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斌  【原创】

【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这是对良知的拷问。无知并非纯真，而是一种罪恶。——题记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作者：美国作家汉娜·阿伦特

2017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是一份庭审报告，它的副标题已经总结出该书的主旨，这是一份令人深思的报告和振聋发聩的议题。

01 作者及作品简介

汉娜·阿伦特（1906一1975)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曾师从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阿伦特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市。她的祖辈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

1924年，她慕名来到马堡大学哲学系，投师于马丁·海德格尔门下，此后一生便与海德格尔结下不解之缘。

此外，阿伦特还在当代著名神学家布尔特曼那里读基督教神学课程。历史也是她选修的副课之一。

1926年又经海德格尔推荐来到海德堡大学在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1928年她完成了博士论文《论奥古斯丁“爱”的概念》，并获得博士学位。但由于她是犹太人，无法获取教授学术资格认定，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授课。

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

阿伦特的一系列著作及其天才的洞见和隽永的智慧，为当代政治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令人瞩目的人物。

（此部分内容来自网络，但经过加工整理。）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

美国思想家、女作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的身份，旁听了全部庭审，并记录下庭审的细节。

她仔细研读了以色列警官阿夫纳·莱斯上校在庭审前对艾希曼做出的三千页审讯笔录，写出了五篇文章发表在《纽约客》上。

1963年，汉娜·阿伦特整理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此书。

此书由：

导言、致读者、德文版前言、引言

正文

结语、附言、参考文献

三部分组成。

这份报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犹太政策进行了全面总结，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这一概念，并由此引发了西方思想界长达五十年的争论。

02 以色列审判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集团对犹太人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民族大屠杀。阿道夫·艾希曼在战时负责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用火车运送到集中营，人称“死刑执行者”。

战争结束后，许多重要战犯在德国纽伦堡接受了审判。但并不包括罪行累累的交通运输总指挥阿道夫·艾希曼。

阿道夫·艾希曼隐姓埋名，迅速逃往阿根廷。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战争结束十几年后，他被以色列特工发现并逮捕，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场审判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事件。

通常，大多数人以为杀人犯都是凶神恶煞般的恶魔或是暴徒。

在纽伦堡审判中，几乎每个参加过集体屠杀犹太人的受审者，其中不乏精英人物，有声名卓著的医生，也有知名学者，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在以色列审判中，女记者阿伦特发现，艾希曼曾经被人们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恶魔，但这个人是个中等身材、脑门秃顶、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他基本上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是个平凡无趣近乎平庸的普通人。

在法庭上，阿道夫·艾希曼一直拒绝认罪。

在艾希曼看来，他所执行的是纳粹集团最高统治者的命令，纳粹集团的法律是以元首的命令为核心的。按照元首的命令行事是每个守法公民的基本义务，况且他还是党卫军的军官。艾希曼在法庭上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一点。他不仅是在履行本分，也是在承担自己的责任，他不仅是在服从命令，也是在遵守法律。他不断地强调，他是在执行命令。他说：“我不过是一粒棋子，不得不去完成任务。”

在法庭的最后陈述时，艾希曼说，自己本身并不反对犹太人。他不知道火车要开到哪里去。

艾希曼担任交通运输的总指挥，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火车开到哪里呢？

作者在书中写到：“在希特勒政权之后，依然存在着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在德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他们认为，被屠杀的仅仅是东欧的犹太人，他们把犹太人看作是野蛮人。假如，犹太人如遭灭顶之灾的吉普赛人一样只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那么杀死他们还能算是罪大恶极吗？艾希曼究竟是人类的破坏者，还是以文化歼灭者的身份受审呢？是否因破坏文化，应当罪加一等。”

最终，阿道夫·艾希曼被判处了绞刑。

03恶的根源

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职员。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Totalitarianism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恶”比第一种“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汉娜·阿伦特定义了“平庸之恶”。平庸之恶，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像希特勒，他作为Totalitarianism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要求别人对他的命令绝对服从。他下令屠杀犹太人，纳粹在集中营建立毒气室、用枪扫射犹太人，这种暴行是一种“极端之恶”。

像艾希曼，属于被统治的执行者，他没有制止来自上级下达的“恶”的命令，而是帮助上级去完成“极端的恶”。这种“平庸的恶”，它是在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下，对上级命令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从而也是犯下了恶行。

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的罪行是因为“罪恶的肤浅性”，以及“思维的匮乏性”，她用这两点解释了艾希曼犯下的罪行。

平庸之恶的产生

第一，崇拜强权。这种人和Totalitarianism统治者臭味相投。他们属于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人。他们甚至对于上级无比崇拜。因此对于制造“极端之恶”这种显而易见的恶行不但不会加以限制，甚至热衷于参与，成为“极端之恶”的帮凶。

第二，畏惧强权。这种人明明知道上级下达的命令是“极端之恶”，但他们不敢反抗，害怕自己的利益在反抗中失去，出于生存之道，他们不得不去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自己的行为对“极端之恶”进行了放大。

第三，为了晋升。明明知道上级下达的指令是“极端之恶”，存在诸多问题，但一味讨好上级，不加以制止，绝对服从。避免给上级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自己的升迁。

第四，不加思考。对于上级下达的命令，不加以思考，或由于思想上的消极与懒惰，不愿意思考，放弃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上级下达的命令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反正负责人又不是我。

“平庸之恶”这一哲学主题的提出，挖掘出人性中的丑恶、愚昧、肤浅、惰性和不加思考。

汉娜·阿伦特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区分对错、美丑，做出判断的能力，是否建立在思想能力基础之上的，缺乏思考的能力与我们通常所谓的丧尽天良是不是相互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艾希曼是被指使夺取人的性命的，那么他有权力抑制这种恶，这就需要他保持自己的判断力，这是与自己良心的良心对话。

04 普遍现象

大家都熟悉一个成语叫“指鹿为马”，它说的是，秦二世时，宰相赵高掌握了朝政大权。他因为害怕群臣中有人对他不服。有一天上朝时，他牵来一只梅花鹿，对秦二世说：陛下，这是我献给您的名马。有大臣说，这明明是一只鹿，怎么是马，太离谱了！也有其他大臣也这样说。之后，赵高把凡是在朝堂说上马的大臣统统杀掉。从此，在朝堂上，没有人再敢反对赵高。

对于赵高的指鹿为马，群臣不敢反抗，只能平庸地点头称是。这种违背良心的说谎，最后终于导致秦朝灭亡。

其实，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平庸之恶”也是随处可见，普遍存在的。

人格上的平庸必然导致行为上的平庸。对于上级阿谀奉承，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灵魂，上级说什么是什么，导致了“平庸之恶”。

不分清红皂白，把你堵在家里，还要在你家的门上钉上木条。我们就是干活的，我们只管干活，我们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这样的声音我们是不是很熟悉呢？

这样的例子，我们见得还少吗？

如果人们因为服从命令而犯下罪行，能因此而脱罪，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不负责任。

在Totalitarianism统治下，许多时候，作为执行者的个人无力反抗上级的指挥，执行命令便成为一种工作，或者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是执行是工作，执行的分寸则是良心。当上级让你枪口对准无辜时，你的枪口是否可以抬高一寸，为无辜者留下一线生机呢？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这本书正是在于启发人们对于“平庸的恶”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分析上，这正是此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