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端午节，妹妹约我们夫妇一道去郫县安靖镇看望住在养老院里的表舅。   

        养老院门口，一幅“替天下儿女行孝；为亿万家庭分忧”的对联格外引人注目，看后总觉得有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表的感情：命运对表舅太不公平，他一生历尽人间坎坷，而今年逾古稀却是既无家庭又无儿女，看来只有孤苦伶仃在养老院度过余生了。唉，表舅真是少有的苦命人儿！

        我妈妈有个姑妈，我们叫姑婆。妈妈九岁时生母病逝，妈妈他们三姊妹曾在姑妈家里寄养了三年。所以，妈妈一直把姑妈当作自己的养母。姑婆终身未育，过继姑爷爷的弟弟的儿子为养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表舅。姑婆一家原来在自贡居住，姑爷爷在盐务局工作。1952年“三反运动”期间，有人揭发姑爷爷有贪污问题，不承认就打，姑爷爷熬不过就胡乱承认了。承认了贪污就要交赃款，交不出又打，姑爷爷又胡乱编造说赃款埋在山上，于是工作组的人带着姑爷爷上山挖赃款。这一走姑爷爷就再也没有回来，工作组的人说他坠崖摔死了。姑爷爷丢下孤儿寡母走了,不满13岁的表舅只好辍学，过早地去经历生活的艰辛和人情的冷暖,与母亲一道做一些小生意糊口。1953年在自贡生活不下去的姑婆和表舅前往重庆投靠旧友，妈妈知道姑婆的处境后，把姑婆和表舅接到家里。从此，姑婆和我们一家同舟共济，度过了风风雨雨的三十五年。

        1956年，不满17岁的表舅就参加了工作，在重庆市第一建筑公司当学徒。表舅聪明好学，深得师傅的喜爱，工作一年多就当上了施工员。1957年“鸣放”开始了，表舅讲了父亲在“三反运动”期间被屈打成招，最后冤死的情况，后来被说成是攻击党的“三反运动”，不满18岁的表舅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取消了施工员的资格，在工地监督劳动。表舅认为自己说的都是事实，坚决不认错，不接受监督，看不起领导，1961年被单位送去劳动教养。

        表舅劳动教养先是在四川高县的一个煤矿挖煤，后来又在四川珙县修铁路。1964年在铁路工地的一次爆破中，表舅的头部被一块飞来的石头击中，左前额沿头顶到右耳处被砸开一条20来公分的大口子。工地的一辆运沙车连沙也来不及下，拉着他赶紧送到县医院。县医院从来没有收治过这么重的伤员，简单处理了一下就派救护车把表舅送往成都的川医（今华西医院）救治。川医的医生马上给他做了手术，在颅骨彻底被砸碎了的左前额植入了一块直径约3公分的不锈钢版。表舅在医院整整昏迷了十多天，居然奇迹般的活过来了，除了左前额处留下一处凹陷外，竟然没有其它后遗症。从此，表舅的头发改为从右边向左边梳，刚好把左前额凹陷处遮住。

        1965年，解除劳动教养后的表舅无处可去，便留在劳教单位就业。

        1969年，厄运再次降临在表舅头上。在大邑县的一处建房工地，担任施工员的表舅在检查混凝土保养情况时，裤脚被一根钢筋挂住，一个踉跄，头朝下脚朝天的从三层楼上摔了下来，当即昏迷不醒。大邑县距离成都仅几十公里，表舅很快就被送到成都的川医。表舅在医院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都估计他很难醒过来了。然而表舅再次创造了奇迹，二十多天后，他竟然奇迹般的醒过来了。不过，这次受伤可没有上次那样幸运，严重的后遗症使表舅成了典型的“一根筋”，除了记得母亲和表姐、表姐夫（就是我的父母）的生日外，就记得重庆的天厨味精和贵州的辣椒。更要命的是，从此以后，表舅变得情感淡漠，没有兴奋和喜悦，也没有忧愁和悲伤！

        七十年代末，已近不惑之年的表舅经人介绍，与邛崃县一农村女子结为夫妻，在农村安了一个家。

        命运对表舅实在不公，表舅夫妇在七十年代末生的一个儿子，养到两三岁，竟被翻倒的打谷机砸死了。表舅妈有了儿子后就做了绝育手术，儿子死了后虽然做了输卵管吻合术，但终究没能再生育。

        八十年代初，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得到“改正”，但表舅的问题却没有一个说法。大概是在1981年，我的父母找到表舅以前工作的单位——重庆市第一建筑公司，该公司“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接待了他们。我父母一提到表舅的名字，“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就说我们公司该“落实政策”都落实了，就差他一个人了，我们多方查找，都不知道他现在哪里？母亲简单讲诉了表舅二十多年的遭遇，在场的人无不唏嘘。

        重庆市第一建筑公司负责“落实政策”的同志十分同情表舅的遭遇，考虑到他已经在邛崃安了家，经多方衔接，最后把表舅安排在邛崃县城乡建委工作。邛崃县城乡建委大概是从材料上看，这个人17岁就当施工员，一直从事工程施工，现在也才42岁，专业对口、年富力强，所以就爽快地答应接收。

        表舅到邛崃县城乡建委报到，令建委领导没想到的是他基本上什么也干不了。无奈，只好安排他到传达室看大门、负责收发报纸邮件。表舅干这个岗位还算称职，他就住在建委大门旁边的一间保管室里，一天24小时不离开，一直干到2000年退休。

        八十年代初，妹妹调到成都工作，她把姑婆接到成都奉养，在此后的几年里，表舅夫妇不时到妹妹处看望母亲。1989年底，85岁的姑婆在成都辞世，骨灰由表舅接到邛崃乡下安葬。

从九十年代起，表舅基本上就没有来过成都了，倒是妹妹几乎每年清明都要去邛崃为姑婆扫墓，顺便看望表舅。

        2012年春节后的一天，妹妹突然接到表舅的邻居大妈打来的电话，说是表舅妈在前几天突然暴病去世，表舅赶到乡下通知表舅妈的侄子来帮忙，把表舅妈的遗体火化了。邻居大妈看他可怜，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又知道他有个侄女在成都，才从他那里找到妹妹的电话，通知了妹妹。妹妹他们商量：表舅妈走了，时年72岁的表舅一个人无论从生活环境还是自理能力都不具备独立生活的条件，只能到养老院生活。

        妹妹、妹夫赶到邛崃，征求表舅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妹妹他们又去建委办公室衔接表舅工资发放、医疗报销等事宜。

        接下来就是寻找合适的养老院。妹妹、妹夫跑了几天，看了好几个地方，最终选定了郫县安靖镇的颐园养老院。养老院的费用是每月1200元，表舅每月有2300元的退休金，住养老院费用倒不是问题。

        随后，由妹夫开车去邛崃把表舅接到了养老院。妹夫为他买了内衣裤，照顾他洗澡换衣后才离开。

        表舅初到养老院很不适应，那段时间，父亲罹患重症住院，妹妹到重庆照顾老父去了，养老院三天两头打电话反映表舅的种种不适，多亏了妹夫先后数次去养老院交涉，每月又加了300元的护理费，这样，就有人负责给他打饭、洗衣、打开水。

        表舅住的房间有点类似宾馆的标准间，两人合住，有电视、带卫生间。上次见到表舅还是2007年五一节，我们去邛崃为姑婆扫墓，那时，表舅还能一口叫出我们夫妇俩的名字。今天再次见到表舅，他已经认不出我们了。令人惊奇的是：当我自报家门后，他竟然一口说出我爱人姓邹。

        眼前的表舅，虽然面容清瘦苍老，但气色还不错。听照顾他的大嫂说，他饭量还行，早上养老院只供应一个鸡蛋，他还要自己买鸡蛋来加一个。看来，表舅已经完全适应了养老院生活。

        我们帮他整理了房间，铺好凉席，带他一道去附近的“农家乐”吃午饭。路上，妹妹谈起前几天陪表舅去邛崃办事的情况。

        两年多以前，表舅曾以其妻的名字在邛崃存了点钱，现在妻子去世了，取钱需要办理公证，手续麻烦不说，还必须要本人亲自去。为此，妹妹陪表舅跑了两趟邛崃，好不容易才办妥了。取了钱离开银行，大街上有一老者招呼表舅，表舅称呼其为李局长，并向李局长介绍了我妹妹。我妹妹对李局长长期以来给予表舅的关照表示感谢，接下来的话题就集中到表舅的身上。

        李局长退休前是表舅所在的邛崃县城建局的局长，喜欢写文章，还是邛崃县作协的会员，谈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李局长依然是唏嘘不已！

        1982年表舅落实政策时，李局长当时还是城建局的办公室主任，接到县人事局的通知，他就到人事局去看了表舅的档案，他认为表舅可能是全国最年轻的右派！当时就有一种写作的冲动，题目都想好了，就叫《一个十七岁的右派》。他对表舅的遭遇充满同情，心想这个人17岁就当施工员，一直从事工程施工，现在也才42岁，专业对口，所以就爽快地答应接收。当然，档案里是没有表舅两次受伤的记载的。表舅到邛崃县城乡建委报到，令建委领导大失所望，叫他画图，简直就像小孩的涂鸦；安排他到现场负责施工，他连最起码的混凝土配合比都说不清楚。当时建委领导想把他退回人事局又于心不忍，最后只好安排他看大门、收发报纸邮件。

        李局长非常同情表舅的遭遇，多年来一直对表舅关照有加。有一年邛崃遭暴雨灾害，不少乡镇受灾严重。李局长想借此机会给表舅弄点补助，让他写个申请，表舅马上声明自己家并未受灾。李局长说，家在农村的职工家里或多或少都受了点灾，给点补助也是组织的关怀，让表舅还是写个申请。最后，表舅还真的写了申请，他在申请中写道：这次暴雨灾害，我家并未受灾，是李局长叫我写的申请。弄得李局长哭笑不得。

         李局长讲了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当年表舅被单位送去劳动教养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一封同学来信。表舅的一个初中同学给他写了一封信，内容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就出在落款上。这位仁兄心血来潮，落款签了一个“洋文”。这封信被组织“截获”，竟成为表舅“里通外国”的罪证。就是这枚“重磅炸弹”，直接导致了表舅被送劳教。

        李局长还谈到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八十年代有一个政策，具有中专及中专以上学历的职工配偶可以“农转非”。表舅不是中专毕业，但他的档案里记载的是中专毕业，于是李局长就让他去申请配偶“农转非”。表舅去派出所办手续时一再强调，我不是中专毕业。结果可以想象，“农转非”当然没办成。

        眼前的表舅，表情依旧木然，对我们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欣喜。面对缺少思维和情感的表舅，我们免不了又是一阵悲切。是啊，表舅含冤受屈二十多年，面对“平反”可以不喜；唯一的儿子夭折可以不悲，他的情感世界已经离他而去，留下的仅仅是缺少思维和情感的躯壳，实在令人哀叹！

        对表舅现在的状况，我爱人又有不太一样的理解：表舅的遭遇，绝对足可击垮任何一个内心坚强但思维正常的人！现在的表舅，虽然没有欢乐，但也不至于有悲伤。这也许是上帝对这个苦命人儿最后的一点怜悯！  

        下午四点过，我们和表舅告别，离开了养老院。一路上，记忆深处表舅英俊帅气的面庞和眼前清瘦苍老，刻满岁月艰辛的面容交替在我眼前晃动，形成巨大的反差，令人感到揪心的痛。

        我清楚地记得眼前这张泛黄的老照片拍摄于1960年元旦。1959年12月31日夜晚，因病在弹子石联合诊所住院的婆婆病危，需马上转院，恰好在市一建公司工作的表舅放假回家，他和父亲冒着蒙蒙细雨，用担架把婆婆从弹子石抬到位于玄坛庙的第五人民医院住院，医院当即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当晚，父亲在医院守护，表舅则去弹子石联合诊所送还所借的担架。第二天就是1960年元旦节，一大早姑婆就去了医院，家里冷锅冷灶，好不凄凉。表舅带我们三兄妹去弹子石街上下了一次馆子，尔后在弹子石照相馆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此时，表舅19岁，我们三兄妹分别是10岁、7岁、5岁）。此后不久，表舅就被送去劳教，他哪里知道，还有更大的苦难在等待着他。

        而今，一切都已成为记忆，我在内心深处默默祝愿：苦命的表舅不再经受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