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方方正正的中国字。字如其人。

写好字，在过去是对学生的一项基本要求，字是门面。曾经看过中国古代科举中进士乃至状元的考卷，不说内容，就单论字，真是漂亮。

平日里，师长们对学生写字的要求，无论楷书还是行书，都要求甚严，没有一手说得过去、拿得出手的好字，即使文章再妙，总分也要大打折扣。

夜读《曾文正公家训》，读到曾国藩对儿子纪泽、纪鸿在写字方面的指导，耐心讲解，不厌其烦，分享经验，谆谆教诲。

这里，试举几例。

《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纪泽》：“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

《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尔好写字，是一好气习。近日墨色不甚光润，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后作字，须讲究墨色。古来书家无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种神光活色浮于纸上，固由临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缘于墨之新旧浓淡，用墨之轻重疾徐，皆有精意运乎其间，故能使光气常新也。”“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

《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谕纪泽》：“尔所临隶书《孔宙碑》，笔太拘束，不甚松活，想系执笔太近毫之故，以后须执于管顶。余以执笔太低，终身吃亏，故教尔趁早改之。《元教碑》墨气甚好，可喜可喜。”“尔字姿于草书尤相宜，以后专习真、草二种，篆、隶置之可也。四体并习，恐将来不能一工。”

《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谕纪泽》：“写字之中锋者，用笔尖着纸，古人谓之蹲锋，如狮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锋者，用笔毫之腹着纸，不倒于左，则倒于右，当将倒未倒之际，一提笔则为蹲锋。是用偏锋者，亦有中锋时也。”

《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谕纪泽》：“内有贺丹麓先生墓志，字势流美，天骨开张，览之忻（欣）慰。惟间架间有太松之处，尚当加功。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小儿写影本，肯用心者，不过数月，必与其摹本字相肖。……尔以后当从间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纸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过数月，间架与古人逼肖而不自觉。能合柳、赵为一，此吾之夙愿也。不能，则随尔自择一家，但不可见异思迁耳。”

从咸丰八年七月下旬到咸丰九年三月初，短短的8个月时间里，在曾国藩与曾纪泽父子俩的书信往来中，我们看到曾国藩差不多每封信都要对儿子的来信内容及信上之字加以点评，从字型、墨色、执笔、用笔、间架到写字的速度、勤加练习都有明确的建议和要求，还分享了自身写字的体会与教训，用心良苦，评点精准，还有些絮絮叨叨，拿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父亲多少近乎苛刻、挑剔。但是，一封封信看下去，一个重任在肩、常年驻外的父亲对远在家乡乡下的儿子那种期盼、惦念的殷殷之情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这是真正的“见字如面”了。

在父子俩的来往信中，谈写字只占了很小部分，多是指导学业、关心成长，以及了解家中情况。

更为开明的是，从湖南乡下通过科考考出来的曾国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最了解和理解科考改变一个人命运的至关重要。

可看他给儿子的回信中，这样写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怎样做一个正人君子呢？“至于做人之道，圣人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尔心境明白，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则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谨。”

他教育孩子当不当大官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一个好人。从小先把立德之基打牢筑好，养德修身必须把握敬、恕二字，“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为了时刻提醒家中子弟，曾国藩还把老家宅子里的一幢房屋取名为“无慢堂”。就从这一点看，真可谓是“家书抵万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