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听说过这本书，可直到现在才有机会读到它。虽是薄薄的一本书，却闪烁着真知灼见。每个时代都有些先知型人物，向温水中的“青蛙”——沉溺在危险中却不自知的芸芸大众发出震聋发聩的呼喊。尼尔·波兹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写的这本《娱乐至死》初版于1985年，蒂姆·查理斯说：它是一本优秀的、令人不安的、引发思考的书。它配得上经典的地位。
这本书主要讲了电报、报纸、摄影术特别是电视等媒介的出现对社会公共话语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宗教、新闻、政治、教育都成为娱乐的附庸。人们不知不觉深陷其中，其结果是我们成了娱乐至死的物种。
麦克卢汉有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和语言一样，每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媒介即信息”的意思。波兹曼则进一步提出“媒介即隐喻”，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帮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和着争，并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波兹曼还说，媒介即认识论，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的。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后果。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
想想在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在18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
自电报出现后，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它在社会和政治决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与报纸合作，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电报可能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外彼此之间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在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报和摄影术为中心的交流媒介创造了躲躲猫的世界，但在电视出现之前，没有人想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家万户。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
电视已经成为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面镜子，是过去一个世纪中电子媒介最醒目的剩余物。电视的认识论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建立起来的躲躲猫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显得陌生。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的广阔舞台。
有两种方法会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个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其实后一种更可怕，因为它无声无息地发生。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危在旦夕。
看到本书的推荐语中有陈丹青的一段话，他说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是的，经历这二十来年的媒介环境的变化，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然而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生来就被这样的信息环境包围。未来的世界将去往何方？
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P.S：一直在教信息检索，教学生如何在信息海洋中检索到需要的信息，却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新媒介对社会公共话语带来的如此深刻的影响。感谢波兹曼写了一本好书，让我在今后的日子继续这样的思考，去寻找答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