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图书馆遭遇尴尬
柳哲
北大游学二十余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意的心酸，可谓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为了让家谱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中国家谱文化复兴事业，我在京发起创办了中华姓氏大讲堂。初到北大游学时，我在北大图书馆曾遭遇过尴尬，至今回首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1996年3月14日，我从浙江兰溪，来北大游学。初到北大，顺风顺水，仿佛闯进了精神伊甸园，感到无比的喜悦。 但好景不长，有一天，我在北大图书馆，遇到了一件令人刻骨铭心的尴尬事！
依稀记得，那是1996年3月21日，我拿着北大单科进修证，去北大图书馆办理借书证。意想不到的是，遭遇了闭门羹。工作人员不给予办理借书证，这仿佛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凉透了我的整个身心。当时我耐下性子，想以求知的热情，去感化工作人员的冷漠，试图打破图书馆铁板钉钉的规定。我向他们介绍了我过去自学成才的特殊经历，希望“网开一面”。努力无济于事，扔给我一句话：“所有的旁听生，都来此看书，北大图书馆，还不被挤破？”我哭笑不得，无奈地走出了图书馆。
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有说不出的委屈。这是我初来北京一星期的第一次暗自落泪。北大有“三宝”：图书馆、名师、课程与讲座，如果图书馆都不得其门而入，实在是天大的遗憾！不禁想起蔡元培主校时，北大教授马叙伦，对蔡校长不无得意地汇报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 ；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 ，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 蔡校长听后，也颇为赞许。
时过一个世纪，我多少还有一个单科进修证与中文系的介绍信，反而被拒之于门外，岂能不感慨万千，岂能不怀念起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校长来。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未名湖畔，走了又走一圈。想起当初自己的幼稚，上高中时，作为文科班班长的我，在《少年文艺》《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字后，就开始忘乎所以。长期在那填鸭式的教学环境中，开始对课程索然无味，还老是排名次，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死记硬背，应试教育，让我产生反感，于是消极抵抗。为了追求文学梦，有一次我差点离家出走……
我讨厌中学教育，也讨厌上大学。高考落榜后，我并没有难过，仿佛挣脱了禁锢已久的重重枷锁，终于回到了自由的天地。我要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后来有过多次保送或自费上大学的机会，我无不放弃。想起这些，后悔莫迭。没有学历，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做学问，没有扎实的学术根基，很难大有作为。于是，我破釜沉舟，漂泊京城，游学北大，要圆我的“大学梦”。
初春的未名湖，仍坚硬如磐石，不过已经开始融化。见到久违的冰，我的心情反而开心起来。久违的冰啊，南国天气变暖，已经很难见到雪。微风吹来，丝丝暖意，温暖心头。不久以后，这里将是碧波荡漾，桃红柳绿，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与向往。
后来，经过种种的努力，找到了家乡在北大工作的老教授，在他们担保下，交了400元押金和每年100元的借阅费，终于领到了梦寐以求的借书证。我喜出望外，彷佛一头牛，闯进知识的“百花园”，泡在图书光里，让我乐不思蜀，许多珍贵古籍与家谱，让我大饱眼福，至今难忘。
如今，北大旁听生与社会人士，要到北大图书馆看书阅报，可谓是轻而易举。只要有单位介绍信与有效证件，交上几元钱，便可办理临时阅览证，就可在图书馆博览群书，泡上一整天了！这可谓是时代进步的使然，正如北大原校长周其凤建言“共享北大”，他说：
“我有一个梦想，让所有想做北大学生的人，都成为北大的‘学生’。”“北大正在借助现代技术做这件事，让全国人民共享北大、共享北大优质教育资源。”“北大是全国人民的北大，把北大优质课程，提供给全社会共享，是北大的责任和义务，这样能更好地服务和回报社会，更好地满足公众对北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
但愿我在北大曾经遭遇的尴尬，一去不复返；但愿北大旁听传统，发扬光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