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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则新闻，看得人辛酸又心痛。
18岁的甘肃西峰少女李依依（化名），用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悲剧的源头，是2016年，她高一的那个夏天。当时她因病请假回宿舍休息，班主任吴老师知道之后，跑到女生宿舍探望。
可是，这位男老师“探望”女学生的方式，却是抱住、强吻、撕扯她的衣服。如果不是突然有人敲门，猥亵恐怕要成为强奸。
欲行不轨被打断，吴老师像没事人一样离开了。可李依依的心里，却留下了深重的阴影。她找其他老师汇报倾诉，他们把吴老师带来“道歉”。吴老师说的是：老师只是一时冲动，你给我个机会，你赶紧回学校来上课，不然大家都会怀疑我。李依依和校长沟通，校长和她强调的是，不要影响学校名声。
她和父母说了，父母报了警，检察机关调查后认为吴老师罪行“轻微”，不予起诉。
两年多的维权徒劳无果，李依依绝望地跨上了窗台，想要和这个灰暗的世界告别。但她可能不会想到，等待她的是一场更冷酷的“围观”。
看客们起哄、鼓掌、冷嘲热讽。面对一个想要轻生的女孩，非但没有人劝阻，还有人打开手机直播，骂她拖拖拉拉一直不跳。
原本，在现场救援和心理疏导下，李依依已经犹豫了。原本，消防员已经费尽周折抓住了她的手。但是，现场的观众和冷酷的网友，让她放弃了希望。
李依依松开了消防员的手，如吃瓜群众们所期待的那样，纵身跳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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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尽可能不带情绪地还原事件经过。虽然心中已经有千万匹草泥马在奔腾。
即便有消防员、有家人这样的希望之光，但李依依的自杀背后，站着更多的凶手。从法律上，没有人构成了杀人事实。从情理上，每个人都给她插了一刀。
李依依的故事，让我想到台湾作家林奕含。同样是遭遇性侵犯，同样是备受精神折磨，同样是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样地，对外部世界的求救，都被无情地拒收。
在自传性质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林奕含记述了受伤后求告无门的经过。
她在饭桌上问妈妈：“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诧异地看着她：“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于是她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
她的朋友怡婷去找律师求助。律师说：“没办法的，要证据，没有证据，你们只会被反咬妨害名誉，而且是他会胜诉。”“什么叫证据？”“保险套卫生纸那类的。”怡婷觉得她快要吐了。
而在现实中，的确有性侵的受害者对疑犯提出诉讼。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定罪的是多数，其中大量受害者，会遭遇疑犯配偶以通奸罪反诉。换句话说，受到性侵，还可能被判刑。
房思琪，或者说林奕含，终于理解了：任何的性侵害，表面上是个体对个体施加的暴力，但无形中却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
所以她只能自我欺骗：我是爱他的，两个相爱的人发生关系，仿佛就没那么难以接受。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又这样想：如果先把自己丢弃了，那别人就没法再丢弃一次。
林奕含只能通过房思琪的口吻说：“在这爱里她找不到自己。她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孤独，是根本没有人的孤独。”
这种自我合理化，对一个柔弱无助又无端受害的女孩来说，究竟是多大的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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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林奕含的决定是在内心无数次的自我折磨之后做出的选择，那李依依犹豫的过程里，其实有更多与外界连接机会。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本来可以给李依依更多的温暖和期待。
但是当她坐到窗台上的那一刻，至少当时的那个世界，回报她的不是安慰与劝解，而是冷眼和嘲笑。
遇到人渣是李依依和林奕含生命中偶然的劫数，是不可控的苦难，这点谁都无法改变。然而，在她们的不幸发生后，从家人到社会的整体性的冷漠或者狂热，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可惜，多数人非但对他人的痛苦毫无觉察和共情，还施加了二次伤害。
在李依依的事件里，最叫人震惊的是那些作恶而浑然未觉的围观者，那些蘸着人血果腹的网络主播，在他们的眼里，一条鲜活的生命轻如鸿毛，甚至都比不上流量和围观给他们带来的欢愉。
而在这些戏剧性的对峙背后，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说着“不然大家都会怀疑我”的恶人，那些以“不要影响学校名声”为理由的帮凶，那些因为取证困难就连一点努力都不做的法律从业者。
身为写字的人，如果面对这样的事情，选择沉默，也是对恶的姑息纵容。虽然人微言轻，但我们这些以写作为生的人，不会允许自己视若无睹。
世事艰难，努力未必能有意料中的收获。但不努力，保持冷漠，谁知道下一个受害的是不是自己或者身边的人。
都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都说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真到了行动的时刻，但愿每个人都能不再退缩，拿出自己的良知，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行动。
要相信改变的力量。
林奕含过世之后，台湾的反性侵行动在实打实地推进：对补习教师陈星的调查开始了，不利于性侵受害者的法条废除了，防狼师的新制度制定了。
而我看到李依依，以及围绕她的逝去的那些丑恶，总会想到林奕含写的话：
“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生气才是美德。”
和有良知和勇气的你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