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近年来渐成显学了。世人多从成功学方面着眼，看其如何为官、如何治家、如何带兵、如何识人。但读了一遍《曾国藩家书全集》，摘了两万字笔记，愈发觉得如此看曾文正，不免显得小了。

曾国藩追求的是道统，打败太平天国的也是道统

为官、治家、带兵、识人，皆是皮相。在这所有表相背后，是曾国藩一生持之以恒对儒家道统的追求。曾的所谓十三套学问不仅仅是具有实用性、技术性的指导方略，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追求道统为念的最直接反映。

这种道统，超越了皇家传承的血统，也超越了“天命无常、惟德是亲”的法统，可远追“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可上溯至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可惜的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残酷的。即使如曾文正，立德立威立功立言，扶大厦将倾，挽狂澜既倒，中兴社稷，一匡天下，仍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凭其一己之力，可以带出一支天下强兵，可以教出一家妻贤子孝，可以育出一班文武贤才，偏偏于世道无补。漫说一人之力，改变不得世道人心，就算自己修身治心，也难免不受外界所限。

外人看曾文正位极人臣、极尽尊荣，他看自己却是夹缝中求生存、险境中求苟安，在家书中也未必能尽出其肺腑之言，只能有些喋喋不休地反复讲述他的原则、他的立场、他的追求、他的理想。如果这些在现实中唾手可得，又岂用他一直戒慎恐惧地告诫家人如何小心、如何稳妥、如何忍耐？

终其一生，他一直对自己、对家人高标准、严要求，希望做一个理想中能继道统的儒家圣贤，但最好也不过勉强修了身，大半齐了家，至于治国平天下，虽平了发逆，也还差得远呢！

曾国藩是成功者，也是失败者

他是成功者，也是失败者，是小成功者、大失败者，是表面上的成功者、骨子里的失败者；是他人眼中的成功者、自己心中的失败者。归根到底，终其一生，他不过是一个孤独的修行者，以自己表面的成功向世人昭示了一种彻底的失败：即使我们按照儒家传统去不倦地修行，即使我们能达到曾文正的成就与境界，又当如何？

在他身后，他所坚持的那些原则与理想仍只能停留在纸上与个别人的心中;他所谆谆教诲的那些为人处世之道不过是从口到耳、从耳到口的浮云;他所一手培植的门生后辈于功名有不遑多让者，于道德却没一个能及得上他，于世道更无补;他所寄予厚望的子侄辈倒是勉强做到耕读传家、诗礼相继，但在新立的天朝却如落叶一样被秋风一扫而光。

太平天国并非败于清廷，而是败于儒家道统，但他的儒家道统却败给更可怕的敌人。而更可怕的是，在彼时彼世，他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他已是天下楷模了。如果没有太平天国之乱，他将一如那些督抚大学士，平稳走完一生，一如那些庸人或能人。有了太平天国之乱，他的“道”才能彰显于天下，但也不过如此而已。

那乱世成就了他，却更让他看清人力之不可为，世道之不可为。当幕僚赵烈文说出“抽心一烂、土崩瓦解”时，他是惊、是忧、是叹，我们无从知晓，但他多半心有戚戚。更悲哀的是，赵烈文说的对。无论他再高的道德，再好的文章，再大的功名，都改变不了这个结局。甚至，一个小小的天津教案，就能让他声名扫地，就能淹没他的盖世功勋。体制的力量如此巨大，他尽全力也不过弥缝补苴，更何况他也不想对这体制做些什么。

曾国藩的困境是体制的困境

有一种说法，金陵克复后，不少下属朋友以东南半壁无主为由，明里暗里劝他自立。他便在大厅中挂起一幅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自此说客尽绝。

这类野史说法当然不可信，他身边纵有蒯彻，也不过一二人耳，何至于来者纷纷，要他悬联明志。但这联语于他却是不错的。他只能做到“流水高山心自知”了。

他每日写家书时，是谨慎的、内敛的、纠结的：“好汉打落牙，和血吞”；“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吾近来在外，于‘忍气’二字加倍用功”。他已是当朝一品、封疆大吏、中兴名臣，仍不得不如此，况于他人？他的心中，已不再是“豪气思屠大海鲸”，而是“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

家书说是全编，其实并不是。中间多次提到前发XX号家信，两信间却无。想来亦是，为尊者讳，一个人再圣再贤，也难免有不堪之处。再有，说是家书，也未必全属真心。

他所尽的，只是一己之心、一己之力，自为自知；旁人知与不知，却并不重要了。自古以来，流水高山，本少知音。

这便是曾国藩的困境，也是传统体制内每一个人的困境。

我们还够不上陷入困境的资格，却有资格品读揣摩他家书中那些句子，体会他写下这些句子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