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海边上，鸦儿胡同里面的广化寺门口时常可见卖放生鱼的小贩，十来个塑料盆桶罗列摆开，里面装了用于放生的泥鳅、乌龟、鲫鱼等用于放生的鱼，尤其是泥鳅，在盘桶里搅动， 似乎在像信男善女哀怜。有时候，商贩还竖个牌子，上写着：放生希望，积德行善之类的话。看着极为滑稽可笑。似乎有不少信徒吃这一套，买了就到后海放。于是，后海里面泥鳅尤其多，天暖水清的时候，趴在水底，一动不动。住着一带的一些老汉们每年春暖至秋霜之际， 夜间下网，早上起网，多的一天也能网半桶，且多半是泥鳅。据说网到的泥鳅他们自己是不吃的，而是卖给周边的饭馆。所以我在这一带的馆子吃饭，格外留神不点带泥鳅的菜。我猜还有一种可能，网上来的泥鳅又回到广化寺门口的放生盆桶里去了。那些泥鳅肥笨肥笨的，一看就不是野生的。鱼贩子没有通过菜市场把它们卖上餐桌，而是通过放生让它们走上餐桌，也算殊途同归。可是，后一种让信男善女积累了功德，他们不用关心泥鳅的来处和去处，花钱买了水里一放，通过这种形式带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倘若有一个神佛在暗中记账，这种放生的行善方式又该怎么算呢？翻回头再看鱼贩，卖鱼就卖鱼，非打着放生积德的招牌，颇为可憎。当然，只有在寺院门口，这种生意才有得做。如果神佛有灵，该如何对待他们呢，是赏还是罚呢？
现在越来越多人热衷于求神拜佛了，求个心安理得或心里有个安慰倒也可以理解，毕竟普通人生存、发展的成本和代价越来越高昂了。不过呢，买香求签的钱大都落到和尚们和承包寺院的老板的口袋里，他们高出名目繁多的形式，让你多掏钱，掏得越多，自然也就 显得越虔诚了，好像神佛也会格外庇佑似的。寺主和 和尚们拿到大把的香火钱有多少是用在神佛身上咱不敢妄自揣摩，不过历来寺院好像都富得流油。中世纪欧洲的教堂亦如是，传教士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垄断了与上帝沟通的途径，好比中国古代皇帝身边的太监，他们要徇私舞弊、矫传圣旨太容易了，不过赶上精明干练帝王，太监们夹带私货的风险就比较大。传教士则没有在这层风险，所以缺钱花的时候，拼命地兜售赎罪劵。后来马丁路德创立了新教，教众们可以跳过传教士直接跟上帝沟通，传统基督教失去半壁江山，不得不进行改革。
人们信仰宗教，主要是获得精神上的慰籍，心理上的安宁，一旦形式成了主导，初衷反而乖离了，而能定义形式或主导形式的这类人成了特权阶层，可以从中愚弄欺诈，得名得利。
我记得多年前一个同事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他的前老板身家亿万，尤其崇佛，每年必去五台山拜佛，看去是个十分虔诚的佛教徒，见不得杀生，一次请公司众员工吃饭，见服务员端上来一盘鱼，因问烹的是活鱼还是死鱼。答曰，自然是活鱼！他将嘴一努，送给那桌，换一条死鱼蒸了。众员工听得目瞪口呆，不解老板既见不得杀生，因何干脆不茹素呢？
鲁迅分析竹林七贤，尤其是嵇康，藐视鄙薄礼教，非是他们内心真的非周礼而薄堂武，实在是心里太看重了，见不得司马家那这个大做文章来统治和束缚天下人。司马若是孝子贤孙，如何能篡了曹家的江山？他们菲薄的是司马家倡导的这种孝、这种礼！
说到这就不能不到到现在的爱国了。爱国不爱国似乎是平台上某些人、某些群体定义的。一个人倘若被扣了不爱国、从洋媚外的大帽子，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尤其是靠流量吃饭的明星网红，一旦被扣帽，几乎很难翻身。从前爱国群体亢奋到打砸、抵制这个抵制那个，搞得人心惶惶。现在很多人也明白过来了，凡吵吵爱国最凶最响的那些教主，最后不是悄悄去了国外，就是老婆孩子在国外。他们原来不过是在做爱国生意。义和团的大师兄教导小弟们说作法念咒就会刀枪不入，可是他们绝不会亲自赤膊上阵面对刀枪的。翻过头再看那些人，不是坏就是蠢，或者又坏又蠢！
某些人的信仰成了某类人的生意，既可悲又可叹。
可是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荒谬！
我们在荒谬中前行，努力找到某种存活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