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莹莹律师在南京大学法学院完成本科与硕士学位，接下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陈律师决定赴美深造，并于2010年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得司法研究专业(Justice Studies)的博士学位(PhD)和法学院的JD学位，期间于2009年至201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完成JD学位最后一年的学习。有深厚法学功底的陈律师在法学院读JD期间就在旧金山一家律师事务所处理台湾上市公司的复杂商业诉讼问题。又在律所经过几年实践磨练之后，陈律师进入日本罗姆半导体集团，成为其美国三家分公司的法务总监。业余时间，陈律师笔耕不辍，在多家法学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目前陈律师的法律服务范围覆盖了公司创立、融资、管理、商业合同、知识产权、劳工问题、并购重组等各方面的法律服务，并且担任旧金山湾区华人律师协会的副会长。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陈莹莹律师精彩的职业生涯。

作者：刘晓笑

摄影：陶冶

第一部分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不妨有卧龙（求学之路）

1、您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南京大学读的法学专业，当时对于毕业之后的设想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年纪比较轻，我是16岁就进入了大学，当时的想法就是趁自己年轻多学点东西，多了解一些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包括法律经验。当时希望进行法律研究，而且我读大学的时候中国的法治进程刚刚起步，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法律制度很多都是从国外借鉴法律规则和法律经验，有大陆法系，有英美法系的，所以我当时对如何将国外的经验适用于中国本土社会这个课题比较感兴趣。

2、您在很多法学杂志上都有过文章发表，这是不是也跟您刚才提到的希望从事法学研究的想法有关呢？

我在南京大学读法学专业研究生的时候就对法学研究，包括法理学、法律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在一些杂志上，包括《法学》这样的权威杂志发表了文章。在《法学》上发表的是一个案例分析，江苏省高院的案子。我从那个行政案子的处罚探讨了关于程序正义和程序瑕疵的问题，也探讨了实质正义。我后来还在《研究生法学》发表了一篇有关法哲学的文章，纯粹是出于对法哲学的兴趣，我在那篇文章中探讨了现象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关系。

2、您在南京大学硕士毕业之后到来美国之前有一年时间，那段时间有怎样的经历呢？

我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法学所读了一年博士，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对法学研究比较感兴趣，总想读一个博士学位，以后进入高校进行更深入的法理学研究。

3、您是什么时候产生了来美国读法学院的想法呢？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呢？

我其实在研究生的时候就考了GRE和托福，但是当时没有想好在中国继续读法学博士还是出国深造，后来读了一年觉得如果想要真切地了解西方法律制度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来美国，而且也不希望GRE和托福的成绩浪费。

4、我们一般法学专业的同学到美国都是直接读LLM或者JD学位，为何您还读了一个司法研究专业的博士学位呢？这个Justice Studies对我们大多数同学来说可能也比较陌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么？当时是JD学位和PhD学位同时进行的么？

对，Justice Studies我可以先介绍一下，是一个法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所以它的范围也比较广，包括法律研究、司法学、法律社会学等等。我们那个学校那个专业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就是大家知道的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朱苏力教授，而我是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第三个中国学生。我申请学校时查了一下，美国有这个专业的学校就只有几所，而这所学校给了我全额奖学金，而且他们也有PhD和JD的联合学位项目，所以当时两个学位的确是同时进行的，当然也非常辛苦。我当时想要保留住奖学金，因为这样可以免学费，并且拿到一些生活费，所以我在博士学位那边担任了助教的职位。而且在我进入法学院后得知，要想继续拿到这个奖学金，必须要单独带课，所以我当时不仅做了助教，而且还自己作为老师单独给本科生上课。我既要给两个本科生班上课，还是两个学位的全职学生，还要进行一些法学院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在Phoenix也就是凤凰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当时确实是非常忙，还好坚持下来，并且在2010年拿到了两个学位。一共读了6年，PhD在美国平均要5年，JD平均要3年，所以我6年能拿到两个学位已经是挺满足了。

5、您持有加州律师资格，可以为我们正在准备律考的同学谈一下备考经验么？

首先，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尽量参加一下课后辅导班，我不知道现在的课后辅导班是什么，我们当时是Barbri。（现在也是，哈哈）他们前段时间还被起诉了，我好象也拿到了一点settlement。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能够迅速理清脉络的方式。另外对我来说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对于每个部门法一定要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有一个大概的框架，就像是Outline一样。这样不管你是碰到选择题还是文字题，都可以迅速找到它在框架中所在的位置，以及相关的知识点，这样你就不会漏掉一些问题了。

第二部分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公司法律顾问）

1、您在读JD期间就开始在旧金山的一家服务亚洲客户的精品所开始工作，当时是如何得到这个机会的呢？

在我读JD最后一年，来到了加州伯克利法学院。在伯克利有一个job bank，就像是内部校园网络，想要来校园里招聘的雇主就会把职位放在job bank里面。当时我在里面看到旧金山有一家律所想要找一个会讲中文的律师，我申请后通过面试，一切都比较顺利。

（那个时候您周围有竞争的中国学生么？）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在法学院读JD的中国学生还是比较少的。

2、刚开始进入律师行业，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有哪些收获呢？

对我来说当时最大的挑战就是，从一个只需要对学校要求作出回应的角色到如何对律所和客户的要求作出回应的角色的转变。比如要写一个memo，法学院里面也有这样的练习，给你一个假想的案例，你对案例进行分析，并且做一些法律检索，再按照IRAC的模式把你分析的争点写下来，这些都是有固定模式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首先要搞清楚到底是要干什么。比如你严格按照法学院的要求写了一个长篇大论的memo，但是你的合伙人可能只需要你给他一个很简短的答案，这可能也是客户的要求，因为客户不想花那么多钱让你写一个那么完美的memo。

所以这对于当时的我是最大的挑战，也是让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收获很大的，也就是说首先要搞清楚工作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再开始进行工作。

3、后来您又进入了硅谷的一家精品所在其中处理公司业务，也是主要服务亚洲客户的，当时为何转到这家律所？同样是律所，在这家律所与之前相比，有什么新的收获么？

还是因为个人兴趣对于职业方向做出的调整，之前三藩那家律所主要是做诉讼的，比如我们代表台湾的上市公司在美国法庭进行商业诉讼业务，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个人对于非讼业务更加感兴趣。因为非讼业务是一种双赢的模式，而诉讼业务是耗时耗力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往非讼业务以及公司法方向转变。非讼业务更像是在建设新的东西，而不像是诉讼业务那样，大家有时候是在消磨对方的时间和精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三藩那家主要做诉讼的律所到了硅谷开始主攻非讼业务。

第三部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1、您在一年多前进入了日本罗姆半导体美国分公司担任法务总监，是出于怎样的契机和考虑，让您离开律所，进入这家公司做法务呢？

因为从事公司法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自己对商业比较感兴趣，而且在律所为公司的客户做业务，能看到的东西是比较片面的，我也无法得知在我提出了法律建议之后，这个项目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真正地进行下去。在公司里面就不太一样，因为从头到尾来龙去脉都比较清楚，能够与商业靠得更近。

2、您现在在罗姆半导体的工作中主要工作内容是怎样的？

我的工作内容还是比较广泛的，公司的大小法律事务我都有涉及，主要比如有审阅合同、合同的法律谈判，法律咨询、法律风险评估、合规管理、员工培训、知识产权、劳工法以及诉讼，当然对于专利、劳工法和诉讼我们主要交给外部律师处理，所以我也要负责管理这些外部律师的工作。另外涉及到我们集团公司其他地区法律部门的工作，我也会参与和其他法务的交流。

3、罗姆半导体在美国算是一家外企，在外企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么？

我觉得你的这个称呼很有趣，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但是现在听你这样说，我觉得的确这是一家外企。我现在主要负责日本罗姆集团在美国的三家分公司的法律业务，这些公司其实是相互独立的、在美国成立或运行的公司，所以在法律意义上讲，他们是属于美国公司。但是之所以称之为外企，是因为有母公司亚洲文化的渗透。对于律师的要求就是我们更要有独立的思考判断的能力，而这家公司当时想让我对于美国这边法律业务进行主要负责，而不是让他们的日本总部的法律部门进行负责的主要原因也是这样，他们希望找一个在美国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律师，从而形成对于美国这边法律事务的独立的法律意见，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跟着亚洲总部的经验走。因为他们也知道外企进入美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遵从当地的法律制度，做好localization。

在企业文化上，我们公司既有日籍员工，也有美籍员工，管理层主要也是美国人，所以在企业文化方面还是比较美国本土化，受到日本文化影响不是那么多。但是还是会受到一些母公司的影响，会产生一些和当地文化的不一致。

3、您觉得在美国做律师和做公司法律顾问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对于我们即将步入职场的年轻法律人在选择职业道路方向的时候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主要有两点差别，第一个就是考虑问题的角度，在律所做律师并不太了解公司内部的经营问题。所以在律所工作的律师首先从法律角度考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发现律所的律师提出的意见往往是偏保守的，因为这样法律风险对他来讲最低。但是公司内部律师不仅要考虑法律方面的因素，很多时候更要考虑商业方面的因素，因为你要为公司的整体利益着想。很多情况下你不能直接说这个交易不能进行，而是需要想一个替代的方案，既要降低法律风险，又要让这个交易进行下去。

第二点差异就是打交道的人、涉及到的人际关系不太一样。在律所里面，主要接触的就是你的合伙人、你的同事，大家都是受过专业法律培训的，大家都知道你在讲什么；而在公司里面，很多情况下你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因为涉及到公司的法律业务，你就需要公司内部不同部门的支持才能进行下去。这样就可以想象大家都没有法律背景，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花时间想怎么能让大家明白你的意思，怎么能够更好地跟大家沟通，怎么跟大家更好地合作进行一个项目。

对于年轻法律人来说呢，我想大家还是要想清楚自己感兴趣的究竟是什么，当然这个感兴趣的方向也不是凭空可以想出来的，而是要尽量去接触不同的法律领域，不管是诉讼还是非诉讼，跟自己身边的朋友多沟通，比如曾经在律师事务所里面工作过的律师，曾经在公司里工作过的法务。有机会的话，当然最好自己实践一下，看自己究竟是喜欢怎么样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珍惜自己的每一个机会，并且有可能的话也要给自己创造机会，这样当一个真正适合你的机会降临的时候，你才能更好地把握。

4、您的工作经历一直都与亚洲业务相关，硅谷这边亚洲相关法律业务有什么特点呢？

我觉得硅谷这边亚洲相关的法律业务特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你会感觉到全球化的深入，尤其是你面对亚洲客户，或者和亚洲那边打交道比较多的话。比如可能项目谈判和签约方是在美国硅谷，生产方可能在亚洲，产品设计和研发可能是在欧洲。比如谈判对方也是一个全球化的大公司，签约方可能在硅谷也可能在纽约等其他地方，而真正向你购买产品的公司是谈判对方的关联公司，也可能是一个第三方。涉及到人和物的复杂性大很多，这增加了律师工作的难度。

第二点也是充分体会到不同法律体系下律师做事方式不太一样。比如我拿到亚洲过来的法律文书，他们的行文风格以及对于一些条款的处理（比如免责条款）就会跟美国不一样。所以对律师来讲也是要懂得如何协调，让不同法律文化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第四部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综合问题）

1、华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是不是会遇到更多困难，社交上比较难以融入，您在美国呆得比较久，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经验么？

我自己现在也不能说就已经融入到了美国主流社会，虽然加州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有一些城市的亚裔都超过了50%，所以作为华人不太会有minority的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像我一开始在亚利桑那州是白人为主，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确是一个少数族裔。那么至于怎么克服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第一个是不要给自己设立界限和瓶颈，不要只跟华人交流。现在硅谷一些大的科技公司已经有CEO是由第一代的印度裔移民担任了，既然有印度裔移民可以这样做，我们第一代的华人在美国也可以做到。所以一定不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少数族裔，就只跟华人在一起。

第二个就是主动破冰。有时候可能因为觉得我们是华人，在面对其他族裔的时候，会想他是不是觉得我是华人所以不愿意跟我交流。其实在这个时候，可能对方也有这样的顾虑。所以你作为其中一方可以主动尝试迈出这一步，主动破冰。

2、您认为作为一个优秀法律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从法律实践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逻辑思辨能力吧，简单地说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在法学院的教育中就是issue spotting，后来在工作当中你会发现，不管是做诉讼还是非诉讼，这其实是一个最基本最关键的能力，不管是法学院的学生还是年轻的律师都要在这方面多加练习吧。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心态和态度的问题，如何提供自己作为一个独立法律人的独立法律意见。大家可以经常想一下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学法律，很多人可能是为了有一个高收入，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当然这也是一方面，但是每个走进法学院的学生都应该会有一个初衷。所以希望大家都保持一个不忘初心的本色吧。当然不是要求你整天搞民权运动，而是在日常处理法律事务的过程中坚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周围的人和事。

3、您认为，能有今天的成功，您相比他人最重要的优势是什么？

我到今天也不能算是成功，只能说是对于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还是比较满意，以及对于自己一路走过来得到的回报还是比较满意的。我觉得谈到自己的优势，因为我自己的背景和这边很多律师是不一样的，我在国内读了两个法学院，有法律本科、硕士学位，还在社科院读了一年的法学博士，来到美国又读了两个法学院，读完了JD和PhD，并且做了一些法理学、法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所以我的中美双重的法律研究背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一个方面，我自己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无论多么小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对待。比如我第一次在公司做员工法律培训，我自己做了PPT又反复练习了很多次。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项目，但是那一次培训，员工的反馈非常好，他们听了非常有收获。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多小的事情都要全力以赴。

4、面对高强度的工作，会不会也有压力很大、烦躁、情绪不好的时候，您是如何调节的？工作生活如何协调？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都会有压力，就我而言，我喜欢运动，我经常跑步、打网球，每个星期都会去健身房几次，这是对我来讲一个比较好的减压方式。另外还要寻求外部支持，可以是家人、朋友甚至你的老板，在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寻求一些帮助。还有，可以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像是华人律师协会，我现在做副会长已经快两年时间，每次去参加活动都会有一些收获。

5、刚才您也提到了您在旧金山湾区华人律师协会中担任副会长，可以进一步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平时都有怎样的活动么？

这个协会是在湾区的有中国背景的律师组成的一个法律群体，但其中也有很多湾区的法学院学生。我们搭建这个法律平台，是为了满足当地的法律学生、律师、公众的法律需求。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活动，有针对法学院学生的，比如面试礼仪方面的研讨会；也有针对律师的活动，比如关于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我们请一些专家来讲解；也有一些社交活动，让律师、法学院学生还有公司法务互动交流；还有面向社会大众的法律服务，比如移民法方面的，还有劳工法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讲座，让公众知道出现法律问题的时候如何寻求帮助。

像我刚才提到的，每次参加湾区华人律师协会的活动都会有收获，并不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去了就一定能找到工作，但是建立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的社交网还是很重要的。

6、那么到目前为止，您最骄傲的一段工作经历是什么呢？

我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时，曾经有一个项目当时一切进展得都很顺利，我们代表投资方，对方是一个初创公司，但是就在快要交割的时候，大家发现其实双方对于一个关键点也就是一个知识产权许可的问题有一个分歧，大家陷入了困境，这个许可问题是双方的一个重要交换条件。但是在大家基本上都快要放弃，已经几天不讨论的时候，我跟我的同事商量有什么办法。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许可协议中的条款并不一定要非黑即白，它可以是exclusive，也可以是non-exclusive，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时间点把这个exclusivity在这个时间点上进行切换。正是这样一个替代解决方案把双方又重新带回到谈判桌上，这一点也是对我启发很大的。在双方陷入僵局的时候作为律师如何带领双方走出困境，想办法把交易进行下去。

5、在职业生涯中，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刻是？您是如何度过的？

我在工作上还是一直比较乐观的，但是每个人肯定都会有对工作不如意的地方，比如本来你可能想做这个工作，但是老板交给我的却是另外一项工作。这个时候我会以很积极的心态坚持下来。其实很多情况下，一开始你可能看不到，但是每一个你认真做过的事情对你将来都是有意义的，就好像乔布斯的关于点的理论，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小点，你往前看可能看不到什么，但等过一段时间回头来看发现这些小点都已经连成了线，形成了职业和人生的轨迹。打个比方，当时我在读PhD的时候要给本科生带课，我当时想我如果只是想做一个律师，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这么辛苦。但后来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经验，包括如何在课堂上讲课，如何给同学讲解，怎么处理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都可以锻炼你的能力，像是negotiation，communication，还有public speaking。所以不要看轻任何一个机会，对于任何一段工作经历都要认真对待。

刘晓笑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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