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汉武帝生活的时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可他建立的功勋却穿越时空，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豪情至今响彻耳畔。
可若将历史显微镜的倍数放大，就会发现这个生在和平期、长在富贵下的帝王，能最大程度实现理想，钱在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亚当斯密所说自由经济状态的，就是汉代初期。这一时期，由于长期战乱，民间经济几乎被毁灭殆尽。统治者遵循“黄老之术”，政府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套用现在的话，叫“小政府、大社会”。
效果显著，作为承起文景之治的汉武帝初期，经过建国后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库已然极其充盈。《史记》记载，当时国家常年无战事，也无天灾，农民种粮不仅能自给自足，且攒够能吃三年的口粮。国库内的铜钱累计巨万，连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首都街巷繁华，东西往来的商人鳞次栉比，每天都有新开张的旅馆和饭店。
汉武帝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殷实的家底。刚即位时，政府仍然事施行前朝的“黄老之术”。可是当最后一个经历过战乱的掌权者窦太后过逝后，那些“生在新中国、长在和平下”的当权者们，便开始鼓吹战争。加之武帝本身英气逼人，好勇爱战，下边的人更是投其所好，千方百计配合主子的意愿。当时，汉朝与匈奴之间，依靠不断的和亲政策已经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虽然汉方总是付出多于获得，可相较打仗，还是划算多了。
可一旦国家积蓄了实力，主战派的声音占据主流，战争便顺理成章。从公元前121年到公元前89年，汉武帝连年征战，不仅成就了一大批名将、将国土面积扩展至当时的世界第一，更成就了千古一帝的伟业。只是，在外人和贵族阶层看来扬眉吐气的功业，底层百姓却因连年征战，背上了沉重的赋税。至征和四年，汉武帝发出了一道长长的诏书，详细谈论了之前发兵的得与失去，得出结论：轮番征战是一项划不来的举动。
忏悔两年之后，武帝去世。其在位期间，为了应付巨额的战争花费，帝国的财政得以无限制的扩张，武帝一朝也终于成为中央帝国建设的千年样板。
这个样板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为了维持帝国稳定，汉代吸收了前朝的经验，将国家税收的重头，农业税的税率降到极低，为三十分之一。由于中国古代粮食产量长期维持在低水平，过高的税率，极易造成国本动荡。
其次，农业税税率低，并不意味着农民负担低。降低农业税的同时，政府却采取了更灵活的方式，从其他方面过得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包括：关市收入、垄断流通领域收入、垄断铸币产生的铸币税、财产收入等等。最终都会转嫁到农民头上。
这些税收是沉重的，但是它们极其隐蔽。政府通过较高的工业品价格，使得农民在不直接交税的前提下，财富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抽走。这种高效的方法，为武帝的功业提供了充足后援。
诚然，武帝本身有极高的智慧，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帝国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效率。仅凭经济政策这一项，并不能公允地评判武帝。可是，经济却是帝国命脉。在武帝时，尚有能力镇压异端，梳理行政脉络。可由于连年征战，损害了帝国经济的肌体，再往后，东汉虽有一段短暂的“中兴”，可衰败的大趋势已不可改变。
武帝一心想建立丰功伟绩。常年征战，以为荣耀了自己的同时，能令汉家王朝能国祚永续，可结局却加速了帝国的衰落。至西汉，帝国的经济都再没有回到武帝初期的繁荣。令人唏嘘的同时，又不得不惊醒。
良好经济体系建立很难，甚至需要几代人。可破坏，只需要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