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中？轮胎厂？
九三年，在我的人生中，注定是不平凡的。那一年，我师专毕业，刚好二十二岁。
当我背着行李，拿着教委的派遣单，站在低矮的二中校门口时，内心充满了困惑。
校门两侧立柱上各挂一块牌子，左侧上是“湖南省澧县第二中学”，右侧牌子上赫然写着“澧县轮胎翻新厂”。
我在门口犹豫了很久，直到隐约听见熟悉的电铃声。
走进校门，一排平房前，几个工人正忙着敲打轮胎，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没有人理睬我。看着他们忙忙碌碌的身影，我很怀疑，我走错了地方。
而见到传说中的李校长时，我更是怀疑自己找错了人。
一个干瘦的老头，眼睛近视得厉害，又不戴眼镜，看人的时候眯着眼，天才知道看清了没有。六月天，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衣，更夸张的是，两只胳膊上居然戴着兰布袖套。我原以为，只有裁缝才是这般打扮。
我是在校办公楼楼口见到李校长，他行色匆匆，正上台阶。我喊了三声“李校长”，他停下来，眯着眼，转身看着我。
见到我未来的最高领导，我很紧张，哪怕他是个干瘦的老头。等我结结巴巴地做完自我介绍，他“哦”了一声，表示知道了我的存在。等我再问他具体的工作安排时，他皱了皱眉，沉吟片刻说：“你先听听课，回头研究再说。”手一挥，走了。我呆呆地站在台阶上，不知所措。
两天后，第一次以人民教师的身份参加二中教职工大会。阶梯教室，人头攒动，每个人都在寒喧，互相敬烟，说着俏皮话。只有我，坐在教室一角，无人理睬，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热闹的孤独。
会议上，李校长宣布了九三年度工作安排，没有我的名字。
散会后，我鼓足勇气找到李校长，期期艾艾地问他：“李校长，我在哪个年级上课？”
他似乎才想起我，挠了挠头说：“哦，小王老师，这样吧，你这学期先到轮胎厂上班，下学期再安排。”
经过这几天，我弄清楚了，轮胎翻新厂是二中的校办工厂。
一个学了三年师范的毕业生，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不是教书，而是去翻新轮胎，这仿佛是一个黑色幽默！
夜幕下，我回到了学校给我安排的小屋，在闷热又潮湿的房间里，我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到了轮胎厂，我才知道，我的工作不是翻新轮胎，而是卖掉那些翻新过的轮胎，这对我来说，难度不亚于卖飞机。
望着校办工厂密密麻麻，排列整齐的轮胎，内心的崩溃可想而知。
我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写信告诉了老弟，那时他还在长沙读书。我知道他帮不了我，但我需要向人倾诉。
老弟回信了，他让我去长沙，还要我多留意《湖南日报》上的招聘广告。
九十年代的中国，“下海”是个时髦词，每一个年青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不羁的心，我也不例外。
望着满地的轮胎，我一咬牙，向校方打了一份停薪留职的报告，带着一张新发行的《湖南日报》，坐上了前往长沙的班车。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去，在吭吭哧哧的客车上，我的脸，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
路在远方，而我，正在路上！
(二)一场招聘会
长沙，韭菜园，一场招聘会正在某大厦举行。在拥挤的人群中，我正在等待面试，老弟站在我身旁。
我从《湖南日报》的广告栏目中看到这则招聘启事，主办单位是湖南邮电工业总公司下属单位雄鹰公司和知音电话公司。
如果九十年代经常看电视广告的话，应该会熟悉这样一句广告词：“千里知音一线牵”，说的正是知音电话公司的产品。
而我选择报名的却是雄鹰公司，想法单纯得可笑，因为该公司的全称是：“中美合资雄鹰股份有限公司”。
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更诱人的是，它是合资企业，还是和美国人合资的企业。要知道，在国门刚打开的年代，在中外合资的企业里谋一份工作，该是多么让人羡慕啊！
我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在我前面填表的人中，文凭那一栏，清一色的是大学本科，而我，一名专科生而已。
那时的我，太年轻，内心还不够强大，很容易被物质的，外在的东西打败，我天真地以为，大学本科毕业要比我一名专科生更优秀，更能干。
我的内心挣扎得很厉害，但我别无退路，所以我选择了坚持，至少在表面上，我很冷静。
仿佛等了一个世纪，终于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整整衣服，冲老弟挥挥手，朝面试的房间走去。
房间不大，对门摆着一张长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三个人，两男一女。
正中间是个年轻女孩，一头短发，显得清爽又干练，而我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她右边坐着的那个男人身上。
那是个高大的男人，他穿着一件T恤，很随意，却让人感到很舒服。他双手抱胸，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微笑了一下，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不那么紧张了。
后来我知道，那个男人，正是雄鹰公司的杨总经理，他是美籍华人，刚回中国创业。
面试在那个女孩主导下进行，问题都很简单，只不过是用英语问答，我刚大学毕业，这难不倒我。
最后，她递给我一张纸，上面用英文写着一篇文章，她要我翻译成中文。
那是一篇有关电话通信方面的文篇，里面有大量的专业词汇，才看了第一段，我便坦然说：“对不起，这篇文章专业性太强，如果没有字典，我翻不了。”
女孩皱了皱眉，而那男人却点了点头，也许，是我的诚实打动了他。
最后，那女孩示意面试结束，我可以走了。正当我起身时，那个男人说话了：“等一等！”
我又坐下来，疑惑地看着他。
“请你回答我，年轻人，你为什么要下海，难道你不怕被海水淹死吗？”他突然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我略一沉思，想到了前些日子在二中的遭遇，干净利落地回答道：“不怕。第一，我会游泳，一般的小风浪淹不死我；第二，我年轻，更希望到大风大浪里去闯一闯。”
面试的三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都轻轻地点了点头。
两天后，我收到雄鹰公司的通知，我被公司录取了，要我立刻去公司报到上班！
美好的前程似乎在向我招手，未来会怎样，谁又知道呢？
(三) 雄鹰公司
“我们公司本来不录专科毕业生的，是杨总，他说你有股子年轻人的闯劲，想给你一个机会。”
对我说这话的是面试我的那个女孩，她叫夏晴，公司人事部的，比我早到公司三个月，也算是老员工了。
浏阳河边东屯渡，省邮电工业总公司就在那里，一幢大楼，七层，七家公司，雄鹰公司在第五层。在我进公司之前，它才开业三个月。
进公司的那天，下着小雨。公司的宿舍和大学寝室一样，上下铺。等我铺完床，望着淅淅沥沥的雨，忽然觉得有点凄凉，有点想家，有点想念大学时无忧无虑的日子。
随之而来的是半个月的培训。半个月后，我总算明白了，雄鹰公司是生产安装程控交换机的企业。
程控交换机，俗称小交换机，是用来做局域网络服务的设备。打个比方，一家单位，如果有一百名员工，安装一台128门的程控交换机后，员工之间内部通电话就可以实现免费。这和邮电部门的交换机原理一样，只不过它们的交换机容量大得多。
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销售部，和我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销售员，我们的部门经理姓宋，大家都称他“宋总”。
由卖轮胎转行卖小交换机，生活似乎和我开了个玩笑，转一圈，又回到原地。
但那时的我，固执地认为，在省城，在合资企业，无论卖什么产品，都比在小小的县城卖轮胎高尚或者高贵。
这也是大城市里的人看待小城镇人的心里优势，一种深入骨髓的优越感。
以后的日子，除了出差还是出差。每天上班，先向宋总报告，今天准备去哪些公司、企业、单位，填一张出差单，带上公司产品资料，匆匆出门，联系客户。
事隔二十多年，我还清楚记得，东屯渡到长沙火车站乘10路公交。
一句不懂的长沙话，不到一个月，我已经能完全听懂，以至于现在，我还爱听奇志大兵的方言的相声。
九十年代长沙的大街小巷，无论多偏僻，我都知道，也从不迷路。
我所能夸耀的，也许只有这些了吧！
一台小交换机，既使是最便宜的32门的那种，也要超过十万。而在当时，十万元，对任何一个单位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权做出这笔开支决定的人，只能是单位的一把手。
所以，我要见的人，要么是局长，院长，厂长，要么是总经理，董事长。层级再低，也得是办公室主任，总裁助理。
别忘了，那年我二十二岁。拎着廉价的黑色公文包，挤着公车，我怯生生地敲响那些豪华气派的门。
通常情况下，我会在三分钟之内被人请出去，唯一的区别是有人说了一个“请”字，而有人没说而已。
在省儿童医院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给我倒了一杯开水，耐心地听我说了十分钟。
他是一个好人，我很感激他。
宋总有口臭的毛病，如果着急上火的话，口臭更厉害。自从我到公司之后，两个月，销售部没有卖出一台产品，连买的意向都没有。宋总很焦急，整天往嘴里喷一种气雾喷剂。
空闲的时候，我会突发奇想，如果是在二中卖轮胎，不知道业绩会怎么样？
(四) 第一笔生意（上）
做成第一笔生意，那完全是一个偶然。
那是个周末，我去东屯渡村玩，在那里，我刚结识了一个朋友，我叫他小文。
小文是本地人，年纪和我相仿，在浏阳河桥头开了一家小卖部，卖点香烟、槟榔之类，生意还好。我在他那里买过几次报纸，一来二去便熟了，也算得上朋友。
整整两个月过去了，我没有卖出一台机器，每次去报差旅费时，看着财务室的人讥笑的样子，别提有多尴尬。
还有一次，我们三个销售员回公司稍微早了一点，门口正好碰到夏晴，围着她闲聊了几句。杨总从门口经过，看见我们无所事事的样子，走过来，冷冷地说：“我请你们来，是为公司创造利润，不是请你们来吃闲饭的。”
三个人灰溜溜地回到了销售部，宋总也没答理我们，只是坐在办公室，拼命地向嘴里喷药。
小文见我神色沮丧，问了我原由，我正满腹苦水需要向人诉说，他一问，我便像祥林嫂一般向他说了。
他听完后，拍拍我的肩说：“王兄，别着急，我要我爸帮帮你。”
他爸是村长，这我知道，但我从没有想过，给一个村子装一门小交换机。
东屯渡村不穷，相反，那里的村民很会经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盖着小洋楼。
当天小文就领着我去村委会找了他爸，听了我的介绍，他爸爽快地答应了，只是有一个条件，村委会的班子成员，一共六个人，每人免费装一部电话。
我没有一口答应，因为我需要请示宋总。
回到公司，我迫不及待地向宋总汇报了这件事，宋总听完后不动声色，只是向我要了小文他爸的联系电话。
现在想想，年轻时的我该有多老实，而在商场，老实其实就是愚蠢。
在我把联系电话给宋总的那一刻起，这笔生意差不多也就与我无关了。
直到他们准备签合同的那一天，出了一个大麻烦，我才重新参与其中。
小文偷偷告诉我，他爸不准备和公司签合同了。原因很简单，雄鹰公司生产的程控交换机还没有省邮电管理局的入网允可证。
也就是说，安装了雄鹰公司的交换机，只能内部人员通话，不能和外线联系。
我私下问了夏晴，公司要十月份才能拿到入网许可证，还有一个多月呢。
宋总似乎心灰意冷了，又把这笔业务重新交给了我。
我没有死心，托小文告诉他爸，我会尽快弄到入网证，希望能把生意做成。
许多年过去了，我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倘若那年没有回校，就留在长沙闯荡，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也许，会变得心狠，因为那时我已经在慢慢理解，商场如战场，软弱并不能换来同情，只会遭人耻笑。
也许，会变得狡猾，我没有大智慧，却不乏小聪明，如果是身在商界，假以时日，我身上的那些小聪明一定会让我变得狡诈，为了利益，甚至不惜铤而走险。
为了拿到和东屯渡村的合同，我开始铤而走险，想到了伪造入网证。而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一枚湖南省邮电管理局的公章。
(五) 第一笔生意（下）
九十年代的长沙火车站，鱼龙混杂，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
刚下火车，人还晕晕乎乎，立马会有人上前帮你拎包，你以为遇到了好心人，还没来不及道谢，连人带包全不见了。
有人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中心，高声大嗓地说话，你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找安静的地方通话，没有别的原因，他是在炫耀他新买的大哥大。
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在了一起，引发了一场交通堵塞。交警上前来问原因，只因为茫茫人海中，有个女孩穿得清凉，多看了一眼。
很多人对火车站谈虎色变，认为治安不好，担心出事。
我不怕，整个夏天，我都穿着拖鞋，裤衩在那里晃悠，看上去和混蛋一个模样，外地人见了我，避之不及。
为了私刻公章，我又一次来到火车站。
火车站有许多雕刻私章的人，有人摆着一个小木架，还有人连木架都没有，随便找了一张硬纸板，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刻私章”，再叼根烟，或站或蹲，等着生意上门。
我在不起眼的角落，找到一个戴鸭舌帽的年轻小伙，轻声问了一句：“师傅，会刻公章吗？”
鸭舌帽男子抬起头，警觉地望了一眼四周，又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觉得我不像便衣，这才松口气，迅速地收好摊子，冲我一摆头，说：“跟我来。”
沿着铁路高架桥，经过军分区招待所，我随他来到一片居民聚居区。
聚居区的房子大多破烂不堪，里面垃圾遍地，污水浑浊，走了一段如迷宫般的小巷之后，我来到了他租住的房间。
房间很小，一如想像中的杂乱，被子未叠，袜子，衣服到处都有，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
到了这里，鸭舌帽男子这才放松警惕，问我：“你要刻哪个单位？”
“湖南省邮电管理局”，我答道。
男子略一沉思，说道：“一个字一百块，干不干？”
这钱不能报销，我很清楚，但我别无选择，我咬牙切齿地答应了。
不到一个小时，他刻好了，我拿过来检查了一下，没看出什么破绽，掏出八百块钱，准备给他。
鸭舌帽男子一把夺过公章，阴阳怪气地说：“八百不够吧，你得给一千块。”
我生气了，大声问道：“不是说好了一个字一百吗？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八个字，八百块，怎么会是一千？”
他指着公章上的五角星图案说：“你看，这个五角星，二百块。”
我气急反笑道：“要是我不给呢？”
“那恐怕你今天出不了这个门。”他恶狠狠地威胁道。
我心一横，从桌上把他的雕刻刀一把抢在手中，比着他说：“你想怎样？”
他忽然吹了一声口哨，不一会儿，从门口又冲进两个人，个个膀阔腰圆，凶神恶煞。
我情知不妙，把刀还给了鸭舌帽男子，乖乖地掏出皮包，正准备数钱，他一把把皮包抢了过去，塞进自己的口袋，又看了一眼我的手腕，示意我把手表给他。
从他房间出来后，我手里拿着那枚历经风险才得到的公章，全身上下，一毛钱也没有。
那天我是走着回公司，整整走了两个小时。
(六) 请叫我王经理
回到公司的第二天，我越级向杨总直接汇报了与东屯渡村的合同事宜。
当我把伪造的入网证摆在他桌上时，他看着刺眼的假公章，沉默不语。美国的教育告诉他要诚实，而中国的现实需要他造假，最终，他叹了口气，委托我全权负责这笔生意。
三天后，东屯渡村村委会的班子成员在雄鹰公司董事长办公室签下了合同。我也在场，负责端茶倒水，因为兴奋，脸一直红着。
布线，安装，调试，施工整整进行了一个半月，其间，公司如愿拿到了入网证。最后一颗定时炸弹终于排除了，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在完工的那一夜，我邀小文去大排档喝酒。几瓶啤酒过后，酒劲上来了，我搂着小文的肩膀，向他承认了伪造入网证的事情。
他很不以为然，说换了他也会那样做，只不过他对我被鸭舌帽男子欺负的事愤愤不平，当即打传呼喊来了几个同村年轻人，和我一起，开了一辆面包车，一辆三轮摩托，直奔火车站。
说来也巧，鸭舌帽男子那天还在原地摆摊，周围的人也不多。
待我确认后，小文他们把车门推开，一拥而上，把鸭舌帽男子强行拉上面包车，在车上，一顿拳打脚踢，揍得他鼻青脸肿，晕头转向，不住地讨饶。
我拿回了我的手表，起初他抢了我一千五，我让他退了七百块，我对他说：“一个字一百块，八个字八百，说好的事我不赖帐。”
小文他们齐声喝彩，说我做事讲究，够意思。
揍完了鸭舌帽男子，压在心中的一口恶气总算出了。我又请小文他们到五里牌坐夜市，继续喝酒。
半夜十二点，酒足饭饱，另外几个年轻人开面包车走了，小文非要我坐三轮摩托，我乘着酒兴坐进了车斗，小文醉熏熏地做了驾驶员。
深夜的长沙，街灯璀璨，马路开阔而车辆极少。小文把车开得飞快，夜风吹在燃烧着酒精的身上，凉爽怡人。
我不由得从车斗里站起来，想狂吼几声。
正前方，似乎有指示牌，好像还拦着绳索，还未等我看清牌上的字，连车带人，“轰”地一声，栽进了一个正在施工的坑里。
我醒来后，满脑星星闪烁，浑身上下，火辣辣地疼，再定神一看，还好，除了满身的挫伤之外，没什么大碍。
而身边的小文，他还躺在坑里，没有醒过来，满脸是血。
我把他摇醒，这才发现，他的左边耳朵不见了。
在一根铁丝上，我找到了小文的耳朵，当时也忘记了害怕，两个人发疯似地跑，直到看到一家诊所。
后来小文转院到了湘雅，多亏送医及时，小文的耳朵最终缝接上了，他出院时，我去接他，耳朵后一道疤痕，看上去惊心动魄。
这么多年没和他联系了，不知道那道疤痕消了没有。
青春，偶尔会犯傻，很多时候，只有那些傻事才真正让人刻骨铭心！
因为我成功地完成了第一笔生意，公司给了我五千块钱的奖金，在九三年，那是一大笔钱。更重要的是，公司还给我印了一盒名片，名片上面赫然写着：“销售部经理：王XX”。
捧着名片盒，我感慨万千，从此以后，我便是有身份的人了，请叫我王经理，好吗？
(七) 北邮的谎言
有了名片后，公司专门给我配了一台传呼机，还是带汉字显示的那种，这让我很有面子。一出门，恨不得传呼机一整到晚都叫唤，就算回无数次电话也心甘情愿。
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王经理，我很忙！
十月份之后，公司召开销售会议，会议决定，我负责常德、益阳两个地区的小交换机市场。
这意味着，我要经常去这两个地区出差，拿下那里的市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把产品卖出去，当务之急是要知道那些单位有购买意向。而无论是谁，只要他想购买程控交换机，他就必须向当地邮电局的小交科申请。
所以，到小交科，拿到相关资料，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市场调研。
问题是，小交科的人是不可能痛快地交出相应的资料的，原因很简单，如果厂家和买家直接见了面，它这中间人就啥也捞不着了。
在去益阳的车上，我把整件事之间的利害关系都想了一遍，最后决定，撒一个弥天大谎。
年轻的我，常常会耍一些小聪明，以为能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浑然不知，自己才是真正的大傻瓜。
益阳市邮电局位于一座小坡上，那天，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小交科的人不多，三四个人在办公室，正聊着天。
我敲敲门，几个人停了下来，狐疑地望着我。我一路坐车，风尘仆仆，拎着黑色的公文包，又瘦又矮，一看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我开口道：“对不起，打扰了，我姓王，你们就叫我小王。我是北京邮电大学的毕业生，正在写一篇关于小文换机市场的毕业论文，需要一些一手的数据，看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下，提供我一些资料。”
这段话，我在心里翻来覆去练了几遍，现在说出来，纯熟无比，诚恳自然。
那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示意我进屋，甚至有人见我一副学生模样，还给我端了一杯热水。
我一见有戏，心中暗喜。
不料其中有一领导模样的人突然说：“你说你是北邮的学生，那你报一下你们系里办公室的电话，我打电话证实一下。”
我没有料到他如此警惕，方寸大乱，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知道系里的电话号码。”
那人见我慌张，越发不信，看我的眼神也变了，似乎是在看一个骗子。
我见他不信，心生一计，又说：“我到你们这里来之前，在省邮电工业总公司的下属单位雄鹰公司做过市场调研，他们能证实我的身份。”
我这话半真半假，那人将信将疑，我把雄鹰公司的号码给了他，他拔了过去。
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公司接电话的人不要说错话。
电话是免提，屋子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电话那头是夏晴的声音：“哦，哦，王XX，有这个人，对，对，他是我们市场销售部的经理。”
电话挂了，每个人都看着我，我的脸上似乎有一万只蚂蚁在爬。
最后，我决定坦白，垂着头，我说：“对不起，我刚才撒了谎，我是雄鹰公司的销售员，因为想拿到益阳地区有购买小交换机意向的资料，所以……所以……”
领导模样的人此刻却笑了，他说道：“都是一个系统的人，没关系，说实话，刚才我还以为你是骗子，都准备报警了。”
办公室的气氛一下活跃起来，那人又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小黄，我看这年轻人也不容易，你就把手头上的资料复印一份给他吧。”
这样容易就拿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资料，我没想到。
生活就这样，你若欺它，它便负你；你若诚心待人，惊喜便会不期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