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名字稍显异类，叫做《命中注腚》。

“都是命”，是我妈的一句口头禅。

也可以是一句很好的墓志铭。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命是什么。

她俯视着膝盖边上的我说，“命就是女娲娘娘造人时哈的那口气。”

这句话听起来像诗，也是我听过的最早的神话故事。

也是对命是什么的完美解释。

人什么都不是，只是一支空壳子。

命是空壳子里的什么都不是。

当年我妈在我眼里非常高大。

她俯视我的姿势，像佛陀看众生。

她说话的声音也像飘在半空中的云，

所以我对她的话非常虔诚。

在漫长的人生岁月当中，我伴随着我妈的叹息长大。

长过她的膝盖，长过她的腰身，长到她长发轻垂的肩头。

在我自始至终的理解里，我妈叹的气正是女娲娘娘哈的气。

神和人的关系，正是这样交织在一起。

我要讲的故事，也要半人半神地叙述。

据说我的命很硬，出生的时候就和掌管投胎的神灵谈条件。

我妈生我的那个年代，生小孩要找的人不是医生，而是接生婆。

临盆的那一天，我爸请来了十里八村远近闻名的接生婆。

接生婆在当时是一个神秘而神圣的职业，站在阴阳两界，掌管生死，受人尊敬。

当时我迟迟不愿来到这个世界，急坏了我爸。危急关头接生婆从房屋里大步流星地走了出来，对着我家的门槛踢了一脚，屋内立马传来了我的一声啼叫。

长大后我妈时常给我讲述这个神乎其技的故事，而我不肯全信。

我不大相信命运，我更相信巧合一些。

我妈说：“这就叫临门一脚，不信你看你屁股上的胎记，就是被接生婆踢的。”

我满脸不服地问道:“这又能说明什么？”

我妈说:“这就叫命中注腚。”

这话的确把我镇住了。

后来我见过那位接生婆，她看上去很慈祥，但我还是感到害怕，总觉得她把我的命踩在脚下。

但我从来不对她说感谢的话，因为一旦说了就表示我认可了这个故事的版本，我拒绝认命。

我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从小拒绝迷信。

对于很多事，我妈擅长将其归结为神明。

而我擅长归咎为无知和未知。

我的童年生活很精彩，除了穷一些。

鄂西山区在八十年代是一个秘境，穷山恶水是自然的穷。

我的人生，就在这样的局面下开端。

我常常跟着哥哥躺在屋顶晾晒的苞谷棒子上仰望无垠夜色，在漫天繁星中寻找流星。

夏夜的星空是浪漫的蓝色，星星是我爸背着我妈丢在夜里的烟头。

有时邻居家的小伙伴也会悄悄潜出来，离开父母视野的山村孩子都是山贼，我们会组队去抓田间的蟋蟀和萤火虫。

月光和满天星把大地照成朦胧的白，星空和大地构成了一组蓝白格。

记忆中的童年，不是诗就是画。

过了很多年的今天，既往的时间又对它进行过一次创作。

时间，是对人生最有效的作用力。

最有趣的往年往事是月下的故事。

深居山中，大人的嘴是我们了解未知世界的唯一窗口。

整个村中，不会有一本课外读物，也没有新闻，有的只是男女老少悠悠众口。

小孩嘴馋，故事是我们满足好奇心的精神粮食。爸妈为了骗我们干活，通常会以讲故事的名义诱惑我们。

我们满怀期待地围坐在我爸身边，摆好的箩筐变成了我们的舞台。

星光是我们的灯光。

我爸是使用苞谷刨子（一种脱玉米粒的手动工具）的高手，他摆动右臂刨出清脆的节奏。

三四个小孩赶不上他一个人的速度。

他一边刨苞谷一边讲故事。

他讲的故事以鬼神居多，但不可怕，鬼是那种可爱的鬼。

故事里的鬼神也分好坏，好的鬼神总是很聪明，坏的鬼怪总是没有好下场。

我爸小学四年级没读完就下学了，所以他会讲的故事不多。

一开始他还可以糊弄我们，小孩子的记性不好，听过的故事过一阵就忘了。他是一个鸡贼的人，抓住了这一点，老是重复讲。

后来我们都会背了，也就不愿意帮忙捋苞谷棒子了。

鸡贼的老爸又想出了新招，他邀来邻居家的伯伯。

伯伯唱过堂戏，肚子里的故事数不胜数。

更加重要的是，堂戏没落以后他把唱戏的家伙收进了箱子，那些如数家珍的故事也被迫收进了肚子。

大人们对故事不感兴趣，他们的生活很实际，我们这些小孩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最理想的听众。

伯伯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当过民兵排长，讲话中气十足，有民间军人的底子。

加上耳朵有些失聪，所以更加声如洪钟，故事比我爸讲得声情并茂多了。

伯伯的故事以薛仁贵居多，这些故事也是伯伯从堂戏师傅那里继承过来的，经过几代人的演练，已经炉火纯青。

伯伯讲的故事不像我爸的故事那么容易区分好坏，连老子和儿子都有恩怨。

搞不清好坏的故事，我依然觉得很精彩。

伯伯的声音很大，传得很远，可以翻山可以拐弯，最后穿透别人家的窗户。

那个年代山村里的消息就是这么传开的，故事有时候也是这么流传的。

于是又有小伙伴加入了我们，捋苞谷棒子的队伍壮大起来，噼里啪啦的苞谷粒儿像雨一样落进筐中。

一个晚上，可以出一箩筐收成。

我爸暗自高兴，而我妈却高兴不起来。时不时地催促几个孩子早些回家，说：“当心你们爸妈知道了，回去只怕要挨打。”

这句话一出，几个小孩子站起来拍拍屁股，跑掉了。

我妈这一招特别有用，每个孩子都很清楚，帮别人家干活是完全有可能被打的。

我和我哥都曾经因为这样的事被我妈打过，所以当我妈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和我哥也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准备跑。

我妈喝道:“你们俩往哪跑?这是你们的屋！”

我和我哥一听到挨打就有了条件反射，一时间竟然以为是在别人家干活。

那时山里流行家懒外勤的说法，许多小孩子在家懒得要死，一到别人家，干起活来却非常卖力。

我和我哥当然也在家懒外勤之列，爸妈为此不知道骂了我们多少次，骂我们傻。

我们虽然是小孩子，但已经开始有了面子观念。

我发自内心地认为家懒外勤不仅不傻，反而是一种美德，因为《思想品德》教材告诉了我们助人为快乐之本。在家里干活那不叫帮忙，唯有在别人家干活才能成为美德。

当我把这一套理论讲给我妈听的时候，我妈被气得半死。

她说:“书上都是写给人看的，跟事实不是一回事。”

多年以后我回想我妈的这句话，不禁觉得它充满了含义，它刺穿了生活揭示了真相。

生活中充满了理论和现实的冲突，我们读过的书听到的道理，都在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如何的人。而我们历经生活，得到的往往是一套截然相反的规律。

既然如此，我们读书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依旧没有想清楚，但为了想清楚我又不得不读书学习。

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让我学会了思考。

而学会了思考，才让我对人事有了看法。

我逐渐客观看待故乡，客观看待附着在这里的人。

山里人拥有的品质绝不止是勤劳淳朴，他们同时拥有小肚鸡肠和鼠目寸光。

山里也不只是山清水秀，这里同时还盘踞着错综复杂的熟人关系。

我在这里断断续续生活了三十多年，它时而让我感到简单，时而令我感到厌倦，时而令我回想留恋，时而又让我想要逃离。

故乡对我，是一种想要狠心斩断却又无法割舍的亲近关系。

成年后的我，只能以一种观望难过的姿态靠近它。

这里的人，让我又爱又恨。

比如说前面讲到的唱过唐戏的伯伯。

随着我的长大，伯伯不再满足于讲薛仁贵的故事，他大概是觉得渐渐长大的孩子应该听听真实的事。

于是他开始讲述他的生平，讲述他年轻时风光得意的日子。

那是一个无人笑穷的年代，贫穷是时代普遍的底色。

伯伯十多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他的日子很苦，靠帮富裕人家放牛换一点口粮。

白云苍狗，一山翻过一山，一天翻过一天。他靠挥动的牛鞭，记录他的日子。

山里很多人，一出生就认了命。

他们活着，只是为了打发时间。

后来伯伯的时代忽然来临，一把火点燃了他黯淡无光的青春。

放牛出身的他被任命为民兵排长，他兴高采烈地放下放牛鞭，扛起枪。

他汇入时代洪流，成为改变历史的人民群众的一份子。

有一点很难说，他到底是积极地改变了这个时代，还是说他只是被时代所改变？

当然他自己对这个问题并不在意。

伯伯满脸沉醉追忆当年，他说:“那个时候他们都怕我，我一到他们屋里，他们都给我做好吃的。”

伯伯口中的他们，是山里的绝大部分人。

一个人为什么要去怕另外一个人，这是我不能理解的。

他们害怕他，又是在害怕什么？

后来，我爸给我讲了另一个故事，我才理解了伯伯的意思。

家谱记载，我们祖籍江西，大约是清末迁入鄂西深山。

爷爷的爷爷是一位秀才，饱读诗书卓尔不群，携带几箱子钱财和几马车书来到鄂西买地。

后来家族分为两支，其中一支迁至别村，祖上留下的田地根本种不过来，于是开始租给人家种。经年久月，到太爷爷的时候我们家顺理成章地成了地主。

一开始人们并不是用地主来称呼太爷爷，他们称他为先生。走在路上，人们甚至还会给他鞠躬。鞠躬到底是因为畏惧，还是出自尊敬，也就不得而知了。

第一个不给太爷爷鞠躬的人就是唱堂戏的伯伯，从他结束放牛娃的生活开始，他的地位顿时发生了变化。

走在路上的太爷爷，遇见他都要弯腰鞠躬。

太爷爷积极配合人民群众的改造，把房子和田地全部交了出去，然后带着一家人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山头。

搭草棚，垦荒地。

曾经拿笔的太爷爷拿起了锄头，开始了躬耕垅亩的生活，前人渴望的南山下的生活终于以家道中落的方式实现了。

从太爷爷开始，我们家族经历了三代农耕生活，从此和土地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新垦的土地庄稼产量很低，一大家人不够吃。荒山上搭的茅草棚子，下雨天都会漏雨，挨饿受冻，是一家人的常态。

活下来，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后来姑奶奶嫁入一户家境宽裕的人家，想给娘家带一斤八两米的周济。

她用布袋子装着米，又用帕子裹住布袋子，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被别人看见。

给地主家送米，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即便那是她的娘家。

可是走到半路还是碰上了民兵排长伯伯，姑奶奶顿时紧张起来，她灵机一动做了个顺水人情，把袋子里的米送给了伯伯。

伯伯至今都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他讲这个故事的口气总是这样:“你姑奶奶那时候对我很好，还给我送过米。”

他说这话无非是想占点嘴上的便宜，显得好像他和姑奶奶有点什么关系。

但我反而挺同情他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那时我已经八九岁了，八九岁的孩子开始有了仇恨意识。

我的早熟，就是从学会记仇开始。

我决定从此以后不再听伯伯的故事，把这视作一种对抗。

他和我有世仇，我必须记住。

但令我感到不解的是，知道事情原委的我爸以及叔伯们竟然无动于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对伯伯的敌意。

在他们的眼里，问题的根源还是在自己身世上，他们确实是地主的后代。

我爸的想法更实际，伯伯讲故事我们就会帮忙干活，干活才是天大的事。

干活才有吃的，有吃的才能活。

活下去，依旧是我爸的主要任务。

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只是我爸，这样的人山里比比皆是。

伯伯年轻的时候飞扬跋扈，跟不少人结过梁子。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在山中一起生活，相安无事。

时间一直在居中调停，化干戈为玉帛。

可怜才八九岁的我，要忍受内心的折磨。

如果我不去帮忙捋苞谷棒子，我爸可能会打我。而如果我坐到箩筐边上，就意味着我不得不听伯伯说话。

后来我发明一个近乎完美的方法，捋苞谷棒子的时候在心里背诵课文，这样注意力就完全不在故事上了。

也因为如此，我的学习成绩变得异常优秀，年年第一，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谁又能想得到，我学习的动力竟然出自对一个人的敌意。

一度我也以为我会一直仇恨下去，直到我出人头地，然后来清算旧账。

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二十多年后我成了一个年轻力壮的人，他成了一个八十来岁的老头子，我本可以轻松地将他一拳打倒在地，但我却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恨他了。

我挺恨那个恨不起来的自己，我害怕自己变得像我爸一样，不知不觉就将许多事忘了。

面对时间，面对日渐空旷的大山，我不知道如何给二十年前的自己一个交代。

他是一个老了的曾经，还是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个问题，我又没有答案。

无数个秋天过去，枯黄的叶子纷纷落下，堆积成肥沃的土壤，来年它们身上会长出新的东西。

因果循环，万物生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久经历时间的考验。

而与落叶截然不同的是，遗忘堆积在一起只是更多的遗忘，什么都长不出来。

我爸是这样的人，我爷爷也是这样的人。

轮到我了，我希望我不会如此。

我爷爷经历了家道的变故，他也没有多少感叹。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他抽着旱烟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满脸自豪地对我说:“以前那里都是我们的。”

我无数次路过那座山，路过爷爷回味的辉煌。如今，那座山上布满了农房和农田，它们就像叶子落向秋天一样落到山上。

爷爷也早已和曾经和解了。

从太爷爷到爷爷，从爷爷到我爸，看上去生命的延续从未中断。可事实上，几代人之间从未传承。

他们各自的人生，成为了时间中彼此隔断的切片。

于是轮到我的时候，我决定粘合重组它们。

爷爷是一个典型的老好人，一身蓝色迪卡衣服，头上常年包着汗巾。

他的身上没有一点秀才的影子，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他逢人便笑，笑出一对酒窝。

一个人的时候，他独自干活，独自抽烟。

后来上了年纪，喜欢下象棋，打点牌。

他不关心过去，不关心未来，他活得特别现在。

他几乎从不给我们讲故事，憨笑和沉默是他和人事土地相处的方式。

直到他最后死去，彻底成为土地的一份子，我才忽然想起一件事。

一次我向爷爷抱怨我爸讲的故事老是重复，他终于露出了和我爸一样的鸡贼表情，说:“那都是纪晓岚的文章，他没记住几个。”

长大后，我凭借记忆中残存的桥段判断出我爸的故事的确出自《阅微草堂笔记》。只有小学三年半文化程度的我爸，根本不可能读到这本书。

这些故事的源头必然是我爷爷，由此可见他肚子里一定有很多故事，也有几本书。

活成一个平凡人，或许并不是爷爷少年时代的初衷。

他的离世让他的故事永远只能成为真空，关于他的故事，我大部分时候只能揣测。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学会了下象棋，正是跟爷爷学的。

当时家里没有象棋，更没钱买，用纸折成方块写上字，棋盘也是自己画的。那个年代的好处是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动手做出来，不像现在，很多东西必须要去买。

爷爷从“車行直路马行斜，象飞田字跑打隔”教起，我和我哥上手很快，渐渐可以轮番和爷爷对战。

开始我们自然不是对手，到了后面爷爷也渐渐招架不住。但不论输赢，他总是很开心。有时还会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换棋子，手法娴熟像耍魔术，即便是被识破了也死活不认。

他的活法，是一种无用的乐观。

爷爷下棋擅长走象，如果两个象都在的话我们怎么都下不赢他。

他常说:“双車难破四象棋。”而一旦他的象被杀掉一个，他便章法大乱了。

我就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能偶尔赢下几盘。

说来也奇，他和田字格似乎有种莫名的关联。无论是在田字本上练字，还是在田里种地。

后来他甚至还给二儿子讨了一个姓田的媳妇，那就是我妈。

他真是一个骨子里的农民，离开田就活不舒坦。

他的人生八字全在田字里，所以他活成了一个困字。

象棋是那个时候山中非常重要的业余生活，日子清苦，但种地之余人们都愿意杀几盘，不分年龄不论贫富，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常常有机会和村中的大人对棋。

那时的山中，能看到日子与日子之间的空隙，能感受到季节的更替。

一盘棋，一壶茶，几支烟，一堆人，就是半晌的农闲时光。

我爷爷的结局也很美好，活到八十八，身体硬朗。

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天，还在桌上打牌。

和他的牌友打了几局，打了一个哈欠，说:“你们先打，我到门口抽袋烟。”

他搬出一条板凳靠在墙上装了一袋叶子烟，点上火，然后就睡着了。

他是从睡梦中离开这个世界的，这是最诗意的结局。

他这一辈子，看上去很容易盖棺定论，山里人都说爷爷是寿终正寝。

平凡的死，是一个平凡人最好的归属。

在我的记忆里，山中生活确实有非常惬意的几年，惬意到连贫穷生活的本质都被掩盖了。

有一种类似滤镜的东西，可以把单调乏味的农村生活美化。至于那个东西来自哪里，我并不确定，它似乎是传下来的，又似乎长自人们的心底。

那也是我心里某种情愫开始生长的几年，以致于现在的我回想从前，记忆和情绪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那里，那是童年生活为我藏着的一个梦。

我通过自己将生命打通，追忆过去，憧憬未来。

那时的山中还流传着另一句俗话：大人望种田，小孩望过年。

全家团聚自不必说，年前半月筹备过年盘存，过年从初一过到十五，前后一月，那时的时光可以光明正大地拿来挥霍。

然而事到如今，我们常常感叹年味的寡淡，日子的加速化，节日的假日化，我们从中再也感觉不到一种根。

至于根是什么，我也说不太清，它并不能笼统概括，它存在于一件件物品和一件件事情上。它无法被定名，只能被感受。乡愁对我来说，正是这种感受的残留。

杀年猪是年的信号，有早有晚。

心急的人家为了提前尝尝年味，会在年前一个月杀年猪。晚一点的，会拖到年前一个星期。

宰年猪的人家会在当天请亲朋好友吃一餐杀猪饭，山里的小年就是在这个氛围中发展起来的。

杀完年猪就该做酒糟、打豆腐了，也得在年前六七天开始准备。这两样东西都是从粮食做起的，苞谷、黄豆，或是蒸煮或是浸泡，经农人之手开启它们的另一段生长，直到最后收获出可口的食物。

年前两三天，家家户户会打扬尘搞卫生，这个时候连小孩子都有了发挥的空间。

这就是年的魅力，家懒外勤的小孩终于变得异常主动。

这就是有年味的地方，全家一起劳动，在有条不紊的协作中铺开节日的准备工作。

这也说明，年味并不只是桌上的肉与酒，而是一种相互关系，一种心上的亲近。

这或许正是现在过年最应该警惕的地方，除了酒与肉什么都没有了，于是年味也就没有了。

大年三十的早上，各家各户会把家中最大的那口锅刷干净，煮上一大锅肉，猪头猪尾猪蹄是必不可少的三样。

灶里架起大火，从早上煮到下午，煮到骨肉分离。

然后捞起来凉一下，徒手拆骨，边拆边吃。据说整个猪身上最好吃的肉是猪耳下面的两块核桃肉，许多年来这两块弹丸大小的核桃肉一直都是全家人分着吃。

团圆饭一上桌，我爸会把摆放在院坝里的鞭炮点响，从500响到1000响，再到后来的惊天雷，鞭炮声响也体现了时代变化的动静。

我和我哥吃完团圆饭的第一件事，就是溜到院坝里捡哑火的鞭渣子，然后从我爸那里要来一根烟，沿着剩下的小半截引线再度点响它们。

“爆竹声声辞旧岁”，对我来说很鲜活，三十岁以后我回到山里依旧会玩弄它们。它对很多孩子来说，已经渐渐成为了一个书面词，成为纸张之中的收藏。

过年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三十的火，十五的灯。

年三十晚上要把火烧得很旺，全家围着火谈话，守岁。后来有了电视，就变成了全家人一起看《春晚》。

正月十五的晚上，家里所有的灯都要亮起来。

年即将过完，要给新年一个好兆头。

十五之前，山里不会有人下地干活。

他们慢条斯理地度过一年中最惬意的时光。

不论如今的传统佳节如何荒凉，但对我来说，那样的生活真实地存在过，曾经偏僻贫穷的深山之中从来不缺生活的调剂。

那几年的山中生活很生动，汗水风干之后，风中便有了带咸的快乐。

我索性再讲几个惬意的小故事。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