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4年，唐高宗即位后的第十六个年头，大臣们上朝时意外地发现，本该在深宫 中的武皇后居然和皇帝陛下一同出现在了朝堂上。唐高宗坐在前边，武皇后垂个帘子坐在后头。人们又渐渐地发现，政事无论大小，武皇后都参与处理——官员的免职、降级、处死、赦免都由她一言决定，而唐高宗不过是袖手坐在一旁而已。
唐朝人习惯称皇帝（至尊）为圣人，对于这一局面，时人称之为“二圣”。
在武后之前，也有过不少垂帘听政的女人，不过多是以太后身份临朝，比如，秦宣太后芈月、汉高后吕雉、北魏冯太后等，少有像武后这样临丈夫的朝，听老公的政的。
那么，“二圣”临朝这一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
导火索是上官仪事件。上官仪是个诗人宰相，文学才华高，但对政治的把握远不及此时已经倒下的长孙无忌等人。在他为相期间，高宗和武后之间的矛盾开始显露。武后得势之后，不再像以前那样顺从高宗，甚至有点专作威福，处处压制高宗。高宗心里憋气，这时有人查出武后身边一个道士搞“厌胜”之术（一种害人的巫术），高宗一听那还得了，便召来上官仪商量怎么办。
上官仪想都没想，一脸正气地提出了废后的主张。（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高宗听了很满意，便命令上官仪起草诏书。
不得不佩服武后布置眼线的能力。上官仪刚提出废后的主张，就有人把情况报告给了武后。武后反应迅速，立即出现在高宗面前，倾诉自己的委屈。
此时的高宗手上正握着上官仪刚写好的诏书，就像一个人赃俱获的负心汉一样，扭捏畏缩。不仅不再提废后主张，反过来安慰武后，担心武后怨气难消，又开启了甩锅大法：我可没打算废你，都是上官仪教我的。（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
上官仪没在当场，要是在场，估计得气吐血。比吐血更糟糕的是他得罪了武后，没多久，就被武后的爪牙许敬宗诬告谋反，落了个斩首示众的下场。
上官仪之死，也给朝臣们提了个醒——人家皇帝两口子打架，咱们做臣子的可别瞎掺和。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堂都是一片缄默，高宗不禁纳闷：怎么没有向我谏言的人了？（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
接下来，武后又借着上官仪事件，打击了旧太子李忠、右相刘道祥、左肃机郑钦泰等一众政敌，为她开启“二圣”时代打下基础。
单看上官仪事件中，唐高宗的表现，着实让人有些失望。面对武后的自诉，刚才还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即废后的高宗为何突然服软了呢？我想这并非是一句“性格软弱”能解释过去的。
唐高宗执政三十多年，虽不及太宗李世民那般威武果断，但也非懦弱庸人之辈。他打消废后念头，我想可能有如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他是个重感情的人。他和武后真心相爱过，武后给他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这在唐朝后宫中算是生育众多的了，也是恩爱的一种象征。
二是他对武后有政治上的依赖。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突发风疾，常常头晕目眩，无法处理朝政，很多政事就交给武后处理。恰好武后天性聪敏，从小涉猎文史，不仅对政治感兴趣，更有处理政事的能力。可以说，早在垂帘听政之前，武后就已经是唐高宗政治上的得力助手。（上初苦风眩目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俟矣。）
上官仪提出废后主张时，高宗正在气头上，心里想的也是废后。等到武后来到跟前追忆往昔、痛诉委屈时，高宗这才醒悟，我不仅在情感上离不开你，在政治上也离不开你。我废了你，朝廷上的事交给谁？交给那些大臣吗？我更不放心。
所以，自唐高宗说出那句“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之后，就已经注定了他拱手让权的命运。不甘中夹杂着一丝情愿。要怪就怪他们老李家健康基因不太好——自唐高祖李渊起，唐朝皇帝中至少有七人因风疾而死（包括唐太宗、唐高宗）。这个风疾，是一种高血压遗传病，俗称“中风”，得了之后，经常头痛、目不能视、口眼歪斜、四肢颤抖。
二圣临朝，对于武后而言，是她在改唐为周、成为女皇之前的一种宝贵的政治历练。她向世人证明了她有不逊于男人的执政能力，也为其日后登基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如果没有“二圣”临朝的基础，武后后来登上大宝之位，恐怕没那么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