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欧洲民主、民族解放运动也日益高涨。掀起一股强劲的解放自我、弘扬自我和表现自我的思潮。然而，革命胜利之后的社会现实，却是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差距；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流血；拿破仑的军事独裁；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人们普遍产生一种哀怨忧伤和失望不满的社会情绪，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多余人”。
法·夏多布里昂的《勒内》里的勒内，一个忧郁的贵族青年，勒内向一位印第安老人和一名教士讲述他的人生经历。出生贵族的他，在时代氛围中，性格孤僻、忧郁，与周围环境极不相容，终日在遐想中试图排遣他的忧郁，他同时也是第一个忧郁的“世纪病”患者的形象，在孤独的漂泊中让年轻的生命慢慢逝去。
英·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里的恰尔德·哈洛尔德，一个贵族社会的叛逆者。他厌倦了那种花天酒地 空虚无聊的生活，便决心出游。但他忧郁、伤感、悲观失望，无论是意大利的旖旎风光 希腊罗马的文化古迹，还是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这位“忧郁的流浪者”都无动于衷。他是一个孤独的旅行家，悲观的个人主义者，既不想与上流社会为伍，也不想同下层人民群众往来，更没有一个明确的理想与追求，因此只能空怀自由思想，深陷孤独绝望之中。
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一个从小接受贵族化教育与贵族文明熏陶的贵族青年。贵族的教育，使他毫无实际工作能力。他缺乏毅力，没有恒心，不管是写作、读书或是农事改革，他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长期的贵族生活，使他远离人民，更不关心人民，还缺少对抗习惯势力的勇气。逢场作戏的贵族习俗，使他无法理解真挚的爱情和忠诚的友谊，因此拒绝了达吉亚娜的爱情，损伤一颗纯洁的心，后来又毫无理由的捉弄朋友，戏弄达吉亚娜的妹妹奥尔加，制造了与好友连斯基的悲剧。
俄·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俄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多余人”形象，奥勃洛摩夫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头脑聪明的贵族青年，但他好空想，懒惰成性，有实际活动的能力。他总是整天躺在沙发里或床上昏睡，甚至做梦也在睡觉，最后也在睡梦中死去。
这些都是贵族社会的土壤培植起来的青年，一些来自西欧的进步思想使他们看清自己原来所沉醉、所迷恋的贵族社会灯红酒绿的生活毫无意义，悔恨自己白白蹉跎了大好年华，烦闷、痛苦，对贵族社会的庸俗、空虚感到不满，与周围人格格不入。
实际上这些“多余人”对生活缺乏实感，不了解自己，不了解别人，不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找不到自己生活的位置，不满于现状，又找不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