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吃更快乐的事
中国的很多节气节日都跟吃有关，二月二的撑腰糕，中秋的月饼，端午的粽子、冬至的冬酿酒……而这些在年的面前，都不足一提，年，在我眼里就是个胡吃海喝的吃的盛会。
幼时家贫，平时舍不得买的，舍不得吃的，在过年时都能壮壮胆向父母提出来。
比如装在玻璃瓶里的桔子卤罐头，比如喝喜酒时才能尝上一筷子的苏式肉松，比如水果摊上那三根全身发黑的香蕉。记得有一年，我随母亲上街采购年货时见到三根又小又黑的香蕉悬挂在水果店的钩子上。在那个年代，香蕉是个稀罕物，我问：“那是什么？”母亲说：“好像叫香蕉。”我立马提出：“我要吃！”母亲犹豫着嘱咐我坐在脚踏车上不要动，她去问问价钱。然后满面愁容回来：“七毛钱一只呢！”我才不管七毛还是八毛，没吃过的，就是想吃！坐在脚踏车后座上扭来扭去发脾气。母亲看了那三根黑香蕉一眼，编了个理由：“不好吃的呀，我听说是苦的。”我虽年幼，但这样的胡话还是不信的，水果店里都是好吃的，怎么会卖苦的东西？嚷嚷道：“苦的我也要尝一尝！”母亲没理我，硬是推着脚踏车把我拖回家。
回到家，我嘴巴翘得老高，母亲跟父亲说起这事，父亲说：“她想吃，就买一个嘛，七毛就七毛。”第二天母亲特地上街去，可惜香蕉已经被哪位有钱人买走了。不过，第二天的我早已经忘了这茬，母亲说起这事时，我正嗷嗷叫着吃饭糍干。
饭糍干是我们梅堰农村人过年必备的，客人来了，第一件事是递上一杯饭糍干捏碎加白糖泡的茶，这是传统待客之道。做糍饭干是个技术活，一锅糯米，在土灶上蒸熟，男劳力上场，一块热乎的糯米饭甩在大铁锅的锅底，拿锅铲用尽全力涂开来，涂成很薄的片状，铁锅是烧烫的，靠着锅的一面，很快就透出焦黄色。做饭糍干是个力气活，也需要巧劲。用力太大，饭底干太薄就容易焦，用力太小，饭没涂开，厚厚一块，硬邦邦嚼口不好也不香脆，要涂得厚薄均匀一毫米左右才算上乘。在村里能做好饭糍干的不过数人，这几个人在年前格外抢手，想让他们帮忙做，需要提前预约。曾有人图省力拿磨好的米粉来做饭底干，就没有米饭做的香甜。我是出了名的馋，轮到我家做饭糍干了，人家刚到我家，我就捧个碗，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锅，一见有一片饭糍干变黄变脆边翘起了，就连忙喊：“好了好了，要焦了！”大人看我这样馋，先给我盛一块，我来不及等它凉下来，就塞嘴巴里，烫得直咋呼。饭糍干干嚼真是人间美味。
饭糍干吃半饱，就扔下碗去领居家看杀猪，我邻居阿桂是个屠夫。养了一年的大肥猪捆了四蹄放在宽条凳上，几个男人帮忙按着，阿桂的尖刀子往住脖子里一扎。具体发生了啥？我从没看到过，因为每回杀猪的这个环节，我都会主动跑开。原因是母亲警告过我：“杀猪杀鸡鸭鹅都不能看的！看了会读不出书的！”为了将来能“书包翻身”我牢牢记住这句话。等我在村里散个小步再回来，大肥猪已经被挂在竹梯上，刮光毛的猪被开膛破肚，猪血放在大脸盆里满满一盆，我倒也一点不怕，只在心里盘算着：猪是四家人家合杀的，猪肚好吃，腰花好吃，白切肠好吃，猪心炒辣椒也好吃，过会儿到底应该叫父亲拿哪个内脏呢？
还没来得及考虑好吃哪样，我祖母在叫我做萝卜丝团子了。萝卜切丝，放酱油拌上刚切出来的肉丝装进大脸盆里。大木桶里装好糯米粉和梗米粉，准备做团子皮。团子皮也是有讲究的，糯米粉放太多则太糯，蒸好会塌，梗米粉放太多则团子太硬，吃着卡喉咙，具体该什么样的比例，全靠老太太凭经验拿捏。祖母搓一个大圆子，大拇指挖个洞，手转呀转，就成了一个空心团子，装萝卜丝，收口！我对这样的手艺只有看看的份，要么团子皮做太厚要么团子皮有漏洞，一火恼，捏扁搓圆，做个没馅的四不像，假装：这是一只小鸭子，那是一个小雪人。也放进蒸屉里去蒸，反正蒸好就是烂糊糊一坨，连我自己都不想去看。蒸好的萝卜丝团子放竹匾里晾开，祖母拿“野麻皮花”沾红色颜料给团子做装饰，我蹲坐在竹匾一侧，鼓起腮帮子使劲吹那个离我最近的团子，并不时拿手去碰碰团子皮，看凉点没，啥时能下口。
杀鸡杀鱼炖猪蹄，掸烟尘洗刷刷贴春联。终于，年三十到了，满桌的饭菜吃到肚皮圆滚滚。吃饱了干啥？约上几个小伙伴“干坏事”去！那时候都穷，过年前后常有叫花子来村里乞讨。农村人喜欢关门吃年夜饭，我们几个孩子就假装叫花子去敲门，还用不知哪里学来的不正宗普通话装可怜喊道：“给点吧，求你给点吧，我要饿昏啦。”里头的人多半会上当，骂骂咧咧：“这倒霉叫花子，年三十都出来讨饭！真烦人！”我们耳朵贴着门，感觉那家的人快要走出来开门了，就一哄而散，要是遇到个男主人来开门，发现自己被耍说不准还要追出一小段路来吓唬，我们跑丢了鞋也是常有的事。
现在回忆起来，幼时的年真是满满都是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