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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件是《诗经》里讲稼穑畜牧渔猎建筑，那样的热闹兴旺开心，而西洋则荷马史诗里惟有英雄向牧家奴或牧羊人问路探消息，乃至莎士比亚及歌德的戏剧小说及诗里，亦惟有地主贵族邂逅牧女或农女，结果发见她原来是一位公主的罗曼史，都没有讲如何耕地割麦牧牛牧羊筑室上梁的，这便因他们的真是奴隶社会与农奴社会，奴隶主对劳动只有冷淡轻蔑与遗忘，而奴隶则憎恨劳动，人人皆对这样的事无好感，而中国则因不是奴隶社会，才对劳动有如此普遍的亲情。

我亡命温州时，爱玲从上海取道金华丽水，千里迢迢来看我，两人同去街上走走，沿街有个纺纤工场，就站在窗口看女工织布，那女工襟边佩一朵花，坐在机杼前，只见织的布如流水，好像她的人是被织出来的，真真的如花美眷，如水流年，回到旅馆里，爱玲打算把它写出来，先记下杜甫的两句诗：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凡有一个大的境界，乃无高速度的感觉，火车在隧道中驶过才觉得快，而飞机在天空，火车在大平原，则惟见日月静好，山川回环。

西洋是从奴隶社会以来，什么都是资本在起带头作用，一切办法与命令皆从上头来，凡百都有个缘故可以查对。中国则井田之世，众业众人平等和谐生在一起，办法是大家想出来的，并非谁所造作，却像从满园花枝的春光摇荡里自然流露出来，连知识与感情都是《诗经》里国风那样的风，来得无因无由，是故中国人每会得无端忧喜，又会忽然有了办法，这即是巧。

中国人见人喜欢谈天气，是宾主皆有如鱼在光阴里游泳的感觉。中国人又家常说话往往没有一点事故，而只是对现前天地万物的亲情，不免时时要提起它，叫叫它。《洪范》里还有句好话：“星有好风，星有好雨。”读了使人觉得眼睛一亮。

中国人是天生有一种叛逆精神，民间戏里做出来，都同情妖怪，不同情正神，譬如对于白蛇娘娘与法海和尚。而亦因此，中国礼教之邦才能不是个笨重凝固的世界，却一草一木皆泼辣新鲜。礼是还要有人，《红楼梦》里的姊妹丫鬟都晓得大家礼教，然而袭人是一种人品，晴雯又是一种人品，林黛玉也像薛宝钗的知礼，但她兼有凤姐的尖辣，所以是绝代之人了。

井田废后最怕私有财产会像洪水泛滥，但事实是井田时公有亦如私有，井田废后私有亦如公有。中国人是种花在庭院里亦喜欢它开出墙外，给行路之人也看看，而且像西湖的私人别墅也都开放给游人，连新娘的嫁奁亦沿途抬过让人看。中国人是房子的建筑也疏朗轩畅，让天光云影可以进来徘徊，而且喜欢楼居，开向日月山河。庾信的《山铭》：“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轩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有这样洒落的胸襟，与外界连没有一点阻隔，这就不是个斤斤计较私有财产权的人了。中国是朋友有通财之义，连商人亦凭片面的记账可以取信，不必签字为凭。

四月里杜鹃啼遍千山，外面堂堂世界都是初夏，惟有阶沿的寸寸阳光与檐前新竹，特别照映得在堂前做针线的少妇如在水里画里。这时大门口走进一人，那少妇睄见了满心欢喜，和女伴说得一声“啊，他回来了”，就把针插在胸前围身布襕上，一只手执着未做好的鞋面，起身迎接她那才从学校放假回来的丈夫，在无限的世界与无限的世人里见着了这个是她的亲人。我无端在这里写下这一段，是为纪念我的亡妻，却觉得这种私情之美，亦通于汉文明的产业。

中国的深宅大院有悠悠人间的光阴。外面小巷亦有一种深意，可以散步逍遥，此则是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亦配置得亲切，整齐而疏落，虽如苏州绍兴那样人家繁密，亦长街小巷有余意不尽。

这段景气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一直继续到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为止。彼时通上海的城市如宁波绍兴一带，茧行茶栈油坊像映山红花的到处开遍，村上镇上都盖起新房子。行家接待水客，住家接待百作工匠，店家接待顾客，都有一种热闹兴旺的慷慨。人家早睡早起，做事在心在意，行行出好手。村子里没有一处懒摊，没有一段破路，没有一座任其倾倒的桥梁。山场田畈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时风清肃，作物没有牛羊践踏，没有人偷窃。人家门前的溪水很深，岭上的树木很长。彼时的人们因为勤力，都精神气爽。而市镇上与过路码头，是货物如山之积，如川之流，商店都殷实，大户人家高楼粉墙，小户人家临街傍堤，街上朝阳喧哗，堤上种垂阳柳。

彼时我年十四五，在杭州中学校做学生，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日子非常悠长，如果不出去，一人在教室里用功，只觉校舍的洋房如理性的静，而理性到了是静致，它亦就是感情的流遍了。于是翻开英文课本来读，闻闻洁白的洋纸都有一股香气。

这崔真吾，后来是在广西被黄旭初杀了。故乡白云天涯，惟有村前马樱花，春来向行人烂漫发满枝，那楼头少妇，做做针线又停了，想起他，只觉人世悠悠无尽，而又历历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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