我决定不采取这种做法，从此以后，废除谥法。

到了汉朝时期，天下初定，众人因刘邦功大，祭祀他有助于获得民心、稳定天下，便重启了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近千年的庙号制度。

至此，庙号制度和谥号制度，再一次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正因为庙号制度和谥号制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期，直到西汉时期才重新施行，因而在推广的过程中，人们对庙号和谥号的区分并不像后世那么严格、规范，就连史书上也存在着混杂称呼的现象，故而才会出现“汉太祖”刘邦和“汉高祖”刘邦，这样的称呼方式。

2、谥号和庙号的区别；

庙号是“君主死后在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主要用于祭祀供奉，而祭祀在古代被看做是关乎国家兴衰的大事情，可想而知，庙号这种东西一定是拥有门槛的，并且还不低。

首先，起步就要是君王级别，然后还要做出被后人看作是对国家十分有利的大功绩，才有可能被后人供奉到庙宇当中。

以西汉为例，西汉朝共有15个皇帝，其中拥有庙号的仅仅有汉太祖刘邦、汉太宗刘恒、汉世宗刘彻和汉中宗刘询，这足以说明，在最初的时候，哪怕是皇帝，想要获得庙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比起庙号而言，谥号就要大众很多了。

因为谥号是人死后，后人所给的评论（不一定是亲人，因而评价有好有坏），庙号和谥号二者虽然都有评价的意思，但由于庙号主要是用于祭祀，所以往往庙号的获取门槛要更高一些，其情感基调也更加正面化一点。

举两个例子，商纣王帝辛和明崇祯皇帝。

其中，商纣王帝辛，他的名字叫做子受，按照商朝人的称呼方式，辛代表着天干，帝代表着他商王的身份，而“纣王”则是后人依据他的行为，给出的谥号评价。

至于明崇祯皇帝，崇祯是他的年号，他的谥号有两个，一个是清朝给的“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另一个是南明弘光帝给的“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今天的我们可以通过商纣王和崇祯的谥号很直观地看出，这两位的后人评价，也可以看出在评价这件事上，后世基本上都是尽量把相关的字都给加上去了，所以显得长度尤其夸张……

三、谥号和庙号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谥号的内卷膨胀，从最初的一个字，膨胀到了明清时期的二十二个字，这件事说来相当有意思，这足可以见到身后有一个好的名声，在古人心目中，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周公创立的这种谥号制度，是对儒家礼教文化的一种补充。

前面我们提到过，古代人的称谓方式多达十几种，其中庙号和谥号又都是针对人的身后评价，可想而知，对于追求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人而言，能够在身后有一个好的评价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庙号又是那种“祖有功而宗有德”具有典范案例的人才能获得的，其难度比考状元还大，故而退而求其次，拥有一个好的谥号就成了绝大多数人的理想选择。

在这种前提下，拥有赐谥权和议驳权的朝廷，等同于跟士大夫精英阶层签订了一张互惠互利的合作契约：你给我好好做事，我给你功成名就的机会。

为了显示自己的公平性，表面上这种事情是由礼部拟定，还有相关掌管经学的国学官员负责审核，实际上最终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若是皇帝不同意，拥有封驳权的给事中也无法左右皇帝的最终意见。

故而，谥号制度在封建社会，其实也是皇帝管理约束大臣的一种有力手段，毕竟对于那些守序的大臣们而言，显然是想要流芳百世，而非遗臭万年。

谥号这种东西，其实可以看作另外一种形式的墓志铭。

正因为此，在谥号演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首先谥所用的字词其实是相对固定的，因而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谥号的基数是非常庞大的，在这种背景下，跟我们起用户名一样，后来的人一不小心就会和别人重名了。

为了有所区别，并且凸显出大佬高大上的形象，后世负责拟谥的人就掌握了一种独到的技能：堆砌褒义词。

例如康熙的谥号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其中“合天”说的是他合乎天道，后面的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和仁都是在夸赞他的个人品德及文治武功。

相比较于刘邦的“汉太祖高皇帝”而言，康熙这样谥号无疑看上去要夸张很多，区分度也是相当高了。

那么，民间人士如果想要谥号，有没有办法呢？

其实，也是有的。

不像先秦时期那么严格，在两汉时期，庙号和谥号还处于复兴发展阶段，当时的人私下里也会有互相起谥号的习俗，这种一般是长辈去世后，老人的门生故吏或者相识的故友所赠。

魏晋南北朝以来，这一习俗更加普及化，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谥号只能由官府赐予的空缺。

与此同时，在谥号演变的一过程中，庙号制度也在逐渐降低标准，以至于后面泛滥成灾，稍微有点势力的小军阀也敢设庙祭奠自己先辈。

故而，庙号的权威性在后世来讲，其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对于我们今人来讲，能叫得上的庙号也没有几个，几百个庙号中我们常听到的也无非：太祖、高祖、太宗和仁宗等等。

造成这一现象的很大原因，其实恰恰就是庙号的普及化，即评选标准的降低。

原本君王要获得庙号，需要达到“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这也间接要求君王提高业务能力，不说多优秀，至少要少犯错。而等到标准降低后，庙号的公信力荡然无存，对我而言更多时候看古代君王的庙号，大概也就是称号开头的一个装饰板了。

文/脑洞趣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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