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二十七日），景帝在未央宫驾崩。太子当上了皇帝，年仅十六岁。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二月，癸酉（初六），将孝景皇帝安葬在阳陵。
三月，封立皇太后的同母弟田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班固赞曰：孔子说：“现在的民众，与三代圣明的君主推行王道达到天下大治所依靠的民众，没有什么不同。”确实是这样啊！周末、秦代政治的弊病，在于法网繁密，政令严苛，但奸邪盗寇却防不胜防。汉朝建国以后，废除繁苛的法令，让民众休养生息；到孝文帝时，用谨慎俭朴的作风治理国家；孝景皇帝遵守大业成规而不改。五六十年之间，就达到移风易俗，百姓淳朴敦厚。说到天下大治的时代，周代有成王和康王时期，汉代有文帝和景帝时期，真是好啊！
汉朝建国，承接的是秦末营造繁多而财力匮乏的疲困社会，纵是天子都不能配备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车，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平民百姓没有积蓄。天下平定之后，高祖就命令商人不许穿丝织的衣服、不许坐车，并且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用这些办法来控制和羞辱商人。孝惠帝和高后在位时，因为天下刚刚平定，又放松了限制商人的律令，但是商人的子孙，仍然不允许做官为吏。朝廷计算官吏俸禄和官府各项费用的总额，据此向百姓征收赋税。而自天子到封君的汤沐邑，都把山川、园池、市井商业税收作为各自费用的来源，而不向朝廷领取经费。经由陆路、水路运输到京师，供给各官府使用的来自于崤山以东地区的粮食，每年不超过数十万石。接着是孝文帝、孝景帝先后治理国家，清静廉正，谨慎俭朴，安养天下百姓，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事，如果不发生旱涝灾害，百姓就可以人人自给，家家足用。城乡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中贮存了剩余的物资；京城国库中的钱累积万万，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清点数目；京城粮仓中的陈旧粟米一层盖一层，装满太仓而流出仓外，只好在外面堆积着，以至于腐烂而不能食用。百姓居住的大街小巷都可看见马，在田野间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骑母马的人要受到排斥而不能与人聚会。把守里巷大门的人吃的是白米好肉；做官的人长期任职，可在任期内把子孙抚养成人，有的人则把官名做为自己的姓。所以人人自爱而不愿触犯法律，以行义为先而避免羞辱。在这个时期，法肉稀疏，百姓富足，有人依凭钱财骄横不法，以至于兼并土地；那些豪强之辈，在乡间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享有封地的宗室 贵族、公、卿、大夫及以下官员，互相比赛谁更奢侈，房屋、车辆、衣服都不顾地位名分地僭越于上，没有限度。事物发展到鼎盛就会走向衰败，这本是变化的规律。从此之后，孝武帝对内穷奢极侈，对外攻打夷狄各族，天下萧条，财富全都耗费完了！
纪九汉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冬季，十月，汉武帝下诏，令大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武帝亲自出题，围绕着古往今来治理天下的“道”，进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说：“所谓的‘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功绩。凡是君主，没有人不希望自已的国家能安宁长存，但是政治昏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用人不当，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灭亡。周王朝有幽王、厉王时期出现衰败，并不是由于治国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厉王不遵循治国之道。到了周宣王在位时，他仰慕过去先王的德政，恢复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弥补残缺，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代的王道再次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说：‘人可以发扬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 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换代，统治权就不会丧失；君主的作为悖理错误，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肃四方的夷狄各族。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肃完毕，远近没有胆敢不统一于正道的，就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因此阴阳谐和，风调雨顺，生物安和相处，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辛福的东西和可以招致吉祥事，全都出现，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也不出现图画，我算完了！ ’他认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这些祥瑞，但因为身分卑贱不能招致，而感到悲哀。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致祥端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头脑聪明而心地善良，爱护百姓而尊重贤士，可称得上是仁义君主了。但是，天地没有相应的表示，祥瑞没有出现，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同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筑成堤，就不能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为王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根本大事的。建立太学，以便在都城兴起教化，兴办学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开导民众，当时的刑罚很轻而没有人触犯法禁，其原因在于推行了教化而社会风俗很好。圣明的君主继承乱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残余全部扫除，还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见明效，好的社会风俗已经形成，子孙后代沿袭不变，实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毁弃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实行不顾长远、只顾眼前的统治方法，所以立国仅有十四年就灭亡了。秦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清除，导致社会风俗浅薄恶劣，百姓不讲忠信德义，抵触冒犯，殊死反抗，风俗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我私下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琴瑟声音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可以弹奏；实施统治遇到了阻碍，严重时一定要加以改变，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自从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国家，但至今没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于应当实行改革的时候而没有实行改革。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时就学习知识， 成年后就给他官位以磨砺他的才能，颁给爵位俸禄以培养他的品德，实施刑罚以威慑他的罪恶念头，所以，百姓才能通晓礼义，而以冲犯君主为耻。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了礼和乐来修饰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没有人犯罪，监狱空虚长达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浸润和仁义的流布，而不止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注重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罚，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弄虚作假，追逐财利，毫无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死人相连，但是犯罪却没被制止，是风俗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服从的，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一书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的知识，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希望陛下能依据所听到的道理，真诚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您与圣明的三王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能之臣， 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所以，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常常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学识渊博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类拔萃的人杰了。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传播教化；所以，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残酷地虐待百姓，与坏人勾结，贪求财利，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十分不合陛下的心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 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资财为条件，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也仍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才，即使是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因此，廉洁与耻辱相互转化搀杂，贤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伪。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 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徽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惧的原因。
“快乐而不yín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 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崐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 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 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比得上他们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袷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百姓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来了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辅政的方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 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方向不同，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 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分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擢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董仲舒从小研究《春秋》。孝景帝时做了博士官，进退举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礼法的事，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尊敬他。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国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刘非。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礼义来辅佐纠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促舒。
春季，二月，汉武帝颁布赦令。
朝廷发行三铢钱。
夏季，六月，丞相卫绾被免职，丙寅（初七），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做丞相，任命武安侯田做太尉。武帝一向看重儒求，窦婴、田都喜好儒求，极力推荐代地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推荐兰陵人王臧担任郎中令。赵绾奏请兴建明堂以接受诸侯王的朝见，并且向武帝推荐了他的老师申公。秋季，武帝派出使者带着表示礼聘的帛和玉璧，驾着安车驷马去迎接申公入朝。申公到了京城，拜见武帝。武帝询问关于国家治乱的事，申公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回答说：“治理天下的人，不以说得多为完善，只看努力实干得怎样罢了。”这时，武帝正喜爱文辞，看到申公的对答，沉默不语；武帝虽然对申公的对答不满意，但既然已把他招来了，就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安顿他住大鲁王在京城的官邸中，商议有关兴建明堂、天子视察各地、改换历法和服色等事情。
七国叛乱失败时，吴王的儿子刘驹逃亡到闽越，怨恨东瓯诱杀了他的父亲，经常怂恿闽越进攻东瓯。闽越王听从了刘驹的意见，发兵包围了东瓯都城，东瓯王派人向天子告急求援。武帝征询田的意见，田回答说：“越人相互攻击，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又多次叛服不定，从秦朝时就被放弃，不属于中国，不值得烦劳中原朝廷去援救他们。”庄助说：“现在只怕力量小不能前去援救，朝廷德薄不能保护他们；假如能做到这些，为什么要抛弃他们呢！况且，秦朝连整个都城咸阳都抛弃，何止是抛弃了越人呢！现在东瓯这样的小国因走投无路来向朝廷告急，如果陛下不去救援，他们还能去何处求援告急呢；陛下又怎样能使天下万国臣服呢！”武帝说：“太尉的见识，不值得我和他商议国家大事。我刚即位，不想用虎符征发郡国的军队去打仗。”于是派庄助持皇帝的符节去征发会稽郡的军队。会稽郡的郡守本想依据不见虎符不得发兵的法令，不给庄助征发军队，庄助杀了一位司马官，把武帝的意思告知郡守，于是发兵渡海前来援救东瓯。汉军尚未达到，闽越就领兵撤走了。东瓯请求全国人内迁中原归顺朝廷，得到朝廷批准之后，东瓯王领着所有部众迁来，他们被安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
九月，丙子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武帝从刚即位开始，就在招徕选拔博学有才智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天下士人很多人向朝廷上书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自我标榜和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武帝从中选拔杰出的人才给以宠信重用。庄助第一个被提拔，以后又招致了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都成了武帝的左右亲信，武帝经常命令他们与朝廷大臣辩论，中朝官与外朝官用义理文辞相互驳难，外朝大臣多次被驳得无法对答。但是，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幸；东方朔、枚皋的论点没有根据，喜欢幽默嘲讽，武帝仅把他们视做演戏的艺人收养，虽然经常赏赐财物，终究不把国事朝政委托他们处理。东方朔同样对武帝察颜观色，经常利用时机直言进谏，对朝政发挥了一定补益作用。
这一年，武帝开始改换装束暗中离宫外出，向北走到池阳县， 向西走到黄山宫，向南到长杨宫打猎，向东去宜春宫游乐。武帝与能骑马射箭的左右亲随相约在殿门前集会，经常在夜时出宫，自称平阳侯；黎明时，到达终南山脚下，射杀鹿、野猪、狐狸、野兔等动物，策马践踏农田庄稼，百姓都大声怒骂。县和杜县的县令想要收捕这批人，这批人拿了天子专用的物品为证，才得以脱身。又有一次，武帝等人曾在夜时到达柏谷，去旅店投宿，向旅店的主人要酒，主人说：“没有酒，只有尿！”而且， 旅店的主人怀疑武帝一行人是强盗，召集了一些青年后生准备收拾他们；店主的妻子见到武帝的体态容貌，觉得不同寻常，就劝阻丈夫说：“来客不是普通人，而且他们已有准备，不能图谋收拾他们。”丈夫不听她的劝告，她就让丈夫喝酒，等他喝醉了之后就把他捆绑起来。召集来的青年后生都走了，店主的妻子就杀鸡做饭招待客人。第二天，武帝返回宫中，召见那位妇人，赏赐千金，任命她的丈夫做羽林郎。后来，武帝就为处出巡游设立了秘密的更衣休息的地方，从宣曲宫向南共设了十二处，夜间投宿在长杨宫、五柞宫等宫殿。
武帝因为道路遥远身体劳苦，又给百姓带来祸患， 就派太中大夫吾丘寿王把阿城以南、以东、宜春以西这一区域的土地及其价格，统计登记，准备把它修建成上林苑，连接到终南山。武帝又下诏命令中尉、左右内史，上报所属各县的荒田数量，准备给县和杜县的百姓作为补偿。吾丘寿王办理完毕回来报告，武帝很高兴连声称赞。当时，东方朔正在武帝身边，提出批评意见说：“终南山是国家的天然屏障。汉朝建国，离开了三河之地，在霸水、水之西，泾河、渭河之南建立都城，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像大海一般富饶的陆上之地，秦王朝凭借着它降服西戎，兼并崤山以东的地区。这一带山中出产玉、石、金、银、铜、铁、优质木材，各种手工业用它们做原料，百姓靠它们维持生活。又盛产、稻、梨、栗、桑、麻、竹箭等物品，土地适宜于种植和芋头，水中有许多青蛙和鱼类，贫穷的人可以人人温饱家家富足，不必担忧受饥寒之苦；所以酆水与镐水之间，号称肥沃之地，每亩土地价值一斤黄金。现在将这片土地划为上林苑，断绝了池沼湖泽的财利来源，夺取了百姓的肥沃土地，对上减少了国家财政费用的来源，对下破坏了农桑生产，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一个理由。荆棘之林得以蔓延，扩大狐狸、野兔、虎、狼的活动范围，破坏百姓的坟墓，拆毁百姓的房屋，使幼童怀恋故土而忧愁，老人痛哭流涕而悲伤，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二个理由。开拓并营建上林苑，周围筑墙以做为禁苑，策马东西奔驰，驱车南北追逐，其中有深沟大河。 为追求一天射猎的乐趣， 不值得尊贵无比的天子去涉险犯难，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三个理由。当年商纣王兴建了内有九市的宫殿导致诸侯背叛，楚灵王筑起章华台而导致楚国百姓四散逃走，秦始皇兴造阿房宫而导致天下大乱。我只是卑贱愚笨的臣仆，竟然冒犯陛下的旨意，真是罪该万死！”武帝就任命东方朔为太中大夫，并授以给事中的官衔，赐给他一百斤黄金以示奖励。但是，武帝仍然按照吾丘寿王所奏报的规模兴建了上林苑。
武帝又喜欢亲自出击杀熊和野猪，策马追捕野兽。司马相如上疏劝谏说：“我听说，有的东西类型相同而才能不同，所以力量大数得着乌获，行动敏捷要说庆忌，勇猛无敌应归于孟贲和夏育。依我的愚见，人确实有这样的情形，野兽也是这样。现在陛下喜爱攀登险要的地方，射杀猛兽，万一突然遇到力大凶猛的野兽，它在无路可逃的绝境，拼死冒犯陛下的随从车辆，陛下的车辆来不及调转方向，人来不及施展应变的巧计，即便是有乌获、逄蒙的超群技艺，也来不及使用，那么枯树朽木也会成为祸害了。这种情况，相当于胡人和越人突然出现在京城，而羌人和夷人接近了陛下的车辆，怎么能不危险万分呢！即便是万无一失而没有祸害，然而这种环境本来就不是陛下应该接近的啊。更何况陛下入都要在清道戒严之后才出发，车辆要在道路的正中间奔驰，即便如此谨慎，还经常遇到控驭马匹的铁勒折断，或是车轮脱出等意外变故，更何况穿过茂密的荒草，驰过丘陵废墟，前面有即将捕获猎物的诱惑，而心中没有预防意外的准备，野兽要对陛下形成危害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看轻皇帝的万乘尊位，不注意自身的安全，反则乐于行进在潜伏着危险的道路上寻求刺激和娱乐，我私下觉得陛下不该如此。大概聪明的人能预见到尚未萌芽的问题，有智慧的人能提前避开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灾祸，灾祸本来大多隐藏在不易被察觉的细微之处，而发生在容易被人忽略的环节上。所以俗语说：‘家中积累有千金的家产，就不能坐在堂屋的边缘。’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比喻大事。”武帝认为他说得很好。
秋季，八月，东方天空出现了异星，长尾横扫天空。
闽越王郢发兵进攻南越国的边境城邑，南越王遵守武帝的约定，不敢擅自发兵，派人向武帝上书告急。因此，武帝很赞赏南越王的忠义，调集大批军队去援救南越，派大行王恢率军从豫章郡出发，派大农令韩安国率军从会稽郡出发，合力进攻闽越。
淮南王刘安上书劝阻说：“陛下统治天下，推行德政普施恩惠，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专心地从事自己的产业，自认为一生不会见到战争。现在听说有关官员将要率兵去进攻闽越，我刘安私下替陛下感到担扰。
“越人生活在中原之外的土地上，是剪断头发、在身上刺刻花纹的野蛮人，不能用礼义之帮的法度进行治理。早在当年夏商周三代最强盛的时期，胡人和越人都不受中原的统治，并不是三代王朝的国势不能征服他们，也不是三代王朝的军威不能克制他们，而是因为三代王朝认为越人的土地无法居住，越人野蛮无法统治，不值得烦劳中原王朝。自从汉朝初定天下以来，七十二年间，越人自相攻击的事件，数都数不过来，但是天子从来没有发兵进入越人居住区域。我听说越人没有城池村庄，而生活在山谷溪流之间，丛林密竹之中，习惯于水上战斗，擅长划船行舟，地形复杂，草木丛生而且有许多河流险阻；中原地区的人不了解当地的地势险阻而进入其境内，即使一百个人也抵不过一个越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无法设置郡县进行统治，进攻他们，又不能迅速取胜。从地图上看，越地的山川河流屯兵要塞相距也不过只有几寸的地方，而实际距离却有几百里千里。国家依赖祖宗神灵的保佑，全境安宁，白发苍苍的老人没有见过兵器甲仗，百姓得以夫妻相互厮守，父子相互保养，这都是陛下恩德。越人名义上是国家的藩属国，实际上不向朝廷缴纳任何贡品和酎金，不为朝廷负担一兵一卒的徭役；他们自相攻击，陛下却派兵援救，这是反过来为了野蛮人而使中原遭受疲劳困苦啊！况且越人遇笨鄙薄，违背盟约，反复无常，他们不遵守朝廷的法度，并不是一天一日如此，而是由来已久。如果越人一不奉行皇帝诏令，就发兵进攻他们，我恐怕以后的战争没有停止的时候了。
“最近，连续几年收成不好，百姓要靠出卖爵位、让儿子充当赘婿换回钱财维持生活。仰赖陛下的恩德救济百姓，百姓才得以不饿死在流亡途中；前年歉收，去年又闹蝗灾，百姓的生活没有恢复正常。现在调兵远征数千里之外，应征的人，自带衣物粮食，进入越人居住地区，抬着轿子翻越山岭，拉着船在水中跋涉，远行数百里甚至上千里，河两岸是繁密的树林和丛生的乱竹，船在河中上下行走，经常撞在石头上；树林中有许多蝮蛇、猛兽，夏季炎热之时，上吐下泄以及霍乱等瘟疫接连不断，不必等到交战，死伤的人必定就很多了。前些时期南海王反叛，陛下已去世的臣子、我的先父派遣将军间忌率军进攻他们，南海王率领他的军队归降，就把他们安置在上淦地区。后来他们再次叛乱，正是暑热多雨季节，前来平叛的楼船水军将士长期居住在水面上，还要划桨行船，有一大半的人还没有交战就死于疾病；年迈的父母流泪，幼小的孤儿哭号，变卖所有家财产业，到千里之外，去接亲人的尸体，肉已不存，只好包裹骸骨返乡。那种悲痛哀伤的气氛，持续几年没有消失，老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还没有进入越人的居住地区，就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祸害。陛下的仁德如同天地一样广大，英明如同日月高照，恩惠施加到禽兽和草木，如果有一个人身受饥寒没有安享天年而死，陛下就为此而心中惨悲伤。现在境内没有任何不安的现象，连犬吠的惊吓都没有，却使陛下的士兵丧生，尸身暴露原野，鲜血浸染山谷。边境的百姓因此在下午早早关闭城门，上午很晚才敢打开城门，这样每天早上还要为晚上能否平安无事而担忧，我刘安私下替陛下觉得此事应该三思而行。
“不熟悉南方地形的人，大多认为越人由于人多兵强， 所以能攻扰边境城邑。当年淮南国领有它的全部封地的时候，大量任命边境的官吏，我私下听说，越人与中原人不同。有高山为界，行人绝迹，车道不通，这是天地用来限隔中原和边外的自然屏障。越人要进入中原地区，一定要沿着领水顺流而下，领水流经的地区山势险峻，水势湍急，能冲走巨石撞毁船只，不能用大船运载粮食顺流而下。越人要想图谋进犯，一定先要在余干县境内开垦土地，积蓄粮食，然后才进入境内，砍伐树木修造船只。边境防守戎备如果很谨慎很警惕，畹牧甘常褂幸话俑越族，又能对边境城邑构成什么威胁呢！况且越人身单力薄，不能在陆地作战，又没有战车、骑兵、弓弩等军事装备。然而却不能进占其居住地，原因就在于越人据守险要的地势，而中原的将士又不服当地水土。我听说越人的士兵不少于数十万人，要想进占越地，必须有五倍的兵力才够，其中还不包括拉车运输粮饷的后勤部队。南方炎热潮湿，临近夏季容易流行瘟疫，出征的将士暴露在外，生活在水乡，蝮蛇繁衍为害，疾病频繁发作，兵器还没有见血，就会有十分之二三的将士死于疾病，这样，即便是把越国人全部俘虏了，也不足以补偿汉军所受的损失。
“我听到了这样的传言：闽越王的弟弟甲杀了闽越王，甲也因此被杀， 越国部众没有首领统辖。陛下如果想招越人归顺，把他们迁往中原安置，可以派重臣前去慰问，施加仁德，给予奖赏，以便招他们前来归顺，这些越人一定会扶老携幼来归顺圣明有德的天子。假若陛下没有什么地方用得着这些越人，就延续越人已断绝的世系，保存越人已灭亡的国家，封立越人的王侯，用这种方法畜养越人，这些越人一定会送来人质朝廷的藩属臣子，世世代代缴纳贡品和赋税。陛下仅用一寸见方的印章，一丈二尺长的印绶，就能镇抚境外地区，不出一兵一卒，不损坏一支长戟，而产生威德并行的效果。现在用兵进占越地，越人一定震惊恐惧，以为将军们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必定会像野鸡野兔那样逃跑，进入山林险阻地区。汉军如果撤走，越人就重新结集；汉军如果留守越地，长年累月，就会使将士们疲倦困苦，缺乏粮食，百姓因军事行动而受困苦，就一定会出现盗贼。我听老人们说：秦朝统治时期，曾派郡都尉屠睢率兵进攻越人，又派一位名叫禄的监郡御史指挥开凿河渠，打通道路，越人逃入深山丛林之中，秦军无法进攻；留下军队驻守无人居住的空地，旷日持久，士兵困苦疲倦，越人出山袭击，秦军大败，这才调集罪犯和贱民充军用来防御越人。在那个时候，境内外动荡不安，百姓都无法正常生活，结伴逃亡，聚集成了盗贼，于是崤山以东的大规模变乱开始出现。战争是凶险的事情，一方出现了危险局面，四面都会惊动。我担心变乱的产生，奸邪的出现，都从进攻越人而开始。
“我听说天子的军队只有征伐而没有真正的战争， 这是说没有人敢于较量，假若越人怀着侥幸心理迎战领兵将领的先锋部队，哪怕是只有一个砍柴驾车之类的卑贱士兵乘着不备逃走了，即便是汉军得到了越王的头颅，我还是要私下为大汉朝廷而感到羞耻。陛下把四海之内广大区域做为疆域，所有生活在其中的百姓，都是陛下的男女奴仆。陛下降下德政恩惠，用来养育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就会使陛下的恩惠德泽普盖于万世，把它传给子孙后代，推行到永无终止的将来，国家的安宁，就如同泰山而又增加了四面维系的绳索一样稳定；野蛮人的土地，还不够天子用来做一天的游乐使用，怎么值得为它而兴师动众呢！《诗经》说：‘大王仁德满天下，徐方部族自归顺。’这是说王道光明正大，远方的部族都很仰慕。我刘安私下认为，恐怕将官们的率军伐越，。
这时，汉军已经出发，尚未越过阳山岭， 闽越王郢发兵据守险要进行抵御。他的弟弟馀善就和相、宗族贵族商量说：“国王因为擅自发兵攻打南越，没有向天子请示，所以天子派军队来征伐问罪。汉军人多而且实力强大，即使一时侥幸战胜他们，后面来的军队会更多，直到我们的国家被灭亡才能罢休。现在我们杀了国王而向天子请罪，如果天子同意我们的要求则撤回汉军，自然会保全我们闽越全境；如果天子拒绝我们，我们就拼死与汉军作战；不能取胜，就逃亡到海上。”大家都说：“好！”当即用短矛刺杀了闽越王，派使臣带着他的头颅送给了大行王恢。大行王恢说：“汉军到来的目的，就是要杀闽越王。现在你们送来了闽越王的头，又向朝廷请罪；不经过战争闽越王就死了，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王恢就随机应变，停止进兵，把此事告知大农令韩安国所率领的军队，并派使者带着闽越王的头颅迅速入京报告天子。武帝下诏撤回两位将军统率的军队，诏书还说：“闽越王郢等人是罪魁，唯独无诸的孙子繇君丑没有参与阴谋。”武帝就派中郎将封立丑做越繇王，主持对闽越祖先的祭祀。馀善杀了郢之后，在闽越国内很有威望，国中民众大多拥护他，他就自行称王，繇王丑无力制止他。武帝得知，认为为了馀善不值得再次出动大军，就说：“馀善多次和郢策划叛乱，但后来能带头杀了郢，使朝廷大军免受劳苦。”于是，武帝就封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存。
汉武帝派庄助向南越王说明朝廷的意旨。 南越王赵胡磕头说：“天子竟为了我而兴兵讨伐闽越，我纵然身死也无法报答朝廷的大恩大德！”他就派遣太子婴齐入京充当皇帝的警卫，还对庄助说：“我的封国刚刚受到进犯，请使臣先行一步，我赵胡正日夜收拾行装，很快就入京朝见天子。”庄助返京途中，路过淮南国，武帝又让庄助向淮南王刘安说明讨伐闽越的用意，赞许刘安上书朝廷的好意，刘安表示自己没有皇帝那样的远见，表示谢罪。庄助离开南越之后，南越国的大臣们都劝止他们的国王说：“汉朝发兵远征，杀闽越王郢，也是以此震惊南越国。况且，先王当初说：‘侍奉天子只求不失大礼就成了。’总之，不能因为喜欢汉朝使臣的甜言蜜语，就进京去朝见天子，您真的去了，就不能返回来了，这是亡国的情势啊！”因此，赵胡就自称有病，终于没有来朝见武帝。
这一年，任命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
东海太守阳县人汲黯担任主爵都尉。当初，汲黯担任谒者，因他为人威严而被大家敬畏。东越部族相互攻击，武帝派汲黯前去巡视；他没有达到东越，仅走到吴地就回来了，向武帝报告说：“越人自相攻击，本来他们的习俗就是如此，不值得为此折辱天子的使臣。”河内郡失火，火势蔓延烧毁了一千多家民房，武帝派汲黯前去视察；返回之后，报告说：“平民百姓不慎失火，因为房屋毗连而蔓延燃烧起来，不值得陛下忧虑。我经过河南郡见河南郡的贫民遭受洪水干旱灾害磨难的有一万多家，有的甚至于到了父子相食的悲惨境地，我谨借出使的机会，用陛下的符节，命令发放河南官仓积粮以救济贫民。我请求归还符节，甘愿领受假托天子命令的惩罚。”武帝很赏识他，就赦免了他的罪。他在东海郡时，整肃官吏，治理百姓，喜好清静无为，谨慎地选择郡丞和各曹掾史，然后放手任用，他只关注大事，不苛求细枝末节。汲黯身体多病，躺在内室中不出门；过了一年多，东海郡治理得很好，百姓交口称赞汲黯。武帝听到了，召汲黯入朝，担任主爵都尉，地位与九卿相同。他处理政务，主张清静无为，从大的方向引导，不拘泥法令条文。
汲黯为人，性情倨傲，缺少礼数，当面使人难勘，不能容忍别人的过失。当时武帝正招揽文学之士和儒家学者，武帝说：“我想要怎样怎样。”汲黯应声回答说：“陛下心中藏着许多欲望，而表面上却做出施行仁义的样子，怎么可能效法唐尧虞舜那样的治绩呢！”武帝沉默不语，接着勃然大怒，脸色很难看地宣布结束朝会，公卿大臣都替汲黯担忧。武帝退朝回到内宫，对左右侍从说：“汲黯的愚笨刚直也太过分了！”群臣中有人批评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立公卿等辅佐大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使君主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吗？况且，我既然已经处在公卿的位置上，如果只想顾全自身性命，那就会使朝廷蒙受耻辱，那怎么得了！”汲黯身体多病，病假将要接近三个月的限期了，武帝多次特许延长他休病假的时间，还是没有痊愈。最后病重时，庄助替他请假。武帝说：“汲黯这个人怎么样呢？”庄助说：“让汲黯任职当官，没有什么超越常人的才能；但要说到让他辅佐年幼的君主，会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先基业，有人以利禄引诱他，他不会前去投靠，君主严辞苛责地驱赶他，他也不会离去，即使有人认为像孟贲、夏育那样勇猛无敌，也无法改变他的耿耿忠心！”武帝说：“说得对。古时有所谓的社稷之臣，说到汲黯，就很接近了！”
匈奴前来请求和亲结好，武帝让群臣讨论。大行王恢，是燕地人，熟悉匈奴情况，他提议说：“汉与匈奴和亲，大概不过几年，他们就又背弃盟约；不如不同意和亲的要求，发兵攻打匈奴。”韩安国说：“匈奴经常迁徙；如同鸟飞一样，很难制服他们，自上古以来，都不把他们看做人类，现在如果汉军远征千里之外与匈奴争强斗胜，就会人马疲 惫；敌人以逸待劳，这是很危险的。不如与匈奴和亲。”群臣参加议论的，大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因此，武帝允许汉匈和亲。
元光元年（丁未，公元前134年）
冬季，十一月，武帝首次命令各郡国各自察举孝廉一人，这是采纳了董娭偈娴慕ㄒ槎〉男卸
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驻守云中郡，中尉程不识担任车骑将军，驻守雁门郡。六月，朝廷罢免了他们二人的军事职务。李广和程不识都以边境郡守的身份指挥军队，当时很有名气。李广指挥行军没有固定编制和行列阵势，选择水甜草肥的地方驻扎下来，人人自便，夜间也不派设巡更士兵敲打着刁斗警卫营盘，军中指挥部的文书简单便宜；但是，也远远地派出监视敌军的侦察哨兵，军营未曾遭到袭击。程不识则整肃军事编制，讲究队列和布阵安营，夜间敲刁斗巡逻，军中官佐处理军队文书一直忙到天明，军队不能随意休息；然而也没有遇到危险。程不识说：“李广的军队很简单便宜，但是，如果敌人突然袭击它，就没有办法抵御；而李广的士兵也很自在，都心甘情愿地为他拼力死战。我的军队虽然军务烦扰，但敌人也不能侵犯我。”但是，匈奴人更害怕李广的谋略，汉军士兵也多数愿意跟随李广作战，而苦于跟随程不识。
臣司马光曰：《易经》说：“军队一出动就要有严格的军幻，否则，不论胜败都是凶。”这是说统领大军而不用法纪来控驭，没有不凶的。李广统领军队，使人人自便。凭李广的奇才，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他的方法引为楷模来效法。为什么呢？谁要继续沿用这一方法却很难，更何况与李广同时做将领的人呢！说到普通人的本来性情，都喜好安逸，而不知道接近祸害的危险，那些士兵们既然认为程不识治军严苛烦扰，而愿意跟随李广作战，势必将要仇视他们的长官而不服从指挥。这样说来，指挥军队简单便宜的危害，就不仅仅是李广的军队无法防御敌人突然袭击之一点了！所以说“军队的事情要始终严格”，统领军队，也就是严格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仿效程不识用兵，即便是打不了胜仗，还可以保证不失败；如果学习李广的方法，很少能避免全军覆灭的结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