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普遍都很穷。我家是在皖西离长江几十公里的村庄。
我们家地处丘陵地带，水稻田不多，人均大概三分田。旱地比水田要多一些，但也不是很多，可能也就是五六分吧。
我家兄弟姐妹四个，加上父母亲，总共六口人。印象中白米饭总是不大够吃的，最主要的粮食应该就是红薯了。因为水稻田少，产量也不高，旱地相对要多一点，而红薯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时候妈妈都在煮红薯稀饭的时候，用瓷碗蒸一点米饭给我吃，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享受一定的特权。
吃得情况基本就是这样了，现在来谈一谈怎么样把生米做成熟饭。
那个年代没有天然气，石油液化气，做饭都是靠柴火。一般丘陵地带好多山都是风化状态的，山上有很多枞树，树下还生长着很多灌木。
枞树四季常绿，枯黄的松针落到树下，新的嫩绿的松针不停的生长。仅靠落下的松针和那些灌木就可以解决村民们生火做饭的问题了。
可不幸的是我们村的山头是石山，山上都是石灰岩，岩石的缝隙里有一点土，只能长一些茅草，长不出来树。
一日三餐，家家户户都要生火做饭，这一点茅草远远解决不了燃料不足的困境。虽然每年秋天整个石山都被砍的光溜溜，加上收完稻谷后的稻草，红薯藤都被当作燃料使用了，可缺柴的日子还是很多，虽然有钱也能买到上好的木柴，可那时候谁家都没有多余的闲钱。
距离我们村庄大概十余里有几座小型煤矿，在煤矸石堆里可能会扒拉出一点好煤，又或者雨水冲洗煤堆后，有一些煤被冲到了附近的田沟里，这些都为那些贫苦的人们解决了燃料不足的问题。
那是一个冬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漫天大雪纷纷扬扬已经下了两三天，家里粮食还有，可是没有燃料了。
父亲那时候是村干部，每天忙的不着家。母亲眼看着孩子们就要忍饥挨饿了，咬咬牙穿上一件新棉袄，套上一双矿靴，给我们找来一副扑克牌，让我们偎在被子里打牌玩。
母亲挑着一担箩筐，顶着漫天风雪，艰难跋涉着，向小煤窑进发。
由于已经下了两三天的雪，田间的小路早已看不见了，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田畴。
母亲有心打退堂鼓，又无法面对饥饿的孩子！咬牙放下肩上的箩筐，用扁担戽雪探路，就这样探一程走一程，一步一步挪到了小煤窑。
天可怜见，连天大雪，大雪覆盖着高高的煤堆，小煤窑看守的人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大概谁也不会想到有人会冒着漫天大雪来掏煤，母亲赶紧把一对箩筐装上煤，为了多装一点还在箩筐上踩了又踩。
回来的路上依稀还能看到来时的脚印，母亲但着一百几十斤的担子一步一个脚印往回走，十几里的田间小路，一直走到距离家一里左右，父亲回家后听到孩子们说母亲去掏煤了，赶过来迎接。
母亲才把挑子撂给了父亲，自己赶回家照料孩子。早上出发，半下午到家。风雪中来回几十里田间小路。回到家，母亲一件新棉袄拧出了汗水，父亲才挑着重担踉踉跄跄回到了家。
有了煤，就有了火，就有了食物的香气，就有了温暖，就有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我那身高不过一米五的瘦弱的母亲，在那个连日风雪的冬日，为了孩子们能吃饱穿暖，迸发了怎样惊人的能量啊！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父亲的生命于2013年9月1日遭遇车祸戛然而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那种亲恩无以为报的伤痛经常咬噬我的心灵！
母亲也快八十了，年老多病，我只有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对她好一点，再好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