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容绕过的一个人，但凡提到他，总会引得旁人高山仰止，钦佩不已。似乎当下人们习惯给一些喜欢的不喜欢的都冠以各种标签，标签里也有权威的随意的。关于苏轼，权威标签莫过于林语堂先生给予的那些身份：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酗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家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读罢，我不禁感慨苏轼一生着实忙碌，继唐之后，他可堪比那个活跃于中小学课本里很忙的杜甫了。如果进行一次抽样调查，伟大的各种“家”，但凡冠以“伟大”等字眼的人似乎都是较为忙碌的，而再冠以“家”字眼的诸如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人似乎尽情徜徉于忙碌之中，忙中取乐，不觉其忙了。
苏轼的起步和另一位文坛领袖欧阳修是息息相关的。欧阳修曾言：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苏轼并没有让他失望，也没有让历史失望，在苏轼逝世后的十年之内，文坛上下尽论东坡，不论欧阳。
那些花儿静静地开着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没错的，这首词是苏轼的悼亡词，接受者是他的妻子王弗。王弗嫁于苏轼，年十六。这位陪伴苏轼十一年的女子，是苏轼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二人情深意笃，回忆满满。十年生死两茫茫，妻子亡故十年后的某天，苏轼于梦中再次编织了十一年生活中的某个片段，一前一后二十余年，时间倏忽而逝，平实无奇的语言脱口而出，像是睡眠正酣，梦还没有醒来，说尽了梦话。
妻子病逝那年，新主英宗刚刚登上九五之尊，对苏轼之名早有耳闻，有意破格提拔，让他做自己的机要秘书，起草诏书圣旨，自己喜欢苏轼，想要委以重任就可以了嘛，这样的事也要找人商量探讨一番，这个时候宰相韩琦站出来say NO！！！再等等，再等等，不够老练，需要锤炼。此时新皇帝的内心就像女朋友带男朋友逛街购物，挑了半天，终于选了一件自己特别中意的衣服，问旁边杵着的男友：这件好看吗？男友say NO。
英宗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上任几把火就不得而知了。但英宗又想着既然翰林做不成，那就做皇宫书记吧，记录下宫中公务，韩琦这老头又站出来了，不行不行不行，你在逗我吗？这和机要秘书有啥区别？皇帝心想怎么哪儿都有你！韩琦也是官场老江湖了，深知其中利害关系，如果不委任苏轼官职，皇帝会很不开心，后果很严重。已经拒绝了两次，这时需要给皇帝一个台阶，韩琦做出深思熟虑的便秘表情，他建议让苏轼去文化教育部门工作，但是需要通过相关考试才行。韩琦又想埋雷。后来苏轼轻而易举通过了考试，排除了这个不起眼的地雷。
妻子的病逝，让苏轼内心受到了震颤。他的父亲苏洵也说，你的妻子跟你这么久，没有看到你功成名就，更没有享受过什么富贵荣华，你应该把她安葬在你的母亲坟茔旁。苏洵在说完这话的次年四月，也GAME OVER了。苏轼和苏辙二人双双辞职，扶柩归乡，两副灵柩两个人：父亲苏洵和妻子王弗。
想到悼亡词，人们往往会联想到生命的苍凉，命运的无常，时间的苦短，这是人之本性，因为我们无一不敬畏生命，畏惧死亡。这是共性，是共鸣。并且每个人对人生总有这样那样的个性解读，个性解读就像是在朦胧的死亡概念之上又蒙上了一层面纱，更何况这世间有多少事物因其神秘而倍增恐怖呢。
苏轼这首词有着很明显的口语化倾向，像记录个人日记般，把生活状态自然托出，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这种自然的感觉冲淡了悼亡词的苍凉之感，而在回味之余，又顿觉空落。管窥一豹，可见一斑。我们可以想象到苏氏夫妻二人的生活常态，二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个是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一个是精明能干的大家闺秀。苏轼生性耿介直爽，见人皆长处。遇事喜好从善意的角度考量，这或许是真正善良之人的偏好。妻子王弗告诉他：君子之交淡如水，速成的交情靠不住。除此之外，苏夫人还将平时的生活料理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有妻子在，苏轼心里很踏实，妻子不在了，心中自然百感交集，这种情绪可能像休眠火山一样，暂时会得以平复，一旦时机成熟或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便喷薄而出，一泻千里。
相对于悼念妻子的直抒胸臆，苏轼对于侍妾朝云的思恋就有些含蓄了。一首《西江月》看似在咏叹梅花，实则在悼念朝云。朝云跟随侍奉苏轼多年，及至苏轼贬至惠州，殒香岭外。苏轼悲恸不已，感慨万千。
西江月·梅花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朝云跟随苏轼放逐惠州时，年三十一，苏轼时年五十七。年龄的差距丝毫不影响二人之间的感情。在苏轼心目当中，朝云可谓是其红颜知己，深知他者。有“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故事流传不绝。时至今日，苏轼当年在白鹤峰所建住所，被后世辟为“朝云堂”。当时房屋尚未竣工，朝云身染疟疾瘟疫，不幸身亡。朝云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咽气之时，还口念《金刚经》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朝云逝世两个月后，梅花绽放，苏轼特作此词，以傲骨梅花象征知己朝云。同时也暗指朝云遗世独立，不与世同。曾经和朝云同游之地，苏轼皆不忍再往，以免触景思人，徒增怅惘。
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个放达人生、快意恩仇的人也有侠骨柔肠、情绪爆发的瞬间。苏轼就是这样，作诗作词从来都是想吟就吟，不吐不快。苏轼曾与友人书信往来时，说过一番个人对文字的看法：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
试想有谁能有如此自信？又有谁能行文和为人一般，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子由之幸，幸有子由
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就像苏轼字子瞻一样，字和名之间总有着某种关联。苏轼和苏辙二人之间的兄弟手足之情也一直广为流传，苏轼也往往因为思念弟弟苏辙，便词兴大发，创作出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出来。苏轼在由杭州任上调至密州之际，思念起弟弟子由，便写下了《沁园春》：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敛。星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团团，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唐时，因地方分权制度，导致繁镇割据，国家深受其害，以致最后酿成祸乱，宋代吸取前朝教训，力矫其弊，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文人治国，对各地长官严格考核，任期一般三年轮调。苏轼在杭州通判任期届满，此时其弟苏辙正在山东济州任职，他便向朝廷呈请去密州任职，这首词就作于苏轼由杭州起赴密州的早晨。他辞别了杭州各个山头上的寺庙主持高僧们，携妻挈子一路北上。在北上之前，他续娶的妻子王闰之买了一个十二岁的聪慧的丫环，名叫朝云。
前路茫茫，环境恶劣，人们习惯把很多简单的事情想复杂，也擅长把一池清水搅浑浊。苏轼早已看破这一切，他无所畏葸，只顾赶路，赶往与胞弟重逢的路上，人生遭遇的种种不幸、不快、不悦、不甘，在亲情面前似乎都变得不足为虑，京城里那些官场破烂事丝毫不入他眼，他的眼里容得下的只是兄弟二人意气风发的当初，还有致君尧舜的抱负理想。苏轼此时那种骨子里的豁达泰然的劲头其实早已按捺不住地迸射开来，他已然学会了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依托浓浓的亲情和个人的初衷使自己从中抽离出来，一切迷茫困顿都要为自己的万卷才华和悠游心态让路。
当苏轼说，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大有人生短暂如朝露，行乐须及时的畅意滋味。当下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手持啤酒杯，醉意朦胧中谈人生谈理想，但终究也只是谈谈，酒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又有谁能在酒醒时分、梦醒时分回忆起自己宿醉之时的豪言壮语，又有谁有板有眼地遵照执行呢？大多以断片了、记不得了，酒话你也信、梦话别当真、气话开玩笑等诸如此类的搪塞之词一笑置之，继续在写字楼的工位格子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辈子不复一辈子的卖力气、卖年轻、卖时间！是的，苏轼很多词作也是仗着酒劲吟唱出来的，但酒带给他的是灵感、是气魄，而不是怂气，不是虚言。他的态度、他的原则、他的人生都铿锵有力地落在了文字上。
他是一个有情怀的践行者，从不浮夸，不虚浮，不做作。
他是一个真性情的感性者，为兄弟、为家庭、为朝廷、为社稷。
他和李白一样，是个钟情于月亮的人。历史上有万千文人墨客亦皆钟情于此，不同的是，吟咏出了不同的格律，不同的格调、不同的格局。苏轼的月亮总是和一个人息息相关，这个人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子由。
在密州之时，苏轼的生活一度陷入困窘，当时密州是个贫困重灾区，基本不产粮食，只长枣树和桑树，即使宋朝时公务员薪资福利堪称历史之最，但也有青黄不接、工资下调的几年。苏轼曾作《杞菊赋》自嘲：自己的生活状态每况愈下，连温饱都不能满足了，厨房里没有下锅的米，自己还曾经和同僚去古城墙跟下去采野菊花充饥。还好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两年。在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生存状态下，苏轼还时常想起自己的弟弟苏辙，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这种思念就更加浓郁了。情绪浓郁到不得不吐的时候，往往是一个词人佳作即将面世的当口。他想起自己日思夜想但不能会面的弟弟，便写下了流传千古而不衰，同时也是词评家公认的最好的中秋词《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时，苏轼已至不惑之年，换至如今，也是大多油腻中年男人渐觉危机骤至的节点，已经年近半百，人生还有如此繁多的不确定性，年少时的迷茫尚可原谅，年长时的迷茫多少就有点悲哀意味了，但无妨，越是在不能迷茫又身陷迷茫中的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深度自思反省，拨开云雾，找准定位，说不定大器晚成也未尝不可呢。已到中年的苏轼在怀念子由的时候，也难掩个人对于时局的看法，以及身处乱局之中个人的处理方式，对于今人来看，还是有一些借鉴意义的。之前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外放地方，做起了地方父母官，相对而言，不得志。现在也辗转杭州、密州两地任上数年，写作水调歌头的这一年，也是王安石变法面临危机，罢相退隐金陵的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苏轼依然乐观自信，可以外放、可以冷落，可以处江湖之远，可以治一方平安，他都不在乎，一切在朝堂之上的达官显贵看来是打压、是迫害、是排斥的手段，都浇不灭他那为国为民的热忱之心和当初入仕之时发下的宏愿。
政治是残酷，抑或是澄清？见仁见智，在阴谋家、野心家眼中政治向来是勾心斗角、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工具，这些人难称之为政治家，因其私欲覆盖一切公义，归根结底将人类的自私自利披上道德家的外衣之后，大行其道，无所顾忌。然而，在被这些野心家之流的政客视为“异端”的苏轼看来，政治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匡扶社稷、一展抱负的场域，他自带琼楼玉宇的华美而来，何须登顶琼楼玉宇，“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时远离天子脚下的他，自然不免萦怀于天上宫阙的君主和社稷江山。苏轼不顾矫情深情的词藻，只为博得个人片刻心安。
和他有相同心境的、心意相通的莫过于弟弟苏辙了。此时此刻，弟弟是否也在举头望明月，借片片缕缕的月光遥寄思念兄长的心情呢？月亮俨然成为兄弟二人互诉衷肠的传声筒，苏轼似乎也感受到了弟弟的思念，他说，不应有遗憾，他说，人都有悲欢离合，你看月亮还有阴晴圆缺的时候呢！这件事自古以来就很难成全。他还说，希望弟弟好好的，我们同顶一片天，同赏一轮月，这样就十分美好。
中秋还是中秋，明月还是明月，兄弟还是兄弟，四年后的一篇《西江月》又把我们牵引到他那满腹的华气之中。
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苏轼经过一番锤炼般，心境渐转平和。自己现在委身于黄州，弟弟苏辙在筠州。二人的遭遇与历史上著名的一个事件——乌台诗案有着紧密的关联。苏辙曾上表请求朝廷宽赦兄长，个人愿交还所有官职俸禄为兄长赎罪。此次事件中受到牵连者众多，驸马王诜被削除爵位，王巩被发配西北，苏辙降职筠州酒监，而苏轼则被贬官黄州，充任团练副使，不得擅离贬所。
苏轼并未因蒙无端陷害而抑郁寡欢，反而让他进一步看清了官场，看破了人生，认识了自己，世事如过眼云烟，黄粱一梦，岁月如骑马观花，两鬓微斑。自己一身抱负，只得暂时寄放。又是一年中秋佳节，月圆时分，北望举樽，遥寄子由共饮。萦绕心际的还是自己的弟弟，因他受累，思念之余，多少有几分内疚吧。
乌台的乌鸦有多乌
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想，当下活跃于各大电商网站销售排行榜的成功励志类书籍，动辄十几万字的文字都无法和这一百字不到的箴言相媲美吧。成功励志的作品，当然其中不乏真情实感、实事求是之作，但大多以成功之后回忆当初如何艰难云云，更甚之添油加醋，为自己“锦上添花”者也俯拾皆是。古人的智慧和气魄，当下恐无出其右。苏轼的逆商，千百年后仍是值得后世效仿学习的典范。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话并非苏轼原创，而是苏轼故交好友王巩侍妾柔奴之口。苏轼听罢，大为所动，作词酬之。这句也成为后来苏轼在漫长谪居生涯中时刻奉行的态度。作这首词时，王巩被贬被赦，返回京城。乌台诗案的终结刚刚过了四个春秋。这首词的男主角王巩王定国也是乌台诗案的牵连受害者之一。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韵二首其一
平生文字是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苏轼作这首诗时，距离他被释出狱也才刚刚过去几个时辰。经历过因文章而被迫害，险些丧命的劫难之后，苏轼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文字创作对个人命运福祸相依的关系，但他并没有显露出丝毫的畏惧和胆怯，声名对他来说，也并非追逐的主要对象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而复得，未必幸事。少年鸡指的是唐朝有个人叫贾昌的，少年时曾因斗鸡获得唐天子的恩宠，并且宫廷内侍和优伶专权跋扈，谗言罔上。苏轼信口拈来这一典故，有意影射当朝把持朝政的小人们。
哪些人会出现在苏轼的这张小人名单之上呢？那还得从乌台诗案的策划者和执行者说起。
有两个关键人物值得一提，那就是李定和舒亶。说是值得一提，实际上在历史潮流中不过是小丑般的角色，只因攀附了新党王安石，而逐渐从不入流的官员队伍中蹦跶出来把持了朝政。舒亶当时的头衔是监察御史里行，这个头衔几品几级呢？正七品都不够格。欧阳修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资历浅的人去做里行，资历深的人进三院（台院、殿院、察院），换句话说，舒亶这个人开始以跳梁小丑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了。他之所以能够在史书上有个影子出现，是因为和一代文豪苏轼站在了一起，而且是极不光彩的对立面。
李定相对舒亶而言，地位稍高一点，时任御史中丞，从三品。这人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曾经隐瞒母丧，拒不上报，被旧党领袖司马光大骂衣冠禽兽，现在居然做起了御史台的头头。这种执法犯法之辈，岂能不视律法为儿戏。
苏轼虽早已外放地方任职多年，也早已不在君王之侧，但无论官任何职，治理何地，总免不了要上表言事，汇报工作。皇帝主子每每阅罢他的奏表，便赞叹美誉一番。如此循环往复，让这些宵小之辈找到了攻讦苏轼的突破口，皇帝喜欢什么，就让他讨厌什么，岂不是对症下药，像是喜欢吃冰淇淋的吃货，不小心吃到一只苍蝇，会把自己曾经心爱的冰淇淋狠摔在地，或者掷到垃圾箱。
整个事件策划进展得相当顺利。苏轼外放地方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担任地方长官之后，又被迁往湖州做太守，按照朝廷礼制，苏轼到任后免不了要例行公事，上表谢恩。于是，李定、舒亶之徒便打起了表章的主意，开始蓄意在苏轼的字眼上做文章。文章这种东西，咬文嚼字，生抠字眼，总能从鸡蛋里找出骨头来。果不其然，真让这群无事生非者给生生挑了出来。于是新党阵营里的这些御史们一个个地上线了。先是找个无足轻重的御史把事情给挑起来，说苏轼在谢恩奏表里出言不逊，蔑视朝廷，给苏轼扣了个大高帽。接下来第二步那个小丑舒亶从苏轼刚刚出版的诗集中选了几首诗出来，弹劾苏轼目无君上，蔑视皇帝。到这里，御史们罗织的罪名算是把朝廷还有皇帝都蔑视了一遍，还差最后一把火，压轴的是李定，这厮一口气写了四份弹劾苏轼的奏章，四条理由，条条要置苏轼于死地。于是，在李定的部署下，苏轼被押解进京，身陷囹圄。
由于御史们把苏轼的诗文表章穿凿附会得有模有样，以至于让朝堂上下都对苏轼的罪过将信将疑，但是终究还是有人站出来为苏轼辩白，一直支持苏轼的仁宗皇后就是其中一位。当时皇后染病不愈，临终对仁宗皇帝说：先帝曾称赞苏门兄弟皆有宰相之才，听闻苏轼正遭审讯，必是小人陷害，无从下手，才从诗文上寻找漏洞破绽，陛下不可偏听偏信，冤屈大德大才之人。皇后的话，仁宗皇帝还是听得进去的，再者说，这是遗言无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另一位出手相助的是当时还是苏轼好友的章惇，为什么这么说呢？此人后来变得极为自负狡诈，与当初慷慨伸出援手的他判若两人。后来之事，暂且不说，只论此时营救之事。御史们指控苏轼诗歌里说“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对皇帝的大不敬，皇帝是龙的化身，龙应翱翔九天，岂可蛰伏九泉之下，牵强附会得可笑至极。当时的宰相副职参知政事王珪也将此引申为谋反之意，皇帝对此不以为然。章惇引经据典，用以证明龙可喻指天子，亦可喻指臣子，御史及王珪解读的乱七八糟，纯属无中生有，生搬硬套。
再加上弟弟苏辙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愿意交出全部功名利禄，以赎得哥哥的自由。虽然人单力薄，但也足见兄弟情深。再加上皇帝本人也无意处死苏轼，最终苏轼重活自由，但等待他的是贬官削权，远离京都。
天涯海角是吾乡
海南，多么美好的名字。大海，当今旅游界的宠儿，在苏轼的时代，往往意味着蛮荒、死亡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涵义。这里是苏轼贬谪生涯的最后一站——儋州。能够来到这个不毛之地，多受章惇所赐。
苏轼在惠州时，病中作诗一首：
纵笔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苏轼到了还是改不了自己随意吟词赋诗的文人秉性，一贬再贬，对他丝毫没有影响，即使在病中也不消停，一定要说点什么，表达下自己的心迹。这下可好，苏轼的诗作不远万里分分钟传到京师，传到当权的小人章惇的耳朵中。章惇又想起另一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加来气。自叹道：苏夫子挺逍遥快活嘛。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再给他加上一个筹码，直接梭哈到了海南岛。
实际上呢，苏轼诗中所说的种种是也不尽是，是的是确实吃到了荔枝，况且谁晚上不睡觉，只是苏轼总是能把辛酸事和一些平凡事给渲染得很有味道，饶有兴致。其实那段时间苏轼过得并不好，温饱不能解决不说，自己钟爱的知己朝云也染病身亡，他竟然能够从这些消极伤感的情绪中快速抽离出来，可见他确非凡夫俗子相提并论。章惇不是看不到这一点，苏轼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他除了想要将苏轼赶尽杀绝之外，最大的怒点应该是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苏轼那种超然物外的境界，也不知如何才能修习到如此境界。于是他只有在物理距离和权限范围内对苏轼进行人为的干预，以获得个人那微不足道的心理平衡感。
诚然，苏轼也没有让他失望，一如既往地乐观处事，笑对人生。他的创作也从未中断过。
减字木兰花
春牛春杖，无限春光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哪里是当时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呀，这和中原大地的踏春场景分明无二，也就只有苏轼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寻觅到春的气息、生的希望。连他自己都不禁赞叹这里不是天涯海角，不是传说中的那般不堪。
苏轼在跨海而来之前，并非没有顾虑过生死，但他比周围的人更显从容。他提前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一到儋州，首先做棺椁，其次做坟茔。还交待儿子死后就埋葬在岛上了，不必守灵扶柩。到了岛上，他也不得不面临一些现实问题：食无肉，病无药，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可以说是要啥没啥，无异于没有任何补给的野外生存。
再严峻的环境都不能击倒这个乐天派。正如《老人与海》里所描述的那样：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不要说食无肉，就连粮食都没有了，他就煮青菜，煮苍耳；病无药，他就进山采药，竟然还让他发现了一种古书有载而无人找到的一味药草；出无友，他就牵只狗到处闲逛，与村民闲聊，听村民讲鬼故事、讲张家长李家短，他还曾说：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他的厅堂内既有谈笑的鸿儒，也有往来的白丁，正验证了唐初王勃的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如今身在天涯，尽是知己啊。
他也不是来海南岛疗养的，更没有颐养天年的念头。这样的人到哪儿都是人才，到哪儿都能造福乡里。他干了很多好事，比如开了个书院，叫载酒堂，还做了三下乡的农业技术讲解员，耕田挖井，忙得不亦乐乎。搞搞研究，写写书，赋赋诗、咏咏词，把个知识分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那些事都按部就班地执行了。
既然自己已经到达了士大夫贬谪的极地，已无可贬的余地。他也开始回顾自己的作为，反思朝廷的态度。他在唱和秦观的词里说了几句心里话。
千秋岁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苏轼这会儿是天不怕地不怕了，或者说，他从来也没怕过什么，只是这个时候他敢随意脱口而出，无所忌讳了。自己这一颗忠心和人头早已付给了江山社稷，交给了国家黎民。现在年纪还好，还有一丝气力，想为国家再尽一点绵薄之力，却被朝廷发配到了万里之外，孤悬海外。没有抱怨，只是不甘。
还能怨谁呢？谁也不能。谁让他是一个臣子呢，臣子就得有臣子的样子，就得坚持大义，不能见风使舵，利令智昏。他到最后，依然倔强地发出了自己的最强音：坚持。
大不了效仿孔圣人说的那样，扔根木头，在海上飘着。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当然朝廷没有忍心点燃他，也没有同意他像奇幻漂流的少年派那样，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朝廷最终还是想起了他，除了他，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罪。
在复归北上的途中，病逝常州。不知他在另一个世界，会以何种姿态绽放，梅花，抑或是烟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