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写道：“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大概是对苏东坡最好的诠释。苏东坡的诗词文章广为天下传诵，而他的命运确实多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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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年前的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常州病逝。弥留之际，好友维琳方丈在其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端明学士应该不要忘记西方啊）苏轼喃喃回应说：“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西方世界不是没有，但却是不能使力的）。好友钱济明也凑近他的耳朵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先生一生都在践行于此，此时更应该使力）苏轼说了人生最后一句话：“着力即差。”（使力就全错了）佛家讲不执着、一切随缘。道家讲道法自然。大半生向佛、悟道的东坡居士，用生命中最后一句话，表达了他对人生的终极领悟。
总的来说，他到人生最后一刻，对这个世界是失望的，所以他说：着力即差。他的这一生，高昂过、热烈过，可这一切也抵不过几次被贬带给他的伤痛更大，虽然他在最后也接到皇上“量移”的通知——在宋哲宗元符三年的六月二十日，苏轼晚上乘船离开儋州回大陆，在海上他写了一首诗，名字叫《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其中有两句写得超棒，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即使在南方那种蛮荒之地死上很多次我也不感到悔恨，这里能游览到生平所见最奇异与险峻的风景也足以使我得人生充满精彩)。苏轼后半生基本在迁谪途中度过，因元佑党人案被贬至琼州，即今海南。当时的南方是荒蛮之地，有瘴气，到那里的人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但苏轼性格豪放，心胸旷达，将此说成是一次奇绝之旅。
苏轼一生漂泊不定。据统计，他一生去过90多座城市，是我国古代行走城市最多的诗人，可以说“一生都在路上”。
苏轼因“乌台诗案”开始了他第一次被贬之旅，而且官职很低微，仅仅是黄州团练副使，但也就是从黄州开始，苏轼才真正成为“苏东坡”。
有一次，他与朋友出门游玩，忽降大雨。同伴狼狈躲雨，只有苏轼依旧缓步前行，即兴作词一首《定风波》，并昂头高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身处顺境，他能享受最好的；身处逆境，他也能承受最坏的。
那个时候的他，身体还好，还是人生的黄金年龄，对生活依旧充满信心，更是对朝廷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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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这时候的他，已经五十九岁了。然而，在惠州，苏轼的乐观却达到了顶峰。时值深秋，苏轼看见驿站边的树木依然翠绿欲滴，便问迎接他的小吏是何树，小吏回答是荔枝树，苏学士大喜道：“有荔枝吃便可安居岭南”。在别人眼中的岭南烟瘴之地在苏轼眼中却是洞天福地，他到此如游鱼得水，大饱口福的同时心满意足地赋诗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做岭南人。 因为有荔枝相伴，苏轼在惠州度过了甜蜜的三年，惠州给他的记忆是美好的，正如他在《定风波》里所写的那样：“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一日，苏东坡吃饱饭后指着自己的的“将军肚”问身边的人：“你们知道我这里面是什么？”一个人回答是“文章”，苏东坡不以为然。另一个人说是“见识”，苏东坡还是摇摇头。轮到爱妾王朝云，朝云说是“满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赞叹：“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正因为有这件事，朝云在惠州病逝后，苏东坡在她的纪念亭写下一副深情的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然而，人生总是喜忧参半。到惠州后一年多，朝云突然得了一种瘟疫，不幸早别。朝云和苏东坡都信佛教，她在咽气之前握着东坡的手，念着《金刚经·六如偈》：“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六如意思是：“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像梦、幻、泡、影，又像露水，像闪电，转眼之间就永远消逝了，因此没必要过于在意。”这番话不只是体现了朝云的彻悟，也体现了他们的共同信仰，同时也隐含着她临终时提醒东坡节哀的牵挂。而所引《金刚经》，又是那样的隽永、熨贴。是的，人生无常，但对人生的感悟一旦获得共振，无常之中便有了一种超越，一种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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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写了一首《纵笔》小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写的是白发老头在春风吹拂的午后躺在藤椅上酣睡，寺中僧人生怕惊扰，特意轻轻地敲打五更钟。
此诗一出，朝野振动，苏东坡的政敌宰相章惇知道后，觉得苏东坡被贬惠州还过得这么舒服、快活，大发肝火，随即上奏宋哲宗，说苏东坡作诗讽刺朝政，请求再贬海南。于是贬谪令再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
渡海即是生离死别，苏东坡在惠州时就决定不让家人陪同，最终只有小儿子苏过陪伴他到海南。离别之际，对于海南，苏东坡是心灰意冷的，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乃东坡之家风也。”
苏东坡遥望着茫茫无边际的大海，想到此去将与家人生死两隔、自己将要客死在这座被海水囚困的荒芜凄凉的孤岛，不禁老泪纵横，连连发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的悲叹感慨，惹得泪已枯干的家人又抱头痛哭，泪如雨下，其哀声大若涛声，其悲情令人扼腕感叹。
到了海南岛，这里的生活几乎无法和之前相比，且朝中小人经常从中作梗，害他差点连房子都没有。他在《与程秀才书》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可见其生活之困苦。
然而苏轼在儋州，不仅没有魂归海南，还留下千古芳名。在海南的3年间，他向当地老百姓学习栽种、酿酒、作墨，过着自种自食的田园生活；他与各地朋友相互唱和，写下大量诗文；他传教授业，海南人士多从之游，学生姜唐佐“白袍瑞合破天荒”成为海南第一位考中举人者。苏东坡推动海南文明进程，是泽被海南的一代宗师。同时，他还积极改变当地人的语言习惯和生产习俗，积极地改进了海南人的生产劳动习惯。其中最有趣的例如：找不到好的墨作画写字，他就干脆自己制墨，结果差点把房子烧掉；他又四处采集药草，研究疗效；他还鼓励岛民耕作，种植黑豆，说“四川普通话”等等。
可以说，他在精神上一直都没有被政敌打倒。在艰苦的环境里，东坡的笔没有停留，他以超然的心态，以著书为乐，在儋州创作了诗词140余首，散文等100余篇，书信40余篇。《书传》一部，并对《易传》和《论语》进行修订。他用枯萎的生命书写出了人生与文学的辉煌。
公元1100年，朝政更替，元祐老臣获赦，六月二十日，苏东坡也遇赦北归。
当他和儿子苏过离开儋州时，当地许多老百姓担着酒水与干粮，一路为他们送行。直到在澄迈老城的港口，苏东坡和苏过登船漂浮而去，在大海里消失了影子，老百姓们才转身含泪归去。
苏东坡一生愈老愈艰，晚年被贬海南，原以为要老死海外，不料却遇上爱戴他的海南人民，所以他临终前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把孤悬海外的儋州与黄州、惠州相提并论，由衷地道出他的感激之情。
在澄迈，他留下了他在海南的最后一首诗歌《六月二十日渡海》。可谁又能料到，38天后，北上至常州途中，苏轼就驾鹤归西了。
有一次，苏东坡在儋州郊外闲游，遇到一位背着大瓢在田间行走的老妇人，苏东坡问：世事如何？老妇答：世事如一场春梦耳。苏东坡以为她没有听清，又重复了一句：世事如何？老妇人再答：翰林富贵，一场春梦耳！
东坡早年去凤翔任节度判官厅公事的时候，曾作了一首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开头四句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是啊!人生在世来来往往，偶然在世上留下一些痕迹，就像随处乱飞的飞鸟一样，不经意间在雪地上留下一些脚印而已。
苏东坡做到始终忠于自己的情怀和良知，保留不染纤尘的清高自我，但毕竟是“不合时宜”，人生的悲剧就难免。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苏东坡的命运其实就是历代忠于内心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有良知的人用发自内心的热情对待身处的世界，却往往遭到世界的冷酷对待。
百姓世世代代口口相传，大文豪并没有死，他本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只不过他完成了人间的使命，上回天庭述职去了。在天上，谁和他一起写诗作词呢？也许就如他在《点绛唇》中所写——“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真的是苏轼所说的——“着力即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