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前收拾了家里的瓶瓶罐罐，放在窗边的酸奶瓶映入我的眼帘，我不是怀旧的人，可是往往是一些下意识的动作让我保留下对亲情不可磨灭的牵挂，这是前几年过年回家妈妈做的辣椒酱的瓶子，妈妈的辣椒酱是我一个人在北京最为美好的记忆，新鲜牛肉一整晚的腌制，大火下油逼出所有水分，鲜辣椒剁成粉状活油，最后慢火将牛肉与辣酱慢慢的熬制，3个晚上，5公斤的牛肉就熬成了两公斤的牛肉干，临出锅前在拌上之前特意炒过的花生米。提着上火车，就着馕饼，穿越3600公里来到北京，我甚至为辣椒酱编了一系列的菜谱。辣酱凉拌豆腐、辣酱拌黄瓜，辣酱拌米饭。不管怎么吃都觉得吃不够，所以下意识的留下辣酱的瓶子，即使已经吃完也没有丢掉，好像看到就能感受到家的味道。

       后来出国，也不能带辣酱上飞机了，临出门的时候一大家子在吃饺子的时候，妈妈抹着眼泪说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要注意饮食等等，没有辣酱妈妈内心很难受，好像我要离开家她却什么也没为我做，我站在门口，愣愣的看了好久，心里说，妈，你为我做了很多，然后偷偷抹去眼角的泪，一个人在国外的日子真的很寂寞，无关语言，那是一种无可言表的断离归属的感觉，上学的时候常常一回去先睡下，凌晨起来在接着赶paper，很少能吃到一顿热的，最多就是面包就果酱，或者自己下手做个沙拉之类的，可是忽然有一天，一个日本室友拿到一瓶老干妈，我就着老干妈吃了一锅挂面。那绝对不是我第一次老干妈，却好像吃到人生最完满的一顿饭，久违的妈妈的味道在大洋彼岸真正的温暖了我这颗游子的心。

      老干妈的口味厚重是可以分很多层次的，辣油和豆瓣还有爆炒过的辣皮味道都不相同，和鲜嫩多汁的沙拉拌在一起口味会清爽，而和油腻柔滑的日本豆腐拌在一起口味就会霸道起来，就好像老干妈这个公司的创始人——陶碧华。

       20岁那年，陶华碧嫁给了贵州地质队的一名地质普查员，陶华碧曾到南方打工，她吃不惯也吃不起外面的饭菜，就从家里带了很多辣椒做成辣椒酱拌饭吃。经过不断调配，她做出一种“很好吃”的辣椒酱，这就是现在“老干妈”仍在使用的配方。1989年，陶华碧开了个专卖凉粉和冷面的“实惠饭店”。说是个餐馆，其实就是她用捡来的半截砖和油毛毡、石棉瓦搭起的‘路边摊’而已，那个时候，陶华碧做的米豆腐价低量足，吸引了附近几所中专学校的学生常常光顾。久而久之，就有不少学生因为无钱付账，赊欠了很多饭钱。陶华碧通过了解，对凡是家境困难的学生所欠的饭钱，一律销账。在“实惠饭店”，陶华碧用自己做的豆豉麻辣酱拌凉粉，很多客人吃完凉粉后，还要买一点麻辣酱带回去，甚至有人不吃凉粉却专门来买她的麻辣酱。后来，她的凉粉生意越来越差，可麻辣酱却做多少都不够卖。

      有一天中午，陶华碧的麻辣酱卖完后，吃凉粉的客人就一个也没有了。她关上店门去看看别人的生意怎样，走了十多家卖凉粉的餐馆和食摊，发现每家的生意都非常红火，陶华碧发现了这些餐厅生意红火的共同原因——都在使用她的麻辣酱。1994年11月，“实惠饭店”更名为“贵阳南明陶氏风味食品店”，米豆腐和凉粉没有了，辣椒酱系列产品开始成为这家小店的主营产品。尽管调整了产品结构，但小店的辣椒酱产量依旧供不应求。工商局的干部开始游说陶华碧，让她放弃餐馆经营，办厂专门生产辣椒酱，但被陶华碧干脆地拒绝了。每次有人劝她关了店铺专门做辣酱，她都会边哭边说，小店关了那些穷学生去哪里吃饭。这让陶华碧办厂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至于受其照顾的学生都参与到游说“干妈”的行动中，1996年8月，陶华碧借用南明区云关村村委会的两间房子，办起了辣椒酱加工厂，牌子就叫“老干妈”。考虑到上下班交通不便、吃饭困难，她决定所有员工一律包吃包住…甚至到今天4000余人，这个规矩仍然没有废止。员工生日都能收到她的礼物和她做的长寿面，员工结婚她要去作证婚人。

      一个目不识丁的大妈，年近半百才开始创业，不懂品牌却创造了个大品牌，没有上市动力也不靠资本驱动，没后台没资源，却成为商界的奇迹。原因无他，这是个充满感动与记忆的世界，老干妈的滋味总能与家相连。总能让人想到妈妈，那样简单却又霸道的味道成了中国独特的家乡味觉，现在无论我走到哪里好像都能找到老干妈，那独一份的家乡味觉就好像妈妈的辣酱一般让我温暖并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