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模糊、多义，这里讨论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西方传统知识分子精神的文人，他们儒雅、清高、深沉、博学，既有学术成就又具有批判精神。知识分子高尚的根基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1西方传统知识分子具有公共性，超越阶级、个人、集团利益追求普遍真理。他们以专业为阵地,同时将专业研究与社会变革实践联系起来，在“广阔的公众领域”从事反对霸权的社会和政治批评。
中国古代更多是依附皇权的文人而不见独立的知识分子，五四知识分子是介入性的，是能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启蒙者，建国后被打压成为“臭老九”的文人已无力担当知识分子，80年代新启蒙时期的文人是五四知识分子的继续。时代环境等综合因素导致了知识分子的显现与隐没，9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的浪潮涌来，知识分子的声音又被盖过，成为众声喧哗的热闹世界的一小分子，在庞杂的社会新形态中独居一隅，愤怒、批判、坚守、自怨自艾。当下社会中最如鱼得水的文化人是把握住社会状态，亲近、迎合大众并为其提供所需的人。他们的领域涉及装饰文化、时尚理念、公司文化、伤感电影、广告文案、娱乐传媒、网络大咖、流行国学等等，他们顺应了时代潮流，为这个时代锦上添花。枯燥苦涩、深奥厚重、诘屈聱牙之类就交给学究们闭关探索去吧，这个时代就是要时尚、时尚、最时尚。鲁迅式的批评仿佛是杞人忧天，吐槽、谩骂就足够了，不必深刻。在缺乏知识分子精神的当下文化状态里不禁让人怀念书生意气的五四、激动热忱的80年代。
对当下的社会环境而言，社会亟需真正的知识分子进行启蒙，自由、民主、反封建、现代化、文明等等五四启蒙未完成的内容都急需新一轮的知识分子将启蒙继续下去。然而，人微言轻，当下几乎找不到知识分子的身影。有的是作秀的电视知识分子、网络上的公知、学院里的学者，似乎没有了知识分子成长的环境，文人也没了勇气站起来成长为知识分子。这是个信息冗杂、繁复的时代，文人懂得的并不比热爱求知的公民多，似乎也没有人需要大道理的启蒙。文人的精英光环被赋予了经济学家、商人，整个社会为着实际利益忙忙碌碌，高唱赞歌的文人也被流放于边缘。社会市场化转型之后，文人与政治的关系愈来愈远，再不像转型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等与政治亦步亦趋。而迎合时代潮流的是网络文学、青春电影、网络剧等等娱乐文化现象，传统作家也在奋笔疾书诉说当下时代的迷茫，只是他们在具体问题面前力量渺小，方方披露诗歌评比腐败现象败诉是一例。更多的是某某教授丑闻大行其道，让普通民众有种拉下传统知识精英虚假面具的心理快感以获得心理平衡。
精神思想上的启蒙效果究竟如何？思想力量究竟有多大？没有一个定量的分析提供确切的答案。五四知识分子是否夸大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此知识分子们也有所怀疑。
鲁迅曾愤然感慨道：“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鲁迅对文学乃至其代表的思想力量予以怀疑，弃医从文时持有的“思想酿成行动”在不断实践中变成“革命先行，文艺后变。”真正能够做出改变的是行动，鲁迅所提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正是对行动力的呼唤。丁文江曾质疑知识分子启蒙的作用，并用政治作为社会行动的方式，“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确积极参政，成为社会活动家，做着实际工作，然而知识分子纸上谈兵的政治在政客们操纵的现实政治面前无异于幼稚的幻想，知识分子常沦落为被政治利用的宣传工具，而无法保持独立的批判立场，更何谈真正的去有所作为。丁文江在从政多年后感叹自己多年辛苦的经营可能被庸常领导的一句话推翻。在质疑了思想力量之后转向从政，而知识分子从政遇挫后又返回思想批判的立场。因此，不得不承认知识分子的思想力量是有限的，高高在上的启蒙无法触及真正的实务，只是满腔热血、心急如焚，为着理想而扼腕叹息。
精神上的普世价值和美好的理想是所有人都有的向往。知识分子将社会的良心、道德典范作为职责主动承担，这固然有着令人敬佩的勇气，但是对思想精神的过分尊崇会导致贵族式的优越感。有人坚信思想力量的力量，作为知识拥有者的知识分子也被抬到很高的地位，成为所谓“精神贵族”，在看到启蒙者的高尚情操背后也要警惕拥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阶层隐藏的霸权。在思想启蒙的同时是否裹挟着思想的钳制而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影响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整个时代的思想观念。
不同于作家、学者、知识分子合一的五四传统知识分子，当今的文人一部分只做学者而局限于学院，在封闭的小圈子内自说自话，观点不被社会认知，凌空高导，自裁羽翼，自囚于学院之中。失去批判羽翼进入牢笼之后再突围之难可以想见。
另一部分是知道分子，他们缺乏深厚的学养，了解众多杂乱的知识，对每一领域都有所涉及，在任何事件上都发表几句人云亦云、在安全范围之内的批评话语，因赚得社会名声而心满意足，实则是既无精深专业才能又无真正批判勇气，混迹于市场、讲坛、秀场，被媒体捧出来的“发言人”罢了。他们面对的是层次不平的消费观众，自然要调整艰深的学术话语为易接受的平面化思想，用机智头脑、灵敏反应、出色口才传达的内容往往流于浅薄、均质化成为加了文化佐料的鸡汤。许纪霖曾尖锐的指出:媒体知识分子“从理性的批判滑向迎合市场对稀缺资源的特殊需求,一味取悦于观众的观赏偏好,声调越来越偏激,越来越激愤,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的知识分子批判,变成一个煽情的演员手势、一种矫揉造作的舞台造型、一连串博取掌声的夸张修辞。而所谓的正义、良知和真理,在这样的市场作秀闹剧中,变为虚张声势的图腾和得心应手的道具这样的媒体知识分子,与左拉所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上何其遥远!”2
层出不穷的知道分子形成的文化丰富、话语狂欢现象实际上是对一些真问题的遮蔽和掩盖。人们对知道分子崇拜喝彩之时，精英知识分子的深度思想却被闲置于废旧的书架上无人问津，受冷落的知识分子被逐出而日渐消亡。知道分子走向媒体，面向消费者，不免要去适应媒体、迎合观众，文化人安身立命的自主性丧失，沦为被利用的木偶。相反，知识分子正是固守自主性，不取媚于任何势力，独立于世才保持其珍贵的品性。
当然，文人在媒体面前不是无能无力的，自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共同讨论的空间，例如微信公众号的推行给文人以或公众或私人的领域发表观点，科技的发展为文人提供合适的媒介，或许知识分子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思想、精神问题，还是媒介利用、通信渠道等器物层面的问题。五四先驱充分利用了报纸，新时期知识分子以《读者》杂志为依托，那么在媒体发达的今天呢？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媒介能够让文人成为主体而不是被媒体所操控，从而开辟一片公共空间发挥知识分子的职能。
“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文化演变过程,应该是一个精神矮化和犬儒化的过程。”3当然，在当下不能再用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知道分子，毕竟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无法抱着传统知识分子的余光感伤自怜而摒弃现状。而是看到整个时代精神、社会风尚、消费文化、娱乐至上等现状及其氛围笼罩下的无数怀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个体的努力。社会上存在着一些心怀不平之士希望重现辉煌或是仅仅挣回话语权赢得一席之地，而满怀热忱，像所有胼手胝足的先贤一样努力着，考证、实地考察、介入政治、社会批评，他们身上流着传统士人的忧患意识，有着五四启蒙先驱的精神传统，为着当下社会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作为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种追求真理、正义的精神在社会表层之下艰难地延续着，默默无闻地劳作积蓄起力量，成为无数文人心中永恒的向往。
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帝王师、贤相、斗士、铮士、战士等等都是不同知识分子的选择。龙应台指出：“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不需要它的知识精英去扮演英雄救国救民。知识精英和社会阶层各行各业一样，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专业，就是奉献，自然的正常的奉献，不是热血奔腾、歇斯底里的牺牲。”知识分子一方面作为学者、专家需要取得一定专业领域的成就，才拥有影响力并获得话语权，从而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专业优势进入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批判，而这时的批判行为是作为有独立思考力的公民，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公民发挥批判作用。“在一个知识高度专业化的时代，没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元话语’，也没有全知全能的金钥匙能够解决复杂的问题。”4知识分子再也扮演不了启蒙者的角色，而是被拉下神坛，成为普罗大众的一份子，发挥着自己的专业功能，对世界做出自己的一套阐释，并像所有嫉恶如仇的民众一样反抗霸权。
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不如说是“知识公民”更多的存在于当下社会，从而区别于五四时期具有知识探索和公共关怀精神的知识分子。相比较而言，在市场经济、媒体霸权和后现代主义等多重打击下的当下知识分子面临更加艰巨、复杂的社会背景，当下知识分子处于大众文化、传媒操控、市场经济、体制压制、理论消解、知识分化等层层夹击之中的尴尬境地。知识分子或许已经无法在这个社会生存，但是传统知识分子精神是珍贵的精神遗产需要保护和继承。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能够给予当下颓唐、疲顿的知识分子以坚定的力量，支撑知识分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寻出一条道路，以“走”的姿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2016-0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