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五千字，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解读，这场充满“面子”意味的松州之战
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八月，勃勃而兴的吐蕃王朝与正处在“贞观之治”中的唐帝国，在川西北群山之间的松州（今四川松潘）迎头相撞。
这是两个大帝国第一次正面交锋，也就此开启了绵延二百年的唐蕃国战。
从松州之战的战役规模来说颇不值得一提，双方各损兵千数人便草草收兵，比之后期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的大兵团会战，松州城下的战事充其量算一次小边境摩擦。
但它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唐蕃两国均通过这场战争，改变了对对手的看法和策略，并成为之后二百余年间互相博弈的基础。
松州之战是时任霸主（唐朝）和新兴挑战者（吐蕃）间的遭遇战。
唐朝要维护其辛苦构建起来的东亚“天下秩序”，而吐蕃则谋取获得霸主的认可，博得挑战者应受的尊重。
因此，松州之战是一场充满了“面子”意味的战争。
今天，我们就从战争前后，两国关系变化的视角，来解析松州之战的影响。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正月，李世民击倒了当时北方草原的霸主东突厥。此战震惊整个亚洲游牧世界，曾经臣服于东突厥颉利可汗足下的各游牧部落，纷纷倒向了唐朝，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
自此，唐朝成了东亚地区的盟主，随后唐朝以“羁縻州府制度”、“质子及宿卫制度”、“内附蕃夷子弟入学（国子监）制度”及“公主和亲制度”四大制度相配合，构建了上承隋朝，具有唐朝特色的“天下秩序”。
之后的唐朝凭借“质子入朝”和“公主和亲”等手段，表明对周边诸政权的支持与否，先后瓦解、扶持了薛延陀、西突厥和吐谷浑，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至唐玄宗时至，围绕着唐王朝的政权，突厥、回纥、吐谷浑、契丹、奚、宁远国（拔汗那）、于阗、突骑施、南诏都成了唐朝“天下”体系的成员，只有一个国家例外——吐蕃。
吐蕃从达日宁塞（松赞干布祖父）起，国力呈现急速上扬之势，但在松赞干布之前，吐蕃悉卜野王族致力于高原上的争霸绞杀，无暇顾及周边地区事务，未向更远处伸出触角，从未与中原王权发生接触（“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旧唐书·吐蕃传》）。
但当松赞干布即位后，相继降服了苏毗和象雄，吐蕃王朝终于成为高原之上唯一的霸主。
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帝国，吐蕃王朝开始谋划走下高原向北方拓展，这便不可避免的要触及到唐帝国的“天下秩序”。
因此，唐蕃两国是不可调和结构性矛盾，争斗的根本诉求是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这种不可调和矛盾的第一个引爆点，便是发生在贞观十二年（638年）松州之战。
其实，两国在松州动武之前，曾以遣使问候的方式互相试探，但很显然双方试探的效果都很差，也很草率，这导致两国领袖的决断都出现了偏差。
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入长安朝见。（“其赞普弃宗弄赞（松赞干布）始遣使朝贡”）
作为礼尚往来，唐太宗派遣冯德遐随使回访吐蕃，作为第一位正式访问吐蕃的唐使，冯德遐的观感是唐朝制定对蕃政策的基石。
虽然，冯德遐访蕃的报告现已不存，但从《旧唐书·吐蕃传》里对吐蕃的描述可大致推测出他的观感。
冯德遐对松赞干布个人的评价颇高，也认可吐蕃在高原的强势地位（“弄赞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伏之”），但除这一句以外，其他的都是负面清单。
冯德遐吐蕃访问报告，涉及了吐蕃王朝政治、官僚、法律、农业、墓葬、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可见其考察颇为用心，其中有三点很值得玩味：
首先、贞观八年冯德遐访蕃时，吐蕃还没有成熟的文字系统。
我们都知道，藏文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创立并完善的，但显然至少在贞观八年，冯德遐访蕃时尚未形成。
其次、青稞的种植古已有之（“有青稞麦、褭豆、小麦、乔麦”），不知为何依旧有人坚信，青稞的种子是文成公主带入西藏的。
吐蕃人赭面（“青黛涂面”）的习俗，是文成公主入藏后在她的提议下，被松赞干布下令禁止的（“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
最后、当时吐蕃尚未形成规范的官僚体制和司法条文。（“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但随喜怒而无常科。”）
吐蕃王朝的官僚体系、行政管理制度和法令律条，大部分制定于松赞干布时期。但冯德遐笔触下的吐蕃，尚处在草莽初创、未臻文明的状态。
这一方面说明，松赞干布初期确实是白手起家，逐渐将吐蕃王朝打造成了官阶森严、律条明确的大帝国。
另一方面也说明，《旧唐书·吐蕃传》的记述，大多源于冯德遐的对吐蕃王朝早期的观感。
当这份报告送到李世民面前时，吐蕃的草莽模样，实在引不起他的兴趣，加之西南地区从来也不是唐朝的战略发展方向。
因此，吐蕃在李世民心里除了差评以外，还给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定位，既不值得武力侵夺，也不值得和亲笼络。
要知道，就在唐蕃两国互遣使节拜访期间，唐朝可是连续两次对吐谷浑用兵。
唐军在李靖、侯君集、李道宗、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名将的带领下，大败吐谷浑军，逼吐谷浑王伏允自缢，其子伏顺率全国归附于唐。
之后伏顺控制不住朝政，被其国人所杀，诺曷钵继位，唐朝不但出兵援救，还以弘化公主下嫁的方式，表达对其政权的认可。
从吐谷浑的案例可知，唐朝对于周边政权有明确的取舍标准。凡是值得下手的，不论是军事威逼，还是和亲拉拢，都毫不犹疑的实施。
而相比于吐谷浑很倒霉的，处于中原连接西域的咽喉位置，山高水远的吐蕃自然让李世民提不起兴趣。
正因于此，当吐蕃得知周边政权以“尚公主”为荣，为获得时任霸主的认可，松赞干布于贞观十年左右，再次遣使入朝，这次使臣只有一个目的——求婚。
我说当时周边政权借以“尚公主”为荣，绝不是给唐朝脸上贴金。和亲作为一个政治手段，在唐朝带有明显的政治选择性，并不是谁来求亲唐朝都许婚，有时即便许了婚，之后也称多次悔婚不嫁。
突厥毗伽可汗在开元十二年（724年）求婚被拒后，便曾恼羞成怒直接开骂。
但就像前文所述，李世民对吐蕃的观感实在太差，不想就此拉低了公主和亲的门槛，断然拒绝了吐蕃的求婚请求。
吐蕃使臣没有完成任务，为了能够像松赞干布交差，把锅扣在了吐谷浑头上，说本来唐皇对吐蕃很重视，对我们很好，但吐谷浑从中搅合，导致唐皇的态度急转直下，不答应求亲了。
吐蕃谋求获得霸主认可的举动受挫，那剩下唯一能够博取尊重的方式，就剩下上台比划比划了。
贞观十一年（637年）秋，松赞干布便以“吐谷浑坏了好事为由”兵发吐谷浑。
其实，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治理下，社会已经基本稳定，作为一个有扩张野心的大帝国，对那个方向用兵一定是经过仔细考量的。
松赞干布断不会因为影响了娶媳妇“怒而兴兵”，从地理关系的角度上看，吐蕃对外扩张的战略方向不外乎以下三条：
向东越横断山脉，出剑南杀奔四川；
向西跨昆仑山，攻于阗博取西域；
向北翻巴颜喀拉山，攻吐谷浑染指河陇。
在这三个战略方向上，草原连绵的北向，显然对吐蕃战争后勤的压力最小。所以，不管吐谷浑是否介入了求婚一事，松赞干布立威的第一刀都会砍向吐谷浑。
吐蕃用兵的时间窗口极佳，恰逢此前一年（贞观十年）李世民刚把吐谷浑打残了。实力未曾恢复的吐谷浑根本不是吐蕃军队的对手，稍稍抵抗便便败下阵来，吐谷浑王也逃入唐境寻求庇护。
打跑了吐谷浑王，松赞干布还顺手将青海湖东部的党项、白兰羌部也收拾了一番。但他发现唐朝居然对吐蕃的战果无动于衷，既然揍了小弟依旧没有引起老大的注意，那就得捋捋老大的虎须了。
那唐朝为什么会对吐谷浑的战事置之不理呢？
这就还要回到，李世民对吐谷浑和吐蕃的战略认识上了。
唐朝对于西南方向的国家一直缺乏足够的重视，虽然唐朝多次出兵吐谷浑，但却对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依旧满足于将吐谷浑定位为“朝贡体系国家”，其国家领土则被唐朝定位为河西走廊的缓冲区。
因此，对吐谷浑的政策执行到“扶持亲唐政权，保持称臣纳贡”便心满意足了。
李世民对吐蕃的观感之前已经说过，两国间的“小打小闹”，并没有诱发唐朝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
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为获得唐朝的“尊重”，松赞干布顿兵二十万寇关松州，同时遣使入长安来迎公主（“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并对左右喊出了“公主不至，我且深入”的口号（《新唐书·吐蕃传》），松州之战正式爆发。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两国战前交往的事件排序：
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入长安朝见。
贞观八年（634年）年底，唐使冯德遐随吐蕃使臣回访。
贞观九年（635年）上半年，冯德遐到达吐蕃，下半年出发返回长安。
贞观十年（636年）上半年，吐蕃使臣随同冯德遐抵达长安，第一次提出求亲申请，被李世民拒绝。
贞观十年（636年）十二月，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亲自来唐求婚，李世民许嫁弘化公主。
贞观十一年（637年）秋，使臣汇报唐朝拒婚后，松赞干布兵发吐谷浑。
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松赞干布在打了吐谷浑、党项、白兰羌后，发现唐朝无动于衷，寇关松州，同时遣使入长安第一次“迎公主”。
在松州之战前，两国进行了四次互访，吐蕃3次、唐1次。但这四次访问，并没有让两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唐朝没有给予吐蕃足够的重视，而吐蕃则感觉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既然外交活动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战场上见吧！
文章最开始我曾说过，松州之战的战役规模很小，唐蕃两国不过是各有一个攻守来回而已。
松赞干布兴兵而来，松州都督韩威贸然出城与之野战，被蕃军击败（“都督韩威轻出觇贼，反为所败”）。
而后，唐军转为守势，吐蕃攻城十余日不得寸进。八月二十七日，太宗以侯君集、执思司力、牛进达分三路救援（“督步骑五万击之”）。
九月初六，牛进达率前锋抵达，夜袭吐蕃营帐，斩杀千余人，松赞干布领军徐徐退去（“进达先锋自松州夜袭其营，斩千余级”），松州之战结束。
这就是两国百年国战的开篇之作，双方不过各自损兵千数人便草草收场。
之所以双方都无意继续缠斗下去，原因在于两国均志不在此。换句话说，双方都没有死缠烂打的决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在朝堂上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不是在战场上。
因此，两边各自亮相，便很有默契的收手。
随后，便又是朝堂上的试探和斡旋，松赞再次遣使入长安，对军事行动道歉并第二次求婚，这次李世民答应了。（“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太宗许之”）
李世民态度的转变是松州之战最直接的结果，这意味着吐蕃通过唐朝许婚，获得了足够的尊重，可以不用向突厥毗伽可汗一般“愧见诸蕃”了。
另外，吐蕃作为挑战者还收获了诸羌的敬慕。不但之后吐谷浑、党项、白兰羌均长期跟随身后，原本附属唐朝的川西羌酋也拜服在吐蕃脚下。（“羌酋阎州（一说阔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资治通鉴》）
那唐朝又得到了什么呢？
首先，唐朝没有在战场上失利，成功守住了自己的疆域，至少保全了亚洲霸主的面子。
其次，通过和亲缓解了西南方向的压力，之后十几年两国确实休干止戈保持了和平。
再次，在唐朝的要求下，吐蕃军队撤出了吐谷浑。唐朝的小弟吐谷浑得以复国，再次稳定了“天下秩序”。
最后，唐朝也寄希望于以和亲的政治手段，将这个实力颇强国家纳入自己“天下秩序”的构架之中（成不成功另说，至少唐朝是这么考虑的）。
所以，唐朝实际上是通过松州之战认识到了吐蕃的实力，并希望用一种低成本的解决手段（公主和亲），来获取更大的利益。
这就是松州之战的意义，战场行动完全是为了朝堂博弈服务，最后双方各取所需，以平局结束。
最逗的是，随后两国各自书写历史，都将自己打扮成了“获胜者”，而将对方描写成“失败者”。
唐史这边写的是，牛进达夜袭蕃营后，“弄赞（松赞干布）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旧唐书·吐蕃传》），以及“其大臣请返国，不听，自杀者八人，至是弄赞始惧”（《新唐书·吐蕃传》）。
而藏文史料《敦煌本古藏文文献》大事记年里，则记载战后“李唐与吐谷浑二者皆进贡”。
完全向左的两国史料放在一起看，足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
写史之人都是有倾向性的，读历之人也一样有倾向性，至于孰真孰假，各人自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