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宁愿做一个永远的异乡人

前些天在书店里，法国文学的书架上看到米兰.昆德拉的书，《生活在别处》，《庆祝无意义》，《被背叛的遗嘱》、《身份》和《帷幕》。才终于对这件事有了实感：这个捷克人，这个曾经因政治因素流亡法国，现在却自愿留在巴黎的著名作家，可能真的不会回他的故乡了。

所有的爱情都算不上深刻

1975年，米兰.昆德拉离开他深爱着的政治审查越来越严苛的捷克，旅居于巴黎，到如今已经41个年头，对于这个87岁的老头儿来说，这已将近人生时间的一半。这40多年的时光，足以把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不再去回想那个纠缠过无数时光的已经成为过去时的祖国。1990年的《不朽》是他最后一部用捷克语写成的作品，在这之前很久他就开始尝试用法语创作，2013年出版的最新作品《庆祝无意义》甚至尝试用意大利文来写。然而，他最被中国读者所铭记在心的，可能还是那些有关捷克，有关布拉格的文字，更确切的说，是那部1984年出版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前，我以为这是一部爱情小说，甚至在读过很久之后也不能确定，其中的爱情故事在全书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托马斯与特蕾莎的故事是那么的光怪陆离却又合情合理。从一开始的一夜情，到跨国的纠缠，无理取闹，不甘心的厮守，再到最后一同死在安静乡下的一场车祸中，两个人葬在一起，仿佛是对这场旷日持久的畸恋的一种跨越时间的回答：任何爱情，无论有过怎样的纠缠与离合，怎样的背叛与误解，怎样的出尔反尔与猜忌焦虑，在经历过几十年的时间之后，在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都显得庄严，伟大，温婉，情深意切，值得歌颂。

然而，爱情从不深刻。

没有一场爱情是深刻的。爱情本质不过是一种浮夸的情绪，使爱情显得深刻的，一直都是那绵亘的时间与广袤的背景下降落于人生的那一丝丝苦难。那种与时代的厚重相比，无比轻盈的，却又无法承受的苦难。这种苦难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可能是几十年间等待的一封情书，可能是突然爆发的一场战争，可能是无法预计的一次死亡，也可能是蔓延开来的一场霍乱。是的，这些苦难都无比轻盈，轻轻松松随时间逝去，留下寥寥数笔，或者不留一点痕迹。在时代的巨大脉搏中，在世界的巨大冰山之下，任何人的苦难都被轻易的刻上了烙印，一模一样，不足挂齿。

对于昆德拉与他笔下托马斯来说，这一时代的苦难象征是1968年碾压进布拉格的苏军坦克，是那场终止了“布拉格之春”的无声战争，是随之而来的在异国他乡的漂泊，是一种叫做“流亡”群体记忆。

“流亡是东欧作家的技术活”

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上，身为共产党员的米兰.昆德拉第一个发言，讲到自由，讲到斯大林主义的虚伪；另一位党员作家瓦楚利克则说出了那句将会成为口号的名言：

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

是的，同写出了著名的《动物庄园》与《1984》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和写出了《癌症楼》与《古拉格群岛》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一样，米兰.昆德拉也曾是一名虔诚的共产党员。而他也和奥威尔与索尔仁尼琴一样，有着理想主义的气质与冷静的洞察力，对一切集权的苗头有着超常的敏感与警戒。

以那次大会为契机，1968年1月5日召开的捷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亲民主的杜布切克成了新的捷共第一书记，也正是这个之后获得了代表人权与自由的萨哈罗夫奖的捷克新领袖，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主张。由此，捷克爆发了“布拉格之春”，燃起了一场反对集权的民主运动。然而，手无寸铁的理想主义者与悲天悯人的作家联盟是无法与强悍的武力抗争的，尤其当他们面对的是异常强大的苏联时。察觉到捷克的自由骚动的苏联，仅仅在半年之后，就将坦克开进了布拉格的街头，武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这一占领，就是21年。

这次军事入侵事件导致了大约10万人的难民潮，《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托马斯本已经带着特蕾莎离开布拉格，在瑞士苏黎世谋求了一份生计，却在特蕾莎觉得孤单而回到捷克之后，嘴里念叨着“Ess muss sein，ess muss sein.”（德语，意思为“必须这样做，必须这样做。”），随之回到了布拉格。昆德拉的人生在这里与托马斯有了明显的分歧，他在国内一直坚持到1975年，才找机会去往法国巴黎，并最终定居在那里。自此，几乎不再回到过家乡。

历史上从不缺乏伟大的流亡者，每一场变动都会造就一批人物远走他乡。而东欧的时局动荡漫长而波折，不断的给这一份伟大的流亡名单添加着响亮的名字：索尔仁尼琴，诺曼.马内阿，马洛伊.山多尔，布罗茨基、米沃什、卡达莱、赫塔.米勒、海达.科瓦莉、米兰.昆德拉……不单是捷克，所有的东欧国家，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等的国家政见异议者们——也或许只是想要平静正常的生活的人——他们或自发，或被迫，或遭流放，散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

有人流亡，就有人留守。与米兰.昆德拉同为作协成员的哈维尔与克里玛都选择了留在国内。流亡意味着孤独与漂泊，留守则意味着坚韧与牢狱。无论哪样，他们都注定要与自己的祖国为敌。

与一个国家为敌的勇气

1974年，索尔仁尼琴以叛国罪被捕，然后被苏联驱逐出境，流亡于美国。这个写出了《癌症楼》、《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岛》等深刻作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一个生命力顽强的老头儿，50年代他因故入狱，罹患胃癌，医生说他只能活三个星期。然而他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他曾宣称：“我绝不会比我的书更早回去。”这一言论，看上去就是对他的祖国的一个孩子气的挑衅。

终于，在1994年，他与他的书一起回到了祖国。之后，2007年的俄罗斯国庆节，也是索尔仁尼琴逝世的前一年，他获得了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历史做出了最后的判定：这场一个人与一个国家之间的对立，终于还是以那个倔强的老头儿，那个入过狱，患过胃癌，遭到20年驱逐的顽强的老头儿获得胜利而画上了终止符。

和索尔仁尼琴一样的人有很多，他们对命运这个东西有些不屑一顾，他们坚持己见，见不得肮脏、苦难、大面积的死亡与不能发声的恐怖。所有选择不妥协的生活的人们会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个答案：与国家为敌。这些手无寸铁的国家政见的异议者，这些有勇气与一个国家为敌的唐吉坷德式的勇士，有些人留守着，试图用只手挡住整个国家巨大的车轮；有些人则选择离开，在异国他乡著书立传，开坛做讲，试图像撒播种子一样将自己的意见播撒在空气中，期冀着某一天，这些种子能发芽开花，长满大地。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运气。

1990年，匈牙利政府将本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奖“科苏特奖“授予马洛伊.山多尔，然而，在一年前，他已经在美国开枪自杀。这是该奖项第一次被授予给一个逝者。保加利亚的格奥尔基.马尔科夫同样是因叛国罪而流亡英国伦敦。1978年，他走在熙熙攘攘的上班路上，被一把特制的雨伞刺破脚后跟，那其实是伞里气枪射出的小珠，里面含有致命的蓖麻毒素，这一暗杀行动无疑是保加利亚特务所为。三天后马尔科夫就这样神秘死亡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的叛国者变成国家英雄，这样的事例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那些年里层出不穷，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活下来就是胜利。然而，坚持活下来的人屈指可数。

当红色大地清澈如蓝

上世纪80年代，韩少功等人第一次将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引入中国，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或许是因为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们往往容易产生共鸣：这些国家都曾经历了不能说真话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不仅仅是不能说真话，也不能不说话，就如马洛伊所说：

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的写作，更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的沉默。

然而，这一如同《1984》里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不断销毁历史又不断制造“历史”的真理部和其他各部门所组成的庞大机器一样的体系，终究还是承受不住自己的重量，轰然倒塌了。

在捷克，这一倒塌是如此的易如反掌与顺利平静，以至于后世史学家将之称为“天鹅绒革命”。1989年11月，布拉格又一次出现了十万人以上的大游行——而这一次，镇压游行群众的苏军坦克已经不在了。没过多久，捷克政府就举行了第一次全民选举，米兰.昆德拉曾经在作协的战友，同时也是剧作家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

哈维尔也参加了1967年的那一次作家会议，但他并不是党员——这可能为他在民众中的印象有所加分。与米兰.昆德拉不同，哈维尔与伊凡.克里玛、赫拉巴尔这些捷克的文学巨擘选择留在国内。这为他们带来了牢狱之灾——哈维尔就曾在监狱关了将近5年。也使哈维尔成为了捷克人心目中的英雄。

不断蔓延的颜色革命，迅速将曾经血红的大地满满渲染成如天空般如大海般的蓝色。那些曾经在自己祖国被封禁的书籍，也终于得以出版面世。

2003年，中国终于获得了米兰.昆德拉的版权，他的作品一套十五本中文版也终得在大陆正式出版。这仿佛打开了一扇封闭许久的大门，于是一切似乎变得顺理成章。马内阿、马洛伊等东欧作家的作品陆续在国内出版，也陆续引起轰动。2012年，花城出版社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蓝色东欧，准备出版上百本东欧作家的书籍。而第一辑已经面市。也许有人会说，即便引进，也都是阉割版，但是似乎，时间终于开始向前走了。

做一个永远的异乡人

米兰.昆德拉是打算在巴黎长久的居住下去了，这一点毫无疑问。

1995年，米兰获得了捷克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的功勋奖，谈到获奖感受时，昆德拉说：

我很感动，也许可以说，尤为让我感动的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给我的信。特别是信中的这样一句话：他把这次授奖看做是给我与祖国和祖国与我的关系，画了一个句号。

米兰.昆德拉与哈维尔在政见上的不合是公开的。昆德拉曾在书中写到：

请愿毫无用处，只是一些人想出风头。

对于捷克人的英雄，起草了《七七宪章》的哈维尔来说，对于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来说，这尤其不能让人接受。哈维尔说：

自然，在每一篇请愿书中，甚至每一个签名都有那么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对昆德拉的讥笑，特别是因为那只是在小说里讥笑。我反对他，是他看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显但也更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冒着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

用怀疑主义来描述米兰.昆德拉的这种思想是不确切的，就如同国内最开始把Kitsch（刻奇）翻译为媚俗一样，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联想。同哈维尔这样的行动派与积极分子不同，米兰.昆德拉是与集体格格不入的那一类人，他没有办法把自己融入到群体的情绪之中。这种本能的对“一致性”所怀有的敌意，是一切伟大的冷静的旁观者的必备构成要素，就像太宰治在《人间失格》中所说的一样：“我没有办法体会到别人的感情。”

刻奇在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反刻奇同样也是。有些人在整齐划一中感受到力量，在集体的情绪中感动了自己看到了希望；就必然会有另一群人对不理性的和谐感到恐怖，对煽动起来的弥漫的情绪抱有怀疑敬而远之。

1981年，米兰.昆德拉加入法国国籍，这已并没有太多意义，因为在他离开捷克的那一刻，许多捷克人就已经视他为逃兵。在捷克，更受欢迎的是那些留守的英雄。于捷克人而言，米兰昆德拉属于法国文学——对于这一点，米兰.昆德拉自然也乐于承认，他晚年一直在尝试用法语写作。然而，于法国人而言，米兰.昆德拉受欢迎的是那些捷克的故事，是他用捷克语写成的并翻译成法语的那些历史碎片——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部分人来说也都是如此。米兰.昆德拉一直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说家，而不是什么政治作家或者流亡作家。他一直在试图减少自己作品中的政治因素，使之世俗化。“不再接受任何采访。”

然而历史在他人生中的烙印是挥之不去的。时间是线性的一直向前的，历史只能有一次，“没有办法重新来过。”

不愿去讨好任何一派，固执于自我，却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敏感异常，米兰.昆德拉和其他所有的冷静的历史旁观者一样，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们在哪里都只能作为一个异乡人活下去。马内阿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们伟大的一生：

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