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变革年间的政局,向来变幻莫测。

或许这事早前就有了预兆,只是百姓们看不到庙堂之上的波云诡谲,也觉不出早已在统治阶级中涌动起来的暗潮波涛,他们只是有些奇怪:这位被圣上召回京的宰相,任职竟未满一年就请辞了。

他身居高位时便不曾注重生活品质,几十年朴素如一日。此刻淡出仕途,更将自己扮弄成了普通百姓的模样。于是,此后的金陵城中,多了一个时常登高游山的闲居老人。

《青琐高议》有载一则轶事:某日,这位老人幅巾杖屡,独游山寺,遇到几个青年学生在畅谈经文历史,几个人各持观点,词辩纷然。他听着觉得颇有意趣,便停下脚步,就地而坐。

年轻的读书人多有些浮躁,一因学问不见得深,二因未得机会经世致用,是以学而不能修身养性。他们一见有山野老民在旁窃闻他们的论谈,就生起调笑之心,问他:“你也看书吗?”老人谦虚地应声,答看过一点。书生们更起戏谑念头,再问其姓。

于是他拱手答道:“安石姓王。”

这则故事以八字作尾:众人惶恐,惭俯而去。

他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庆历二年间进士,入仕二十八年官至宰相,为相期间开展了一场围绕理财和整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的大规模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会在晚年对后生和颜悦色,拱手自报名字的王安石,在朝堂上展现出的全然是另一种姿态。很多年后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埋下了大宋王朝走向倾塌的必然结局。这种说法在当时充当了当权者的遮羞布,而主持变法的王安石,更被抹黑为“古今第一大奸臣”,在此后的数百年里,遭受无数文人儒者的唾骂。直到近代,才出现一批学者纷纷为王安石洗冤,推其为“古今第一完人”。后人对他的评价,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这个“大奸臣”做的事乍一看也的确像那么回事:一则先后将反对变法的旧党贬出汴京,而其中多是后世声明传的君子。二则由他主导的变法,非但没能改善百姓的生活,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后来的《朱子语类》有提到:“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学者赵翼也指出:“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可想宋朝百姓生活之艰。尽管这些现象在变法之前已经存在,但不能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善,显然不是王安石变法的初衷。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宋朝官员,然一生辗转南北,未得重用。王安石自小跟着父亲,遍览民生之苦,也听尽了百姓哀戚的哭音,更将那份悲苦存放在了心中。是时,大宋外有强敌环伺,内有频繁暴乱,喜读《孟子》、推崇杜甫的他,在少年时代就怀有凌云济世之志。二十一岁的王安石及第入仕,第一次穿上官袍的时候,他心中燃起的豪情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强烈:誓要肃除本朝的沉疴,创造一个比太祖时期更强的大宋。

同年,他任淮南节度判官,在任职期间写下一首《忆昨诗示诸外弟》,当中有句“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将他的少时的雄心一展无遗。

能与太阳争辉的意气,多存在于两种人身上。一种是少年人,一种是极端的浪漫主义者。少年的自信源于“无知无畏”,因不明前路艰险,故而一往无前;浪漫者生来就有超脱苦难的能力,揽长风入怀,邀明月共醉。

但这两个身份都不属于王安石。他没有少年人的天真,非常清楚那件事非耗时一朝一夕,甚至非十年二十年所能完成,他更明白自己必须落足于现实,细细拟定、修改执行方案,不可借物遣怀,游离神思,有片刻懈怠。所以使王安石说出“意气与日争光辉”这句话的,不是无知无畏,也不是超然洒脱,而是敢于为毕生所愿付出一切,乃至生命的胆识和魄力。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王安石毅然放弃留京任职的资格,自请做地方官。他简装离开了天子脚下优渥繁华的生活环境,也放弃了在汴京搭建人脉网和加官进爵的机会。

他潜心为政,所到之处,必然得斐然成绩。声名既起,朝中的士大夫恨不能与之结交,而王安石却多次拒绝入京,只踏踏实实地做着他的地方官,将自己于书中所得付以实践。

直至神宗即位,他入仕已二十余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已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对改革的规划也越来越清晰。梁启超先生评价:“荆公之学,不闻其所师授,盖身体力行,深造而得之。”

于是在1067年,他终不推辞,应召入京,于1069拜相,开始推行一系列新法,也就此拉开了后人对他的评价成两极分化的序幕。


苏东坡的《赤壁赋》中有一段游赤壁的心得: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乐观豁达,随遇而安,这是苏子瞻。

而王安石在很多年前也写下一篇游记,当中同样有一句被很多人推崇的话:“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矢志不渝,至死无悔,这是王介甫。

写《游褒禅山记》的时候,他还未执政,纵观他一生重要的时间节点,那时距离他后来罢相还有十二年。十余年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的行事为政理念始终如一:但尽吾力,不问前程。

变法的阻力无疑很大,大宋文人的地位空前拔高,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官员过惯了锦衣玉食的舒服日子,自然不愿直起腰身,去夺回原本属于大宋的国土。实是偏安一隅,不思进取,却还要拿“仁义治世,不与外邦争弹丸之地”来粉饰太平。

但纵使宋朝轻武,在西夏、辽国国力日渐增强的时势下也不敢不有所防备,所以推出了耗资巨大的养兵政策,这部分的经济代价自然转嫁到了百姓身上,是以民生益艰,苦不堪言。

王安石推出的第一条新法就是针对农业的青苗法,自言其利曰:“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本质就是救济农民,官府以少于豪民的利息对农民开发贷款,一来减轻农民的负担,二来国库多了一份收入。

在此只举青苗法,仅从这一条,就可见王安石变法之初衷。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执行起来有太多不可控因素。首先它触犯了豪强的利益,必定会受到来自这部分人的阻力,其次,有不少官员为了政绩,强迫百姓借贷青苗钱。

如此,本为改善民生而诞生的青苗法,逐渐背离了初衷。朝中守旧派痛斥这是敛财之法,实为与民争利。的确,青苗法推行一阵后,连百姓的利益也触犯了,而王安石自然免不了面对被各个阶层挤兑的局面。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过这么一句话:离群索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人是社会型动物,大多数人都无法摆脱对孤独的恐惧感。王安石无疑就是精神上的“离群索居者”,孤独伴随了他一生。

王安石不喜应酬,也不爱交游,平生挚友,唯有曾巩,两人均位列“唐宋八大家”。与曾巩相交,王安石本不至于踽踽独行。

相识那年,王安石十六,曾巩十八。二人一见如故,彼此倾心才学,夜夜抵足而眠。曾巩敬王安石之大才,忧他为人低调,声名未起,往后不受重用,于是写信给当时的文坛宗主欧阳修,言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彼时曾巩正处穷困之境,但对挚友的关切完全超过了对自己。王安石对曾巩也同样情谊深厚。他曾经因挑灯夜读导致形容憔悴,次日被上级韩琦误会沉迷声色,他却不对此作任何解释。而后来曾巩因一些传闻被别人恶意诋毁攻击,王安石当即挥毫泼墨,惜字如金的他洋洋洒洒写出长达七百余字的《答段缝书》为曾巩辩白,用大量篇幅在赞颂曾巩文才出众、德行高尚。行文言辞恳切,气势飞扬,最后以一句“阁下姑自重,毋轻议巩!”作尾,尽显对曾巩的维护和深情厚谊。

而这对受人艳羡的挚友,还是免不了近二十年的断交。

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那年,王、曾二人会面,曾巩劝说王安石行事不该如此急切,应当徐徐图之。王安石认为以大宋当今国势,必须大刀阔斧加以整顿,且外有西夏、辽国虎视眈眈,改革事宜,不可缓缓而来。

向来心灵相通,互引为知己的二人,这次没能谈到一起。彼时王安石正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以为挚友远道而来会给自己送上一份熨帖,却不想曾巩言辞恳切,让他暂缓其事。而曾巩连夜约见王安石,也全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他关心王安石的仕途,也心系大宋的国运,是以苦口劝说,但没想到王安石铁了心要逆流而行,当那众矢之的。

据传,两人此次分别后,曾巩病了一场,王安石闭门数日。而后直至王安石二次罢相,两人都未再有交集。

曾巩尚且对变法持反对态度,自不用说朝中固有的反对派来势会如何猛烈。

而王安石对挚友都能如此“决绝”,当然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反对派在民间散布王安石有言“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指责他离经叛道、霍乱朝纲后,王安石面对神宗的询问,于大殿之上掷地有声:“臣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这的确是臣的意思!”

新旧两派之争从未停止。为指导变法,王安石首先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此培养支持变法的核心人员。而这部分人多是晚辈后生,论在朝中的地位,与旧党自然不能相比。王安石凭借神宗对他的信任、交付给他的权力,为保变法顺利进行,暂且将部分守旧派先后贬谪。其间,司马光自请离京,而欧阳修在朝中留到最后,眼见无力改变当局,亦离开了斗争中心。这些正人君子的离开使得两派矛盾不断激化。

1074年,北宋爆发一场大旱。农人收成惨淡,路尽饿殍,家破流离者数不胜数,新法在执行中出现的偏离迹象来不及被规整,早前已经有百姓为躲“保甲法”自断手腕,这一年民生困苦更胜以往,而新法俨然从利民之法变成害民之法,在他们水深火热之际,还要从他们身上剜下一层皮。于是同年,监安上门郑侠冒死献《流民图》予神宗,陈述变法以来民生何以益艰,又言大旱乃变法所致,力求神宗罢免王安石,以平民怨。

神宗对王安石无疑交付了绝对的信任,但行至此时,他也不免开始动摇了。那样大的压力——承载了整个国家的运势、数以万计的百姓的生命的压力,让他这个年纪尚轻的最高决策者不能不有所退却。而后,太皇太后、高太后谓王安石乱国,哭求神宗罢相。

于是在这一年,王安石罢相,任江宁知府。

降官未必能给他造成打击,但这些年他独自站立在风口浪尖,承受的的孤独感是他人不能感之万一的。支撑他巍然不动的,无非是强大的信念,还有回报那个站在权力高峰的年轻人的赤诚之心——作为臣子,当尽全力回报君王对他始终如一的信任。

可惜到此刻,神宗还是动摇了,王安石能感知到,却不作任何言语。

他倾其毕生心血浇灌的大业,不知会走向怎样的结局?一切未可知。或许他已经猜到了走向,但不愿意多想。

朝堂之上,学生吕惠卿接过他的担子,继续变法。王安石暂时脱离斗争的中心,骤然感到一股铭刻于骨的孤独。


1075年,王安石二次拜相。

有人说,王安石若是孔子,吕惠卿就是他的颜渊。但这个颜渊却因恋慕权位,罔顾道义,为迫走他的师相无所不用其极——先是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再是借李世宁案暗诬王安石谋反。但神宗对王安石却敬重如初,自然不信他的话。尽管如此,神宗对变法本身有动摇已成事实,再不能给王安石更多、甚至如往常的支持,内部的斗争更让新法无法推行下去。

时年五十五岁的王安石一如当年写的《游褒禅山记》中那样:尽吾力谋其事,但求无悔,莫问前程。

他多年奔走四方,呕心为政、拟修大业,后来登临高峰,独迎浪潮,年年月月时时刻刻未敢有丝毫懈怠,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把他的精神消耗得所剩无多,而回朝后他仍旧积极参与政事,向神宗提建议,解疑惑。只是神宗再也不似以往对他言听计从了。

1076年,王安石的爱子王雱逝世。他悲痛之中病症多起,神宗也不得不同意他的请辞。王安石退居金陵,此后再未入朝。


他罢相后,朝廷按宰相的待遇给他俸禄,但他数次拒绝。一如在青壮年时期多次拒绝入京任官职。

甚而后来,他将地都捐给寺庙,自己只守着小小的一方半山园,遣度余生。

王安石在官场辗转一生,遇到明君,得了重用,是他的幸。受时代所限,未能实现宏愿,是他的哀。圣人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对王安石来说,无论通达还是穷困,都不会选择独善其身。为了创造自己理想中的乌托邦,他不惜背负万人唾骂,以无比刚硬的手腕“排除异己”,然而当政敌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命悬一线之时,远在江宁的他仗义执言,提笔上奏,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子乎?

与苏东坡那些见他大难临头就连忙与他划清关系的“朋友”相比,品格之高下立判。

这位拗相公的选择项里,从来只有兼济天下。不求名,不图利,擀旋终生,只为大宋。这是北宋名相王安石,也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

而在改革史之外,他于文学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王安石为文重实用,平生多写论政文,风格峻洁直峭、短小精悍,笔力雄健,逻辑严密,在唐宋八大家里自成一格。欧阳修曾赞其:“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后来的梁任公又评价他:“其气之渊懿而朴茂,实临川之特色,而遂非七子者所能望也。”

他的诗篇也备受推崇,开宋一代之风气。晚年退居金陵期间为诗沉婉含蓄,丰神远韵,时人谓之“王荆公体”。


1085年,神宗驾崩。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任司马光为相,元祐更化开始。司马光大权在握,不顾新法在推行过程中起的正面作用,将神宗与王安石一生的心血尽数倾倒于江泽之中,也不听苏轼等人“可保留部分新法”的规劝,把他们再次贬出汴京城,更将王安石在任期间派遣王韶出征,从西夏手中战回的宋土奉还西夏。

元祐元年,在金陵以野老自居的王安石听得新法尽废,半晌怔然。

他二次罢相之时是深秋,来途经去些许时日,抵达金陵时寒意更著了。落地的枯叶时时被霜风卷起,成就阵阵清弱声响,争相涌进他的眼和耳,似乎在暗示些什么。

彼时经了半生风霜的老宰相眺望着远方,素来坚毅的脸上神色莫辨。静伫片刻后,他笑了笑,抬足走向烟雾弥漫的青山——潜心研习经学佛理,写诗作文,再不问朝廷之事。

直至听得保甲法也被废,心中积存已久的哀伤骤然在胸中漫开,令他几乎喘不过气。其实他一直都明白,自己的心从未离开朝堂。

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郁郁而逝。谥号文,后封荆国公。

“我欲往沧海,客来自河源。”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荆公一生,无愧天地,无愧于己。虽有遗憾,却无后悔。

遥隔一千年岁月的历史长河,我诚敬这为往沧海而战斗了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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