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高矮胖瘦，这是众所周知的直观感受；那如果要依此给清朝的年号排个队，会是怎样的光景呢？

在悦史君眼里，大抵是这样的：

“天命”、“天聪”时期，还是个又矮又瘦的小毛孩，时不时想要挑战一下大高壮的大明朝；

“崇德”时期，由于朝鲜王国、漠南蒙古的归附，成了一个半大个的少年，对日渐消瘦的大明朝，有了更多的想法和企图；

“顺治”时期，借着李自成的大顺朝和大明朝对决、大明朝骑墙派、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投诚，这个长高了的小青年，一下子就冲进了中原，并在以洪承畴、吴三桂为首的贰臣们带领下，基本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随着南明、明郑势力、三藩反叛势力等的消弭，成长为一个又高又壮的大人；

“嘉庆”时期，由于前期吃饭睡觉不注意，迎来了中年危机；

“道光”、“咸丰”时期，这个外表看起来又高又胖的中年人，被外面来的西洋人和内部的愣头青太平天国势力，折腾的左支右绌，狼狈不堪。

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被英法联军吓得逃到承德避暑山庄的清文宗显皇帝爱新觉罗·奕詝，已经病入膏肓，为了身后江山社稷的安定长久，他临终前留下了三项遗命：

一是立其年仅六岁的独子爱新觉罗·载淳为皇太子；

二是任命和硕怡亲王爱新觉罗·载垣、和硕郑亲王爱新觉罗·瑞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爱新觉罗·肃顺，一等诚嘉毅勇公、领侍卫内大臣、额驸富察·景寿，军机大臣托和络·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要他们尽心辅弼幼主，处理一切政务；

三是赐给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赐给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由于载淳年幼，“同道堂”印实际上由其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控制，“代子钤印”），载垣、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如果要拟“上谕”或者下“诏旨”，必须加印“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印章。

按照咸丰帝的设想，这样既可以避免载垣、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权重专擅，又可以牵制六弟和硕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武英殿大学士贾桢等人的势力，保证小皇帝的权力不会受到冲击。

同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去世，皇太子载淳即位，拟定年号“祺祥”，载淳的嫡母钮祜禄氏和生母叶赫那拉氏并尊为皇太后。

祺祥：大臣禀命太后不服，叔嫂合力开辟新天

祺祥是载淳的年号，也是清朝的第九个年号，存在时间为1861年七月到十月，只有两个多月，没等到改元就已经被取消。

祺祥，出自《宋史·乐志十三》：“羣分非一，祺祥绍登”，寓意“幸福吉祥”。

看到这里，有悦友可能就要问了：虽然我对清史了解不多，但“康熙帝”、“乾隆帝”经常听到，“祺祥帝”可是从来没影啊！

嗯，这也是事实，因为就在咸丰帝去世后的短短两个月里，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祺祥政变”（因当年正好是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

原来，咸丰帝死后，由于他临终前的特别安排和英法联军入侵的客观事实，朝廷上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

其一是载垣、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为首的“承德集团”，当时他们都跟随咸丰帝逃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属于实权派；

其二是小皇帝载淳和两宫皇太后为首的帝后势力，当时也在承德，受到“承德集团”的压制，渴望掌握更大的话语权；

其三是以和硕恭亲王奕訢、大学士贾桢等人为首的“京师集团”，他们之前奉咸丰帝之命留在京师，与英法联军开展和谈，属于被“承德集团”打压的一派，但也不甘心自身的处境。

虽然孤儿寡母的帝后势力，看起来最弱小，但他们却是这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哪股政治势力与帝后势力相结合，最终胜利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六，御史董元醇上疏朝廷，以皇帝年幼为理由，请求由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

董元醇在奏折中言明：“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

这就引起了清廷内部的“垂帘之争”！

董元醇上奏后不久，一些朝臣也想借机捞取政治资本，内阁学士、兵部侍郎瓜尔佳·胜保，山东巡抚谭廷襄等故意违反清朝祖制，以黄折向皇太后请安，表示对垂帘之议的支持。

载垣、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则立即反击，他们以小皇帝载淳的名义发出上谕，斥责胜保等人违背朝廷体制，交部议处，并通令各级官员，今后不准向两宫皇太后请安。

小皇帝载淳的生母、圣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不甘心受人摆布，企图效法古人，垂帘听政，便召见载垣、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要他们照董元醇所奏传旨实行，肃顺等人“勃然抗论”，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

双方争论激烈，以至吓得小皇帝载淳啼哭不止，“遗溺后衣”。

最后，肃顺等人以祖制无垂帘之礼为辞，驳回“垂帘之议”。

表面上看，“垂帘之争”以载垣、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暂时胜利告一段落，但圣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并未甘心，她联合母后皇太后钮祜禄氏，暗中与在京的和硕恭亲王奕訢等人联系，准备政变夺权。

同年九月中旬，在与英国侵略者密谋后，奕訢不顾载垣、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梗阻，借“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与两宫皇太后密谋政变之策，随后返回京师布置。

至此，帝后势力与“京师集团”合流，志满意得的“承德集团”仍蒙在鼓里。

奕訢回到京师后，争取到了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大臣的支持，积极笼络握有兵权的僧格林沁、胜保等人，作好了政变的准备。

载垣、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则因小胜而疏于防范，在两宫皇太后的催促下，同意回銮京师，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载淳先行，肃顺等人则护送咸丰帝的梓宫后行。

九月二十九日，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载淳抵京，立即召见奕訢等人，宣布解除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

十月初一，两宫皇太后封奕訢为议政王，入军机处，并以桂良等五人为军机大臣。初五改“祺祥”年号为“同治”。

初六发布上谕，否认咸丰帝的遗诏，下令将载垣、端华赐自尽，肃顺斩首示众，景寿等五人或革职或遣戍。

同治：顺风顺水机遇难得，名为中兴实难堪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两宫皇太后与和硕恭亲王奕訢等人，联合发动“祺祥政变”，否认咸丰帝的遗诏，将载垣、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势力打垮，改“祺祥”年号为“同治”。

同治是载淳使用的年号，也是清朝的第十个年号，存在时间为1862年-1874年，凡13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清德宗景皇帝爱新觉罗·载湉继位后沿用。

同治，出自《通典·刑六》：“禹承舜禅，与尧同治，必不释二圣而远则凶顽，固可知矣”，字面意思为“共同治理”，结合当时的情况，表示两宫皇太后临朝同治之意，或者说两宫皇太后与众大臣共理朝政之意。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太平军进逼上海，英、法各国派兵，协同清军围剿太平军。

同年六月，京师同文馆设立，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培养翻译人才以利于开展洋务运动。

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天国重要将领石达开部在四川大渡河被清军击破，石达开随后被害。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清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终于平定了这一最大的叛乱。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捻军首领、原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等人率部在山东歼灭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统率的清军主力，僧格林沁突围时被杀。

同年五月，一等肃毅伯、两江总督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成为洋务派创办新式军事工业的开始。

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捻军首领、原太平天国鲁王任化邦被叛徒潘贵升刺杀；十一月，捻军首领、原太平天国寿王范汝增在山东寿光海滨战死；十二月，赖文光在扬州瓦窑铺被清军俘虏，随后被害；东捻军至此被清军镇压。

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前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受清朝总理衙门委托，率“中国使团”出访美国、英国、俄国、法国、普鲁士等国，是为中国使团首次出访国外。

同年六月，六月二十八日，西捻军在山东茌平徒骇河大败，全军覆没。至此，坚持十六年，纵横八省的捻军运动最后失败。

同治十年（1871）五月，沙俄乘中亚浩罕国将领阿古柏侵占乌鲁木齐并向东进犯之际，借口安定边境秩序，派郭尔帕科甫斯基率兵攻占伊犁九城及附近地区，在伊犁地区进行殖民统治。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17岁的同治帝大婚，慈安太后提议以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皇后，慈禧太后主张以侍郎凤秀之女富察氏为皇后。载淳本人喜欢前者，便以阿鲁特氏为皇后，富察氏为慧妃。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同治帝正式亲政，下诏“恪遵慈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

同年九月，同治帝以方便皇太后颐养为名，实为自便，降旨兴修颐和园。

由于清政府的财力根本不允许再拿出这么多钱来修园，十月，御史沈淮上疏请求缓修，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鸿藻与翰林院侍讲学士李文田也都上疏劝谏，但同治帝不听。

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重修圆明园的工程正式开工。

同年十二月，同治帝在养心殿病逝，年仅19岁。后葬于惠陵。

悦史君点评：载淳是清朝皇帝中，即位最没有悬念的一位，因为他是咸丰帝的独子。

然而，从他当皇帝的一开始，就陷入了权力争斗的核心，以至于年号“祺祥”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废除。

不过，同治年间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期，国内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等先后被镇压，国际上也没有大的冲突，这就给同治帝实行新政提供了机会。

同治帝的新政主要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派人出洋、办厂开矿等，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虽然被称为“同治中兴”，但只是浮于表面。

同治帝去世后，没有留下子嗣，这就又出现了权力真空，清廷高层再次发生争斗。老规矩，大家看悦史君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