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此书，会有一种老生常谈之感，有些地方甚至略显偏激。读者可以很容易地与书中论点产生共鸣，而有趣之处正在于此——之所以会有毫无障碍的共鸣，是因为这些批评可以毫无违和感地用于批评中国教育。由于这类批评在社会媒体和生活中都见得多、听得多，所以难免觉得廉价。

不过总体而言，作者的论述都还算有理有据、逻辑清晰。更难能可贵的是，让不太了解美国教育状况的大众得以看到美国精英大学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书中对围绕美国大学教育的各类细节有比较客观而有深度的评价，在一个一边倒地认为美国大学教育优于国内大学教育的舆论氛围中，这些信息的价值不言而喻。在有关教育的探讨中，我们应当消除充满自以为是的想象的、没有合理支撑的、过于片面和武断的迷思，正确地看待美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在国内的初高等教育都在努力向美国看齐的现在，全面了解美国教育制度的缺陷，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思考教育的意义，才有可能避免盲目模仿，建立一个更高效、更健康的教育体系。

理想中的教育，从“本质”上来讲，是无法被量化的。美国高校的入学门槛十分繁复，其来源有一部分是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传统教育，如体育竞技中包含了追求卓越和团队合作的精神；音乐素养包含了美学教育和性情的培养；为社会服务是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等等。但困难的地方在于，你如何衡量一个人追求卓越的精神？如何衡量一个人的性情？如何衡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由于“表象”和“本质”的割裂，我们无法衡量上述任何一项目标，我们只能衡量"本质"所对应的"表象"：我们可以衡量体育竞技的成绩、演奏乐器的水平和一个人在社群中的行为。这些"表象"就是可以量化的指标：参加了多少体育项目、会演奏多少乐器、做了多少社区活动是数量，体育成绩、音乐奖项、社区重要人物的推荐信是质量。理论上来讲，在"表象"的量化指标上做得好的人，也理应具有那些我们最终追求的无法量化的"本质"。

但这仅仅只是理论。不能说"表象"和"本质"可以绝对不具有任何相关性，就像会熟练演奏乐曲的人，经历了长时间的训练，多多少少会受到音乐的陶冶和启迪。但"表象"和"本质"之间并不像目前的教育系统所认为的那样有着牢固的联系。如书中所言，“体育竞技讲究的是体能训练；音乐不过是技术上的娴熟；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形象的服务他人则等同于做慈善；领导能力无非就是追求位高权重。”

一旦将筛选标准定为可以量化的"表象"，人们就可以只追求量化的表面指标而忽略其背后的"本质"目标。一个人当然可以犬儒地仅仅因为入学考试的加分而拼命拿到体育赛事的成绩，与追求卓越和团队合作精神没有一分钱关系；也可以怀着不择手段的决心拿到音乐奖项，与美的追求和性情的怡人相去甚远；社区活动可以砸钱做得漂亮，即使本人是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者。

被量化的东西通常会迅速形式化，因为投机比投资更有优势。投机是能够以最小代价获得最高收益的捷径。如果投资的优势——过程——无法获得收益，那么从社会运转的本质上来讲，缺乏激励、没有益处的事情当然很少有人去做；正因为有这样的运转规律，人类社会才能够在有益的事情上不断进步。但在教育上，我们因此而遇到问题：那个无法获得收益的“投资过程”，恰恰是我们想追求的“本质”。中国式题海战术能够最有效地提高一个学生的成绩（表象）；研究式的学习（本质/投资过程），虽然理论上是我们追求的，但缓慢且无法在同样的时间内获得同样好的考试成绩（表象），因而无人问津。

如何衡量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长久难题。经济学上的“外部性”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的核心是为那些通常没有体现在价格要素中的东西定价，比如为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定价。事实上，我们对比中美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可以进行如下类比：中国以分数区分学生的优劣是一个粗糙的模型，因为它有很多“外部性”未考虑到；美国为这些“外部性”创造了存在感，把体育、音乐、社会活动等多项指标综合纳入考虑范围。

然而我们看到，即使考虑到“外部性”，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美国高等教育仍然流于形式化，与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经济学的方法很有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方向，原因在于试图量化一切的经济学在根本上有其自身缺陷。虽然这种计量看上去能够越来越精确地描绘这个社会，但迈克尔·桑德尔在《金钱不能买什么》（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一书中准确指出了这个系统的缺陷：用价格来量化一切的后果，是改变人们对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的评价规则。生命、爱情、道德等难以标价的东西若强行标价并进行交易，将会摧毁其之所以成为生命、爱情和道德的“本质”。

换句话说，"表象"和"本质"永远无法等同。不论“表象”多么细致地模仿、重建“本质”，一旦可以量化，就成为了形式化的目标，再也不是“本质”，“本质”的核心就是无法量化。但我们的社会恰恰以价格作为唯一标准试图衡量一切交换活动。因为一切皆有价，因此一切皆可量化。而无法量化的“本质”，无法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无法被交换成收入，进而无法在社会上交换其他物品。无法量化的“本质”，在一个除价格外没有其他评价体系的社会中，是几乎没有存在余地的。可以说，能成功在我们的世界里存在、交换、流通的“本质”，都是与可以量化的“表象”共存、联系紧密的那部分。

因此，作者的建议，包括重新定位教授的职责（多些教学时间、少些科研时间），鼓励学生反思自己的生活，忽视排名，多考虑公立大学、文理学院等，在目前的体系下并没有存在的基础。毕竟，学校鼓励“物质成功、收入=人品、尊严和幸福”的价值观，是因为只有财力雄厚的校友能源源不断地为母校提供资金；相比看不到即时成效、无法量化工作成绩的教书育人，能带来可以量化的直接效益的科研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文理学院（Liberal Arts）的博雅教育，或曰人文教育，不仅教育内容本身就是一个无法量化的“本质”，其效用也不如职业学校一般与工作收入有看得见的直接联系。大概也正因为作者很清楚这些建议虽然有效，却很难被采用，所以才会求诸“精英阶层的自我救赎”，也就是，寄希望于他们自觉放弃利益、为追求Greater Good而主动做出革新。

就个人的见解而言，超脱既有的生活环境、拥有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私人性的、个人化的。这种能力无法被教授；或者，即使能够被教授，也不是通过大规模教学的方式。这听起来颇有点佛家的意味。事实上，佛教一直很在意前述的“本质”与“表象”的对立问题。在追求“本质”的过程中，产生出了如“悟”一类的教学概念。这类着眼于“本质”的教育，从根本上来讲就不可能规模化。能够规模化的教育，只能在“表象”的量化指标上获得普遍的成功。

作为人类，我们，或者说我们中的少数人，将会始终希望了解生命更大的方向和意义，希望有空间和时间思考关于人生和关于自我的问题。这些无法直接带来能被价格衡量的社会收入的追求，能补偿性地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有时这类满足会强大到让人自愿放弃物质效益。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没能用价格的形式将这一类追求的价值体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仍然强韧地存在着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其卓越价值的一种体现。

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真的希望一个人人都是批判性思考者的社会吗？这不太可能成为现实，也不一定是个好的世界。以有限的资源培养大规模的高水平绵羊，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个社会依赖于拥有大量共识的人们以一种基本可以预见的生活方式共存，而核心的教育系统以非常高效的方式培养着他们。他们拥有社会需要的特定技能，是社会的主要成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本质”无法直接求得的既定现实下，追求“表象”是一种靠近目标的高效方式。效率与公平的平衡问题并无衡解，因此我们能做的只是不间断的微调，尽力向公平性和效率双高的目标前进。要颠覆既有的教育体制不太现实，也并不经济。我们需要的，可能只是为那些特立独行的批判性人才提供更多生存的机会和空间，让他们也能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