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又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
梁启超的如椽巨笔，当然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只能作高山仰止状的。书中精彩之论几乎是琳琅满目、唾手可得。
如在《序例》中，作者写道：“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代史之笔力行之。”寥寥数语，即为本书框定了历史方位。
如同在在《序例》中，作者为表明作传之客观公正之心，特为说道：“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这番诛心之论，真可作为当下众多点评历史人物之作的照妖镜。
如第一章《绪论》中，作者开篇即写道：“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此一句精要之言，胜过百句平庸之语。
如同为第一章《绪论》中，作者叹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一敬一惜一悲之间，一部中国近代史已然呼之欲出。
如在本书结尾时评价李鸿章时说道：“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本书的另一大看点，当是作者纵观宇内、高瞻远瞩的卓越见识。
如在第一章《绪论》中，作者说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心矣。” 感不绝于心，更有憾难出于口。
如在第六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作者由李鸿章之际遇而感慨民智不开，说道：“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吾于李侯之遇，有余悲焉耳。”没有众多无名英雄紧随其后，个别有名英雄终究不过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英雄。
匆匆一读，不过是一些挂一漏万的体会。不过有一点感受却是愈加清晰的，即名家就是名家，读一本名家之作胜过读百本浅薄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