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2019.2.24《云南日报.花潮》）
戊戌岁末，梅初绽，花未繁，春消息倒已跫然而至。那天一早拿到的包裹，乃老友张焰铎打苍洱间寄来；打开，见是他的新著散文集《彩云不邀春也来》，扉页间夹着一封手书长信，字迹飘逸密麻，言及数十年间往事，顿觉山水云气扑面，堪可仿老杜吟一声“大理手札适复至，纸长要自三过读”了；另有老照片一幅，说是新近翻拍放大的，一看，乃几个上世纪的青涩面孔，睹之令人恍惚而又感慨。一想，哇，原来那时的一点稚拙的欢乐，离我也已如此遥远了么？！
“当年洱海清如碧，且任涛声做语声”……
——一看着照片，心里突然就冒出了这么两句话。
照片上的四个人，靠着一艘游船甲板欄杆并排而坐，身后是幽蓝清碧云水苍茫的洱海。天空似乎是明亮的，云朵堆垒如絮，轻盈飘忽，又浓湿凝重，让人分明可以觉出那颇有些份量的潇洒。四个年轻男儿，表情虽各自有别，倒都经历过些风吹雨打，即便如今再看，眉额间隐隐透出的青春之气，亦都掩藏不住。中间是雷达和焰铎，黄尧与我则分坐两端。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约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吧，焰铎信中说：“年月无考，但在海上，无疑。”所谓“海”，自是洱海。眼下夜静，虽听不见苍洱风浪，想必那时我们说过的许多热得发昏却发自内心的话语，也尽皆叫涛声掩埋，或随山风散尽。但谁又能说，那些话语没深藏在心中呢？那就“且任涛声做语声”吧。
但终于还是想起许多事来。
先想起的是雷达，趁着那番兴致，欲给他打个电话，才想起那位实沉多思的西北汉子，已先自往生——通讯发达的今天，天国仍是不通电话的，奈何？只好在心里问上一句：雷达兄，近来还好么？多年前读过他那篇《重读云南》，文中引述一本民国十八年(1929)出版的老地图上的话说：“‘云南实有倒挈天下之势。何谓倒挈天下?潜行横断低谷可以北达羌陇，东趋湖南而据荆襄可以摇动中原，东北入川则据长江上游，更出栈道直取长安而走晋豫，故天下在其总挈。全国一大动脉之长江，唯云南扼其上游，所为纵横旁出，无不如志，然则云南省者，固中国一大要区也。’这番话不知出自哪位老学究之口，真是见解独具啊。”又说：“云南就是这般奇妙：你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不会再找到类似云南的地方了，但你在云南却几乎可以找到外面许多地方和许多历史断层的生态模型，不管是关于气象的、动植物的，还是关于地缘的、风俗的。”还说到他曾登蒼山游洱海，如此，那番“重读”后洋洋洒洒的思辨，与那次我们的同游洱海，或就多少有点关联了。其实，一个做评论搞研究的人，云南端的如何，关他何事？他不惟写了，还写得那般情深意浓。那时他怎么想的，我不清楚，记得的惟那次同往大理古城逛扎染街，回后他见到我手里的一件扎染小褂，样式、花色他都喜欢，遂再往古城，回来却说遍寻不见，叫我让给他，加钱都行。看他心急火燎的样子，我暗笑，戏言此物价格不菲，许以三倍原价让出，他竟立马掏钱。一时我差点笑晕了过去：看来你这“雷达”也不灵啊，傻不傻啊？！遂送给他，嘱将愿付的钱留下沽酒，择时再寻一醉。
那么，给黄尧打个电话？此刻，黄尧因亲情故，人正远在北方的风雪之中。行前我俩通过一次长话，无非是些家长里短人已老去多自保重的意思。况不久前得知了他在北京的一些消息，谁知他此刻又在哪里奔波呢？七十多岁的人了，早先为云南文事操心，如今为儿女操劳，就算只一声轻轻的问候，到底会叫他伤感还是温馨，我还真说不清了。就罢了。而照片中的那次洱海之游，正是经他之手策划推出了一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丛书之后举办的——每一次短聚背后，都隐藏着有心人做人的苦心。
此刻，惟我作为一个外省人，独守着边城这变幻莫测的冬日暖阳。凝望窗外，真当借用友人的半句慨叹，曰：惜青春为美却易逝也，惟江河与岁月留不住！
自然地，更多想到的，还是离我不算太远的焰铎。
黄尧当年主持做的那套丛书里，恰有焰铎的一本。此前，当年那个牧羊苍山俯瞰洱海的少年熖铎，人生际遇中，也不知吃过多少苦头。而他作为一个抗战中远征滇地的山东汉子的后人，既有山东汉子的那股豪爽，也有他白族母亲胸臆间的一份灵气，即便草鞋赤脚笠帽蓑衣糠菜代饭，性情心思倒是直迫云天。毕竟读过几年书，挥动牧羊鞭之余，又哪舍得把青春无偿地交付给晨风落日，虚度此生？人，总得做点什么吧？能超出一般人之上的思索与努力，总会将生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什么都可被夺去，惟心里的梦手里的笔是夺不走的。就那样他写起了小说散文，也写童话，写电影剧本——其实，那每一句每一篇每一部，都关涉亲情、友情、乡情、世情，是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也自然都如苍洱间的松风流泉，洱海上的白云苍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读来让人感慨唏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头一次读到他的文字，临别留言，我曾冒冒失失地随手写了两句话：“空中还有无名的星座，请标明自己的方位。”理想主义高扬的年代，谁还没一点雄心呢？其实亦无非一点心情，说说而已。如今回头一看，他还真坐实了那个看似草率的约定。知悉其间他所经历的种种变故与奋发，方知那该是多么的不易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某年我公出滇西路经大理，事余便想去看望他。跟着他世纪八十年代，某年我公出滇西路经大理，事余便想去看望他。跟着他穿过其时尚不繁华的下关城区，愈走愈远，倏忽便已到城外山脚的一个村子。小门咿呀打开，见是个清寂得落寞而又温馨的白族小院，环顾土墙四合，一株大树葱茏，洒落下一大片绿荫。“春种绿荫留客扫，秋收红叶待郎归”，料想焰铎每日早出晚归，一应的心思里，都该铺着那片浓荫的。当晚，焰铎的母亲、妻子忙忙活活，端上的一桌地道的白族菜肴，浓香扑鼻；酒酣脸热之际，早忘了夜之深浓，索性就在他家正房二楼住了一晚。酒后原该好睡，那夜听着轻拂苍洱的风声，想着焰铎为那一大家人，在日复一日柴米油盐的家常日子里，还能有那些纯情文字，竟翻来覆去地有些无法入眠了……
再去大理，是应焰铎之邀，前往大理陪他邀请来参加大理“三月街”的王蒙。其时王蒙刚从文化部长任上下来，他大约也很难想到，一个他并不熟悉、只是仰慕他那些美好文字的陌生人，会在那时请他前往大理，散散心。看似轻松的谈笑之间，我清醒明白感到的，是周遭不时飘向焰铎的斜斜的目光。许久之后，我才明白，那时他顶着的压力究竟有多大。他期待的并非什么奖掖与提携，他用以招待那位他敬重的作家的，无非一个普通读者的心……时代的涛声之喧嚣起伏，常常会掩盖人的真实心声，但人偶尔发出的真实心声里，怎么都不会没有时代的涛声！
再再次去大理，是受焰铎之邀，前往出席大理崇圣寺南诏建极大钟复铸竣工大典。其时，焰铎已在大理文化局工作多时。为恢复重建与大理三塔匹配的崇圣寺建极大钟，他四处筹款，朝夕张罗，历尽千辛万苦，终得了此宿愿。当我和晓雪、黄尧一起，撞响大钟，听着那恍惚来自远古的钟声回荡在苍洱之间时，不禁感慨万端——能用文字记录下你的情感与思索，固然美好，但那岂是人生的唯一？不食人间烟火，只一味埋头于文字，说不上能有大出息。人要活成自己，但并非仅为自己活着。要紧的是，斯世你到底做没做过又做过多少有益于他人的事呢？你有否造福过一方山水？有否摆渡过几个路人？那样的功德，远胜万千文字，是真慈悲。在这个意义上，焰铎的作派，常常让我羞愧。他奉献给苍山洱海的，岂止那几本小书呢？而是以他的一生，全力奉献着他的智慧才情。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理人，他是那个风花雪月之地最合适的书写者。可比起那些倚马万言，拧开水龙头让词语如污水狂泻者，他写得不算多，却都发自肺腑，足够真诚：“纪德不是总说，要怎样才能写得真诚，陶渊明就是最好的回答。........陶濳从来就不会想到‘怎样才能写得真诚’”（木心语），因为他自己就是真诚。
焰铎在信中说，他这本《彩云不邀春也来》，除留了一些送朋友作为纪念，近半数都捐给了大理学院的年轻学子。这么一想，做几篇好文章，出几本好书，虽堪庆贺，倒决不是为人生添秤加重的唯一砝码，真正的份量，只在他的骨头与魂魄。总活在“自拍”里的人，确是自恋得紧！古今中外蜚声文坛者，有几人是纯为文学活着的？早先或都有一份职业，有的甚至在某个领域有所创造。细斟，每个“人书俱老”的写作者，都决不是为了体验、搜集写作素材来到这个世界的。他先得生存、度日，历经万般磨难，尝尽人生百味。待真有感悟，又有一支笔，才开始写作。于他，写作是生命的一种内生性需求。失败的写作者终其一生都不懂这个道理，死写硬写，钻营乞求，即便赢得一点薄幸，又何足道哉？说到底，他得之于天地父母的整个生命，却是失败的——这一点，焰铎比我更懂，更明白。如此，即便当年洱海清如碧，且任涛声做语声，未必就不是更好的选择吧？
顺告焰铎兄，那书、手札和照片，我都已收好。
2019.1记于旧历戊戌岁末 2019.2月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