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gelo
合作：（土）艾泊华 草药园 （德）洞二
特别感谢：白小鱼（澳）Charlie 曼宁（韩）世真
致敬：（英）李约瑟 梁思成 竺可桢（美）福山 施展
作于：墨尔本 河屋 2020年06月23日
这是一篇Demo，在完成《气候与文明·卷一·中华文明史》之后，这篇文章将会被重新解构。
目前该文章更偏重于猜想性而非学术性，我和另几位《气候与文明》的合作作者将会依据本篇猜想提出的论点尝试通过科学手段完成详细论证，但伴随研究的深入，我们也有可能推翻此文章的部分逻辑线。
《何谓中国》篇以卷一完成后的《结语》篇为准。
一.大分流
部落如何演变为国家？
何时？何地？为何开始？
几个主要的文明区域都有不同的演变原因。
而中国，则是因为大洪水。
断续延绵数百年的洪水摧毁了原本各个部落独立政体的状态，部落间形成或强化了原有的“部落联盟”。
为阻止大洪水摧毁生存环境，自关中至中原乃至海岱地区的各个部落不断推举出集体的抗洪领袖，其最后一任领袖，名为大禹。
洪水摧毁了两河流域的吾珥国——一个因农业高度发达（可能是农耕文明的起源地）而导致大量土地陷入盐碱化的古老王国。
大洪水也引发了地中海的泛滥，从而有了“诺亚方舟”的传说。
但是大洪水的出现，正是因为小冰期结束，全球变暖。大洪水之后，全球植被覆盖范围向两极方向大幅扩展。
在中国，大禹通过长期而成功的治水过程完成了作为更加具有影响力的领袖身份的转化，当他原本也打算禅让他人时，被伯益等人接连拒绝。
或许是因为此时的部落联盟已经远远超越了大洪水中前期的水平，此时真正能够领导部落联盟的并不再是一个个人，而演变为最强大氏族的统治——
原本各个部落间交流并不多，很多部落没有形成紧密联系。但大洪水遗留下的庞大新淤积带对农作物生产提供了优良环境，各个部落因此开始竞争核心生存区域的统治权。
实力最强大的部落在获得统治后往往并非吞并其他部落，而是对其驱逐乃至灭族。从而在核心区域维持单一氏族的统治——并成为附庸部落们的“共主”。
对比已经出土的三星堆遗址——与夏商周中原文明平行的西南古蜀文明，我们能够发现蚕丛、鱼凫和杜工之间的权力更替即为氏族取代氏族而非个人取代个人的权力流转过程——从而结合史册可以在侧面论证中原确有发生类似的权力流转过程。
在大禹死后的千年里，中原最强大的部族被称为“夏”，“夏”并不是一个一脉相承的朝代，而是作为领袖部落的称呼，西夷启带领大禹的部落在战争中获胜，代表远古中原文明的部落联盟成功阻挡了海岱文明部落联盟的西扩，从而成为了第一代的“夏”。
之后来自海岱文明的东夷后羿一族击败西夷启一族，然后少康再次带领西夷夺回“夏”的称号，这一过程便是两个以上的主要文明区域间不断竞争“夏”这一领袖地位的过程——而“夏”所代表的地缘政治区域即为大洪水之后形成的，自关中到中原的千里沃野，要成为“夏”，还需占据这一代表“夏”的地域。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主要区域内的生产力以人用木制农具耕地的农耕文明和古老的狩猎采集文明为主要组成部分，生产力水平较低，并且仍处于自然神崇拜的状态——即凡是非人者的自然物皆是人格化的神。
这便是中国迈向非人格化国家状态的第一步，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出现最晚的一个，由此分流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
二.人类为什么需要政治
人类自学习狩猎技能（以获取更多的能量）以来，便越来越依赖于团体合作。
最原始的团体合作往往是以小家庭的方式存在，逐渐地发展向氏族状态。
这一过程伴随团体中人数的增长，团体的捕猎能力随之增强，从而使团体内的生产力也随之上涨。
团体内的协作是最原始的政治行为，政治伴随社会的出现而诞生，政治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大范围合理规范化。
但规范是需要改变的，在一种稳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其政治模式适用于这一生产力水平，该政治模式成功地维持了在该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稳定，并保障了核心目的——社会整体上能量摄入的稳定和充足。
当社会生产力实现突破时，原本的社会关系模式将会被打破，从而需要新的政治模式来规范化在新的生产力下的社会关系。
由此呈现出一个相辅相成螺旋式上升的状态。
如青铜文明取代石器文明、铁器文明取代青铜文明、工业革命取代铁器文明、科技革命取代工业革命；其取代过程中都伴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进步。
而当社会生产力下降时，原本的政治模式同样不再适用，进而需要在曾经同期生产力水平下使用过的政治模式再次被利用。
例如中国郡县封建时代的王朝末期往往会出现家族制的回潮，这便是相对于郡县君主制出现时间更早、更为古老的家族制为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再次出现的原因。
也可以理解为非人格化官僚机构与人格化民间组织间对生存资源的竞争。
但政治制度往往都是保守的，当其受到威胁时，大多不能主动思变，而是奋力对抗；故而如果某个政治制度能够做到主动思变，那么其大概率可以延长自己寿命数百年之久，直到遇到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化。
三.商代夏，从众神到人神
夏代是众神的时代，人以外的自然世界，皆被视为是人格化的神。
在各个部落不断竞争部落领袖的过程中，每个部落都希望自己可以永远成为“夏”。
当商部落在竞争“夏”的称号而获得胜利时，青铜冶炼技术已然在商部落内发达起来。
这个注重经商的部落，获得外来信息的概率远大于其他重视农耕或狩猎采集的部落，他们或应从西域、巴蜀等其他文明区域内获得了青铜冶炼技术，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
我们并不清楚将领袖神化这一过程发生于什么时候，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商朝即已经将领袖神化。
《诗经》有载，天有玄鸟，降而生商。
比起如楚人祖先是炎帝火师祝融这种祖先是人的部族，商自认为是神鸟之后。
商将领袖神化，原本以氏族单位竞争“夏”的历史自此结束，商氏族被它的核心家庭——商汤一族完全控制，每位国王上任前都要祭牲，使先祖附体自己，进而令先祖灵魂永存，永远统治有商一代。
这种自万物众神变为一神的制度，充分强化了商王对“夏”的权力控制，因为除了商王，没有其他部落的领袖是神，在商的内部，也没有其他人是神。
商成为独一无二的国际领袖，商王（商汤一系）成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商氏族内的领袖，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制度上的超越，商朝建立了中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政教一体”国家。
商朝的宗教化到了极端的地步，他们常常用成千上万的战俘去祭祀祖先。
而玛雅文明正是在发展到这一水平时被西班牙帝国摧毁，基督教则是因为黑死病而最终脱离了政教一体，其极端的宗教化在工业革命后方才被摧毁殆尽。
中国政教一体的出现至消亡，早了西方近三千年。
而商朝的强大，或与其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支撑起的农业和军事技术革命有关，通过技术垄断，商可以作为独一无二的领袖打破大禹以来部落间为争夺“夏”的统治权而持续不断的战争。
这应也是当时民众所期盼的。
但商其实并没有突破这一循环，商和前面称霸“夏”的部落一样，一是排斥其他小的部落，如逼迫楚人南迁到丹阳地区；二是仍以作为各个部落的领袖自居，虽然后世称其为“商”，但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其实仍是“夏”。
但商不过是通过科学技术及政治改革找到了一条统治“夏”更长时间的发展道路，实现突破还需等到战国时代。
四.周代商，从人神到礼制
商朝到武丁时期，对外战争增加，而气候也由大洪水以来的温暖期转向寒冷。
商朝为维持统治不得不转移国内矛盾，通过战争掠夺生存资源，但战争烈度越来越大，其他部落也在寒冷环境下不得不采取战争掠夺的方式以求生存。
商朝作为最大的国家，自然也就是其他部落通过对商朝发动战争可以掠夺资源最多的国家，因此商朝军队不得不疲于应付边境骚扰。
这一时期东夷也再次发动战争，希望击败商朝以使自己成为下一个“夏”（天下共主）。
在商朝末期，即使商纣王一直在尝试改革，并通过战争保护自己的国家，但全球变冷突然加速，国家生产力在极短时间内被摧毁。
民众的情绪是单纯的，他们通常会认为是神在发怒，而民众也对连年发动战争的商积蓄了巨大的愤怒，加之商纣王将原本要用来祭祀祖先的奴隶们放到战场上，这些注定要死在商纣王手里的奴隶怎么可能会为商纣王拼命呢？
商朝的灭亡过程是迅速的。
而周朝在取代商之后，其实依旧没有突破“夏”的束缚，虽然分封七十一国，但周仍以天下共主自居，也就是以“夏”的身份自居。
但是周在经历了前面千年里不断的战争以及有商朝的经验后，周朝希望做出更进一步的改革以维持自己更长时间的“夏”的地位。
这就是前所未有的分封制和嫡长子继承制，以及为保障两种硬件制度的稳定性而配套的软件制度——礼制。
原本周人依照前面上千年来各个部落竞争“夏”后的规矩，都应只在周的部落所控制的范围内活动，周按道理应该在占领商的大部分领土之后自己的部落成员就在自己的领土内生存，部落由此持续维持作为一个整体的状态。
但周朝却将氏族中的关键人物们分封到许多重要的地理位置，通过从商获得的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及发展了上千年的相对优越的农耕技术，对各个地区进行分地域控制。
从而扩大了周的统治范围，挤压了其他有野心的部落或方国的生存空间。使其他部落在竞争“夏”的位置时不再是直接攻击作为“夏”的国家——如东夷和周直接攻击商；而是需要突破一系列的屏障——分封之国。
这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此乃前所未有之伟大创举。
而这一过程其实也是中国更加重视中华民族而不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根源。因为周代礼制统治下的各个非姬姓部落有十余个，它们相当于当时的少数民族，却获得了与周其他皇室封国平等的地位。
比起过去不同氏族间的不认同感，周是通过部落合作获得的权力，它与商通过一己之力成为“夏”截然不同，因此周在礼制范围内不再像过去一样驱逐边境上有过合作的部族与国家，而是更加重视礼制作为约束下整个国家作为共同体的集体利益。
而嫡长子继承制则保证了周不会发生商时期不断发生的弑君事件，从而维护了核心统治的稳定性。
礼制是为在相比于过去历代“夏”都要广阔的区域内运转周王朝和封国间关系的必要手段，它的出现将曾经的部落社会彻底分化瓦解。
在商以前，能人称霸部落；在商时，家族内部竞争的胜出者称霸商朝；而到了周王朝时期，礼制划分出了一整个独立的贵族阶层。
贵族阶层由此统治中国一千余年，直到汉武帝重启吴起于楚国为楚悼王创制的《推恩令》，才对贵族阶层进行了沉重打击，但要到宋代为避免再次出现唐朝中晚期的藩镇割据，实行文人治国后，中国贵族阶层才彻底消亡。
为避免有封国一家做大而取代周，周礼又要求各个分封国内的国君应将土地分给有功之人，这可以说是最原始版本的《推恩令》。
西周王朝为周礼的延续煞费苦心，创造了代表权力的九鼎，整理出了《诗经》，创制《周易》，通过各种仪式化的方式，将周王朝的权力合法化。
而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并未出现巨大变化，只是伴随青铜冶炼技术和农耕技术的积累，核心地区的社会平均生产力有微弱的提升。
但分封制和礼制仍逆向推动了相比于商，其土地扩大化了的周朝的社会生产力的上升，这一过程并非伴随技术革命，而是技术传播——上古时代的“青铜革命国际化”。
周朝将商朝牢牢控制的青铜冶炼技术分给各国，每个国家在礼制的约束下形成了“国际生产协作机制”，以铜录山等产铜核心区为中心，将大量的青铜工具传播向各个国家，以国际合作的力量推动更大范围的产业革命。
这就是政治制度通常在出现时其所能爆发出的能量要高于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例证。
五.春秋，东方的威斯特伐利亚
当西周走向暮年的时候，礼制并未走向暮年。
春秋与战国是截然不同的时代。
虽然最终东周打败西周王朝继承了周朝衣钵，自称正统，但周朝内部的矛盾因为周王朝的式微而最终显现。
西周中晚期气候变冷，社会生产力下降，各国生存压力增大，原本被挤压到外围的国家或部落对周发动了持续不断的攻击，周的边疆有些国家因此而得到磨炼，逐渐强盛起来，如晋、齐、燕，但也有蛮夷之国充分利用了周朝的衰微而趁机发达，如秦、楚、吴。
因为周幽王的胡作非为，礼制出现了短暂的失效，不过在东周稳定后，礼制之风再次恢复。
各国非常尊重其他国家，如果有哪个国家不遵守礼制，那么其他国家便会快速组成国家联盟以进行国际讨伐，如楚国因被连续讨伐而迫不得已停止了向北方的扩张。
一个国家一般不会在春秋时代吞并另一个国家，而是仅仅“教训一下对方”。战争也是贵族式的，就如同16世纪英法战争后法国俘虏也会参加英国人庆祝自己胜利而法国失败的宴会。
欧洲这一传统延绵甚久，直到上世纪20年代苏联入侵芬兰时，芬兰对待苏联俘虏也依旧如此。
春秋时代的这种国际模式与欧洲在三十年战争后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理念如出一辙。
当拿破仑帝国强大时，其他国家组成联盟阻止法国的扩张；当亚历山大二世带领俄罗斯帝国横扫欧洲时，各国又联合起来抗击俄国；从普鲁士到德意志第三帝国，德国一直被其他核心国家组成的联盟牵制。
后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发展向国际联盟，日后演变为联合国。
但欧洲无论如何，也没有出现东方秦国这样的国家——法兰西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第三帝国、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短暂的扩张岁月均未成功统一欧洲——直到今天，德国依旧在尝试通过经济统一完成最终统一欧洲的道路。
六.战国，文化的集大成
在春秋中晚期，全球温度下降，北方粟的产量暴跌，齐国开始从北方狄戎引进大豆等作物以期弥补部分地区粟产量下降问题。
同期，黄河泛滥加剧。
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三家分晋。
魏国和韩国所处的位置使之不得不秣马厉兵奋发图强，因为比起其他国家还有边境的部落或小国可以吞并以进行扩张，魏国和韩国却不得不面对强敌环伺的艰辛处境。
农业产量的变化增大了底层流民的数量，各国间的社会流动性增大，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应对人口的流出，并尽力做到吸引劳动力的流入。
三家分晋后，三家与之前的晋侯等大贵族不同的是其有家臣制度，这一制度发展了数百年，并且其也有家兵制度，这同样是过去的大贵族阶层所不具备的。
所以三家与其他诸侯国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家臣是可以为士人的，那么伴随家主受封为候，士人也便也可以跟着上升为国臣。
所谓士人，大多是有教养的“贱民”，其出身卑微，没有背景。
三晋的政体由此与其他国家皆不相同，这一独一无二的创举之下，作为三晋最初领袖的魏文候率先全面力推士人阶层。
魏文候拜孔子的七十二贤徒之一子夏为国师，此乃可谓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个士人当一个诸侯的老师，实在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
由此天下士人蜂拥而至于魏国，魏文候为子夏建立西河学堂，史称西河学派。
慕名前来的士人中，就包括撰写《公羊左传》的公羊高，大儒孟子，推动魏国变法的李悝，以及公子鞅——日后大名鼎鼎的商鞅。
魏文候的这一壮举极大地改变了魏国，同出西河学派的吴起领兵五万魏武卒破秦五十万之众，使魏国一步成为天下之首。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进行法家变法的三晋和秦，都与狄戎相近。
这些国家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务实精神。
中国的现代教育有一个严重的误区是认为法家自儒家分裂而出。
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在当时有能力有思想的士人们接触了众多的思想，他们当中传承下来的著作会干预现代人对当时某些著名士人思想选择的判断。
在当时，士人们对各种思想都有接触，而能够产生后来中国主要的儒家、法家、道家这三大思想，根源不在于这些思想的代表人物，而在于其诞生地的文化土壤。
不是有了孔子才有的儒家，也不是有了老子才有的道家，更不是有了李悝、申不害、吕不韦、韩非子及李斯才有的法家。
而是因为这三种思想发端于三片滋养它并能使它延绵的土地。
周礼所适应的区域最终分化为了以三晋和秦为代表的务实精神为核心的法家地区，以燕为代表的传统周礼地区和以齐鲁为代表的适应于春秋时代的儒家地区。而楚国则代表了道家精神。
法家与儒家皆发端于周礼，法家更加适应于恶劣的国际生存环境，儒家则更适应于冲突相对温和的生存环境，道家则适应于推动商业发展的环境。
如果观察人类社会会发现，当一个群体的生存状况越不稳定时，其越倾向于追求宗教，以求通过宗教获得精神的寄托、心理的安慰、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未来的稳定性的所谓保障。
在巫风横行的楚、蜀等国，其商业亦是极度繁荣。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在战国以前，各国灭亡其他国家之后都会存其宗庙、延其火种，甚至留其国家——如楚灭四十国尽改县制，实则当地故国向楚称臣，实行自治。
商取代上一个“夏”之后，上一个“夏”即变为了杞国；周取代商之后，商被分为武庚朝歌，康叔封卫，箕子朝鲜，微子启宋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的商业都异常繁荣，从而印证了商朝即是商业繁荣之国。
而商代也是巫风演化出的宗教横行的国家，同时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政教一体的国家。
楚、蜀等国都是商代时期就有的国家，其并未被周攻灭。
这些国家遗留了商的商贸之风，也遗留了商的巫风之气（蜀国应是独立发展的，其巫风也是独有的）。
并且蜀国和楚国也都崇拜凤、鸟等动物，与中原崇拜龙的习俗截然不同。
这种对比上的强烈差异或与中原越来越偏重于农耕文明，而南方的楚、蜀等国所在的时代水系远比今天发达进而发展出强大的商业文明有关。
在蜀国三星堆遗址等发现的西亚器物、在楚国发现的古埃及珍珠等，以及张骞出使西域发现西域有大量的蜀锦、蜀杖等，都证明了西南古丝绸之路的存在；或许早在希波战争后亚历山大大帝就打通中亚构建了希腊邦联体系后，欧亚非商贸体系即已建成。
亚历山大帝国的各种文化元素或许通过这些古老的古羌人搭建的路线传入东亚，否则古蜀国出土的器物不可能与西亚的如此接近，古蜀国人的面部构成也不可能是现代西方人或雅利安人的面部构成。
楚国的经济一度繁荣到全国流通黄金货币，中国上下数千年历史唯有楚国的货币实现了黄金化。如此繁荣，则亦必然地宗教文化繁盛。
道家所谓的修生养息之政策，正合适于民间发展商贸的诉求——非常类似于原始的自由贸易思想。
正是这样的土壤，塑造出了道家思想。
孔子则在一个虽然礼崩乐坏但还不至于到战国时期道德彻底沦丧的地域，齐鲁郑宋等老牌诸侯国的文化是典型的周礼文化的传承，这些文化一方面在不断尝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则仍旧坚守着周礼的核心内容——孝、悌、忠。
孔子等人将思想聚合到一起，延续数百年，尝试将周礼与当时的国际现状进行有机结合，最终使适应时代的“新周礼”推广天下。
秦始皇在泰山封禅之时希望当时自己封举的博士大儒们能够接受自己，但儒家最终依旧排斥秦，由此倒逼秦选择焚书。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正处于与春秋齐鲁时期相接近的状况，董仲舒等人在国家诉求及当地士人的精神诉求下，集大成儒家思想，儒家由此才真正脱胎于周礼，诞生成为一种政治文化。
三家文化，分天下。
七.文化交融——愈挫愈勇的中华文化
中国文化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再生力？
人们总是感叹无论哪个民族占领我们，最终他们的文化乃至土地都会被我们吞噬。
其实这一切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发生。
当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时候，他希望的是取代周，成为下一个“夏”。
此时的王孙满假装慰问楚庄王以探明楚国虚实，楚王自称九鼎之重，重不过楚国所有兵器。
王孙满答，统治天下，在德不在鼎。
楚庄王被彻底触动，他终于明白楚国为何数百年来从未真正被中原接受。
楚国自此走向周礼，楚人向周礼学习贵族之仪，也不再像过去一样一直不停地兼并他国，而是放缓脚步，潜心发展自己的文化——一把双刃剑。
最终，当秦国虎狼之师已攻入郢都时，楚人贵族还在找《诗经》里的诗词进行对话；楚怀王则更是将礼制精神完全落实到行动上，视秦人为古老贵族，对秦人一再轻信，而当秦昭襄王软禁他要楚国割地救人时，他又坚决拒绝，最终在咸阳郁郁而终。
但文化这把双刃剑给一个国家带来的民族韧性则更为重要。
当吴国在楚国大夫巫臣通过晋国获得技术和文化支持而发达起来后，吴国对楚国产生了巨大的军事压力；之后伍子胥从楚国逃往吴国，带领吴军攻入楚国首都郢都整整十个月，楚国差点因此亡国。
而后发的蛮夷往往过于自信，他们难以与楚国深厚的文化土壤对抗，楚国民众因对吴国蛮夷式统治的不满揭竿而起，最终将吴国逼入绝境。
不思进取不再接受中原文化的吴国，只有爆发力，没有持久性；最终被另一个更加后发的蛮夷，越国吞并。
越国同样无法与楚国强大的文化基础抗衡，楚国在重创之后能够恢复，仰仗于其文化的存在，吴国在重创之后迅速衰落，是因为其民众没有文化上的认同感，国家一旦衰落，大家纷纷逃往临近发达的楚国。
以至于项燕自刎前对秦人怒吼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日后正是西楚霸王项羽和楚人沛公刘邦领兵攻灭秦国，汉家兵将官吏建国时几乎全是楚国人，汉承秦制，汉承楚礼。
如若要亡我中华，除非湖南人尽死。楚文化影响下的长江文明，从未消亡，而是涅槃永生。
当齐国在战国末期其经济繁荣达到顶峰的时候，原本崇尚周礼儒风盛行的齐国，上下一派楚国道家风气，不再见周礼、儒家的影响——经济生活的发达带来的不稳定性使作为宗教的道家取代了相对务实的儒家。
而当秦始皇尝试为天下建立统一的文化而创造博士制度，希望秦国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儒家的时候，儒家则对秦始皇完全抗衡，背后代表的是古老的周礼贵族化社会对法家的小农化社会的抗衡。
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任何一个朝代在这三种文化上过度偏向于其中一方都会产生巨大的灾难。但如果没有文化，一个国家根本无法长存，更枉论复兴。
八.保护文化的工具——文字
虽然今天内地的主流语言学认为汉语是一种语言，其他语言都是方言；但我更倾向于ISO的国际标准，认为中国有十三种方言，而汉语是一个语族。
在殷商时代，中国至少有两个大范围的文字区，一个是古蜀国的文字，一个是商朝的文字，商朝文字写在骨头上的叫甲骨文，通常都是写在龟板上；而写在青铜器上的则叫做金文。
甲骨文用于占卜，金文用于祭祀。
文字，是皇家独有的。
延续到周代，文字依旧为皇家特权。
而当时主要是城邦时代，国或部落体型普遍很小，近似于希腊的城邦制状态。
这些国或部落大多都有自己的语言，各地民间语言并不相通，唯有周朝分封各地的贵族们保持着语言共通的特权。
但伴随西周到东周这一阶段的大动乱，皇室的资料大量散落于天下，金文与甲骨文由此引发了天下文字的革命，各国间的文字越发互通。
经过春秋战国近百年的发展，各国依据金文，一方面在造字以适应自己原有的语言系统，一方面大国在吞并小国后也在吸收着小国的文字，小国则往往会被大国文字快速同化——这一时期便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超大规模造字时期。
但各国文字的基础是一致的，那就是——金文。
贵族之间的语言也长期保持着共通，当士人阶层进入权力中心后，他们在语言上也追求着与贵族的接近，因此士人阶层整体上依旧传承周代的贵族语言，从而使大家在交流上并无压力。
这一状况使各国在信息交流时并无大的障碍。
此后秦国建立小篆制度，为培养文人官员替代各占领区的军事官员而构建起全国性的官员教育系统，这是人类历史上如此规模教育系统中最早的一个。
文字由此全面深化到各地。
官话也伴随官员们的不断努力逐渐成为了全国性的流行语言，而作为官话的秦话是最古老的周代语言之一，因为秦所在之地，正是西周故土。
为突破文字的束缚以避免自己的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的附庸，西夏结合自己的语言及汉字，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西夏文字，通过这种方式保护了自己的文化。
而欧洲则从未真正的实现文字上的统一，由此造成了其文化上的大分裂至今未曾被愈合的状况。
相比之下，中国则通过文字的统一性加强了文化统一性的张力，从而有效避免了外来文化的侵蚀。
个别民族为提防汉文化的渗透尝试构建了自己的语言体系，如西夏、蒙古等，但仍难避免自己越来越与汉文化趋同的发展趋势。
九.秦，非人格化官僚行政机构的建立
秦国必须吸取前人的教训，否则一定会再次走向灭亡。
法家力行改革，建立皇权制度，过去的贵族们可以拥有自己的主权领土、家臣与家兵，秦代之后，贵族与实权人物们必须通过为皇帝服务来换取土地，家臣的数量越来越少，家兵则直接被视为威胁皇权的存在而被取缔。
秦朝将法家制度推向顶峰，自西周以来延绵数百年的贵族化社会在强烈的冲击下分崩离析。
而秦所采取的行政制度，正是郡县制——商为人神制度，周为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与礼制的结合。
为维持郡县制被皇权绝对掌握，李斯将权力割裂为三大部分，九小部分，世称，“三公九卿制”。
以提高社会管理效率强化“三公九卿制”为实际目的，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秦国小篆，中国文字大一统自此成型。
与文字一同推广的除了完全标准化制度外，还有农耕铁器这一秦国曾经一度垄断的技术，由此中国的国家生产力再次出现高速增长——这要求了比周代国家管理制度更加优秀的政治制度的出现，而铁器革命后中国有超过两千年历史再未有如此大规模的“技术革命”。
为培养充足的治理性官员以使“三公九卿制”取代“占领军管制”的行政状态，秦国构建起全国性官员教育系统，所有教育内容全部以小篆教授。
秦国将其务实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皇帝无论是封神还是在礼制的保护下，都不可能长存，商周便是明证，真正关键的是权力，皇帝一人的权力，必须要不断地强化皇帝的权力，不断地弱化臣子的特权，只有这样，秦国才可能永存。
秦国将鬼神之说彻底剔除出管理系统，并将摧毁周朝的贵族阶层完全粉碎，所有官员是流动的，是禁止世袭的，曾经人格化的种种事物与思想统统被秦国抛到九霄云外，秦始皇在李斯的帮助下，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已知最早的非人格化行政管理机构：
其规模之大，管理人口之众多，早于其他文明数千年之久。
秦朝将其务实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在战争期间即修建都江堰，全力解决古蜀国水患问题，既保证了秦国拥有足够庞大的后勤力量可以养活上百万军队，又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而这些工程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用铁器完成的建设，冶铁的发达令秦国在国家建设方面同样占有巨大优势。
秦人从西域引进冶铁技术，现代战国出土铁器几乎全在秦国腹地；秦人每年有牛用铁器犁地的比赛，而同期天下还是人用铜具耕种的状态。
秦国将所有武器转化为标准化生产，秦人之兵甲可以快速装卸互组，秦人之农具可以反复替换零件。
秦国将源于魏国的法家精神发挥到极致，源自秦穆公与原晋国大夫彼时为北狄重臣的由余的对话：
“中原有礼制尚且乱至如此地步，你们狄戎蛮夷之国，是不是更加混乱呢？”
“在我看来，恰恰是礼制导致中原之乱。游牧民族大家资产相近，互相必须依靠对方才能生存，他们非常淳朴，又何来乱世之说呢？”
秦穆公深受触动，自此和晋国一样，在改革中越来越倾向于学习狄戎之策。
我们必须要明确这样一点，周及分封的各国并不代表方方面面绝对的高势能，北狄、犬戎等国实际上与楚国、蜀国、吴国、越国等并无二致，我们的历史是忽略他们的，因为他们相对远离中原的历史与纷争；但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发展壮大，到那时——匈奴铁骑，将血踏中华。
但在此之前，赵武灵王在赵国推行“胡服骑射”，首先将北方的军事技术融入中原，北方民族的思想文化也不断地渗入赵国领土，尤其是赵国吞并中山国后，赵人的蛮族血液越发深厚。
将周礼与匈奴远祖们的思想结合，将中原军事与北方民族的军事策略结合，将西域技术与中原技术结合——秦国与赵国，几乎同步进入了实为法家为主导的国家状态。
两国同宗同源，不过秦得另一地利，秦南有蜀，灭则大富；赵却四面强敌，三面霸主，意欲扩张，维艰举步。
在这种情况下秦的发展速度逐渐超越了赵国，尤其是在吞并蜀国后，天下再不能制秦。
秦国通过法家的治理在强大后又能够南下灭蜀从而获得巨大的生产力支持。
法家在秦国彻底扎根，秦人将法家思想不断深入到国家的方方面面，战争机器开动后士人阶层向上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权贵阶层的权力被不断稀释，这些权力通过士人们对国家和皇帝的效忠而越来越流向皇权。
非人格化官僚体制的基础早在商鞅变法后即已然构建完成。
此后数千年间，虽然贵族不断卷土重来，甚至在南朝、唐时期能够架空皇权，但贵族权力却越来越微弱，他们不再拥有可怕的家臣力量与数量甚至可能比国家军队还多的家兵，而是不得不通过借用皇权来获得权力。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王谢拜司马以立东晋，藩镇将领仍需唐皇的一纸名义出兵，这与三家分晋的时代，已然不同。
而到了宋代，并不只是藩镇割据与五代十国的经验令赵氏家族担忧，更使其担忧其实是将军们如若拥兵自重，恐怕贵族势力会再次卷土重来。
宋由此开创了文人治国，并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国策，使宋代不仅虽有间断但风调雨顺长达二百余年，且令宋朝文化土壤之深厚、文明之张力，远大于前朝，中国士人在宋代，终得以掀开压在身上近两千年的贵族阶层，可以凭借个人综合实力，登上历史舞台。
而西方文明直到今天，依旧在经历去贵族化的剧痛。
至于中国去贵族化的开始，则不得不再次上溯回上古时代，探寻那个世俗中国的源头。
十.世俗中国
两千年历史大流变，中国最终走向世俗化。
伴随神权和宗教力量在中国的影响越发式微，到周朝时，周朝制度的创立者们已然意识到“人性”的重要，无论是众神论，还是一神论，无论是人神论，还是天赋神权论，其实都不过是通过一种规范化的方式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制度，并为制度的存在提供合法性。
商人比夏桀一族务实，从众神到人神；周人比商人务实，从人神到礼制；秦人比周人务实，从礼制到法理——但秦太过于重视实际，最终走向另一极端，而其结果，便是秦再次忽略了“人性”。
秦并非不希望将周礼的继承者——儒家，纳入国家思想体系；但齐鲁之地的大夫们对秦始皇的不合作态度及匈奴南下的战略威胁，导致始皇帝下定决心，再次开动战争机器——军事上的与思想上的，由此尝试全面统一天下。
秦朝失败的经验令发源于楚国的汉朝不得不考虑新的方向，楚国盛行的道家成为汉朝的最优选择，修生养息，发展经济；此时的王朝已经是以一种务实的精神不断调整国策适应环境的状态，而非一定要法、一定要儒、一定要道的死板。
汉武帝为发动全面战争以彻底摧毁匈奴的威胁，而在短期内大规模推行法家政策，从而使国库快速充盈；在战争结束后，汉朝必须再次回到修生养息的状态，但完全推行道家的无为而治已然无法使汉朝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更加集权化的国家体制，由此儒家成为了新的被选择对象。
原本在汉武帝初期就已经开始缓慢推广的儒家思想在战后获得了国家的全力支持，儒家发展速度的快速提升，又因秦朝留下的国家教育系统雏形而得到教育制度上的支持。
全国性的教育推广力度远大于前朝，百姓识字率增长，拥有知识的人向民众传播的知识的信息量增加，从而使民众对汉朝的认同感开始变得强烈起来。
儒家对周礼的改革，实际上是将周礼以贵族与周王的关系为中心，转变为民众与皇帝的关系为中心；当儒家思想被董仲舒集大成为政治手段的时候，其本身已然成为反贵族的存在。
但当皇帝消失，国家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取代皇帝位置的时候，儒家如何适应这一今天的现状，则仍需等待与观察。
汉代以后，各中央王朝的务实精神已普遍深入骨髓，世俗化也因此愈发加速发展。
在进入动乱频繁或社会商业极度繁荣的时代，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宗教的成长提供了土壤，佛教远比道教更加倾向于宗教而非政治理念，宗教在卷土重来后与国家权力不断产生冲突。
以至于其一度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而左右国家发展。
三武灭佛与柴荣灭佛由此产生。
大量的人口与财富向佛教集中，佛教领袖的社会影响力过于庞大，而国家欲守疆土却无兵士钱粮，国策欲广疆域却被百般阻挠，故而佛教零星数次将中国推向政教一体的尝试，都因国家的强烈反扑而宣告失败。
务实，是在中国建立王朝和国家的基础；理想化或极端化的政治手段，都无法在这里长存。
三大思想相辅相成，由此造就中国今日必然的世俗化。
可是，宗教不好吗？
商人与玛雅人祭祀祖先或神时是以数千人数万人的人牲进行的；中世纪每一个人都活在可能被他人诬陷为巫或魔的恐惧中；中东与北非到今天都还是遍布战争的疮痍；复活节岛到最后的疯狂时所有人集体祭天。
但它也有好的一面，只是大多好的成果都是其吞噬权力过程中产生的附属品。
比如基督教将欧洲的部落制彻底摧毁，财产权力平等与个人主义精神因它而得到大发展；
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们因为无法成为被“军事奴隶制”下突厥人控制的官僚阶层而全力发展商业与为促进商业和证明神的伟大而出现的科学技术，由此出现了阿拉伯数字与现代科学的绝大部分基础研究；
玛雅人的天文研究如果被保存下来，或许能使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提前数百年……
但它们都不务实。
理想化正是其缺乏文化张力的原因，也是其最终必然走向消亡的根本。
十一.气候与中国
如果没有大洪水，中国如何产生“夏”的观念，此后何时能出现商周呢？
神是救不了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足够强大，才能够救我们自己——远古众神皆与天争命，上古先祖皆与水争运，中古祖辈皆与地争粮，近现代长辈们皆与列强争存亡。
横扫四川、重庆、贵州、云南与越南北部的开明王朝，发端于那场发生在古蜀国的大洪水，鳖灵治水后赶走杜工氏，望帝托杜鹃，鳖灵建开明。
南方的气候适宜桑树的生长，温暖的环境令河西走廊全是森林与野草。
蜀锦与楚锦名冠天下，或就是丝绸的渊源；秦国自西域学习冶铁技术，首先实现了铁器时代的工业革命。
怡人的气候保障了北方丝绸之路的资源稳定，从汉武帝到唐玄宗，丝绸之路持续八百余年。
长期生活在水系发达的楚国旧地，河船技术越来越优越，最终南汉的船只抵达了红海，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建立，波斯文明与伊斯兰教思想通过海路远波中国。
南方古丝路伴随亚历山大帝国的扩张，最终发展为横贯希腊开罗至郢都成都的贸易网络。
宋代全球变冷北方丝绸之路彻底沉于沙漠，扩张、复兴汉唐丝路盛世毫无意义，利用南唐的航海技术，继续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最终为郑和下西洋与东南沿海的兴盛打下根基。
明代的小冰期在东方促使了鼠疫的大流行，在欧洲则导致皮毛生意的繁荣，俄罗斯帝国为获得更多皮毛快速东扩，从而摧毁了蒙古帝国的遗孑，为满清女真族扫去北部压力得以全力南下；英国贵族为获得更多羊毛兴起圈地运动，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为英国的工业化积攒下劳动力基础，也全面推动了英国人的出海运动——清教徒抵达北美建立美国，商人远至印度组建东印度公司，并最终搭建起棉花帝国，从而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工业革命。
而最终，也是东印度公司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国门。
十二.中国精神
自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铁器农耕的两千年里，中国的科学技术再无大的突破，生产力举步不前，小农经济稳定而固化，由此两千年中，中国的政治制度并无根本性变化，而是不断优化，不断加强皇权以期达到更为长久的统治。
国姓可变，国体不变，这是儒家与法家互相间的妥协。
封建时代两千年里的政治制度设计维持了秦代的基本设计——政治制度持续略高于全社会生产力水平，中国在不断优化秦代政治制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将儒家、法家和道家精神融合为一个整体——即中国精神。
两千年里，中国的经济与法治往往发展缓慢，而以加强皇权为目的不断优化的政治制度则实现了高速进步。
西方的政治理论在中国是失效的，伴随政治制度发展的深入，文化厚度也在不断加深，中华文明的内部认同感越发强烈。
曾经秦始皇希望建立博士制度以使天下加强对秦的认同，但他并不知道，这一过程实际需要两千年。
千年里我们从未走出秦始皇与李斯的伟大设计，秦始皇非常清楚如何避免周代晚期战国的灾难——战争，无尽的战争，民不聊生的大分裂。
始皇帝希望天下认同秦，从而一致合力发展，对抗已经发达的匈奴和南方强大的百越。但他误判了建立认同的过程所需要的时间长度。
今天的我们背后沉淀着四千年的历史与一千年的传说，当我与其他国家的朋友们聊天时，他们都异常羡慕我们拥有可以参考的历史经验。
若在中国建国，从建国那一天开始就必须清楚，一定要伴随生产力的变化不断改革；做中国国民，从受教育那一天开始，就必须清楚，一定要与国家合作——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言，这是古老的经验。
我们将秦代遗留的非人格化官僚体制彻底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我国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国民的政治经验积累也因此而远高于世界各国。
比起其他国家提出的种种经验，中国必须也要时刻考虑自己的历史经验，必须有自己对自己的判断。
这就是中国精神——自信，不服输，因历史的厚重而懂得谦卑——否则，历史告诉我们，不这样的人与国，下场都很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