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此处列举一个医疗上遇到的问题，
当肾脏透析机会开放之时，医疗委员会有责任决定谁排在洗肾的名单上。
它是一个定期召开的委员会，会议的决定造成某些病人有机会活下去，另一些人被迫等待，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死。
这个委员会如何做出决议，应当考虑什么，或者忽视什么？
委员会应当考虑病人的年龄吗?比如14岁的儿童是否比70岁老人更有优先权呢？
是否可以允许有钱人付款给挂号名单前面的穷人，而插队到前面呢？
如果病人中间一个是好人，另一个是坏人，是否好人就优先看病呢？
委员会成员是否应该维持性别、民族、宗教、或者种族的平衡呢？
是否应该坚持先来后到的服务原则呢？
对于洗肾使病人存活有多大可能性的纯粹医学评估，应当给予多大比例考量呢？假使一位是年轻、有操守、令人喜爱的病人，但是洗肾也没有多大希望存活，而另一位是年老、作恶多端却有较大存活机会的无赖，该怎样做决定呢？
病人本身在委员会是否应该有发言权？他们的家人呢？
全体社会成员呢？
02
这是一个医疗伦理学问题，但不是唯一的医疗难题。
这个涉及了许多复杂、痛苦的医疗和道德、社会议题。没人喜欢涉入筛选洗肾病人的工作，也没有人对于筛选采用的方法感到完全满意。
最后找到的仅仅是一种，我们觉得是“最少坏处”的筛选方式。
03
还有很多在医院，医师、护士、病人、家属常常面临的选择。
当心脏、肾脏或肺移植的器官供应没有问题时，决定哪一个病人优先。
决定是否要让晚期病人存活下去，即使知道病人绝不会恢复意识。
决定是否要告诉一位极度严重病人其病情真相。
决定是否要堕胎。
决定是否要执行堕胎手术。
决定是否要协助想死的病人。
决定是否使用流产的婴儿作为一了研究标本，以拯救其他病人的生命。
决定是否要扫描病人的基因遗传病，同时决定是否告知扫描结果。
决定是否运用基因技术影响胎儿的性别及其他特征。
决定是否让病人参与选择其治疗方式。
现在有更多人在医疗伦理方面有了深入研究，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一些在医疗领域或者生物科技中一定要做的重大决定。
这里没有明确的答案，也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方式。
04
哲学家往往扮演着助产婆的角色，协助观念的诞生，协助我们对应当做的决定思考的更周详。
苏格拉底曾表明：未经审视的生命不值得活。
用另外一种方式说：我们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所能做到的最清晰、最具反省性与最具批判性的思考，作出自己的人生抉择。
没有任何哲学家、牧师、印度教灵修导师或者政治领袖可以为我们做人生抉择。
对一般生活为真的，对医疗中生死攸关的抉择亦为真。
当然，如果能找到真理，那真是极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