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讲，患者从精神分析师那里所获得的人道支持，与一个朋友从另外一个朋友那里获得的支持几乎是没有差别的：感情方面的帮助、鼓舞，并且关注他是不是开心。这或许形成了患者第一个可能受人体谅的经历，首次得到另外一个人的关心，觉得他不算是一个实际上抱有怨恨的、容易猜忌的、放荡不羁的、有着极高要求的或者喜欢说谎的人。并且，对于他具有这种倾向，尽管这个人非常清楚，却依然喜欢他，尊敬他，认为他是勤奋努力的人。假如精神分析师可以证明自己作为朋友是非常靠谱的，那这段让人愉悦的经历或许会让患者重新学会相信别人。
我们既然对自我分析是不是可行的这一点感兴趣，那对精神分析师所需要做的这些工作进行回想，考察对于独自分析的患者而言，它们能在怎样的范畴内被接纳，这种做法应当是合适的。
可以肯定，相比我们对自身的观察，一个专业的旁观者会具有更加精确的观察，尤其是在牵涉我们自身时，我们一定不会多么公正无私。不过，和这种情况截然相反，存在一个早就探讨过的事实，那就是，相比任意一个旁观者，我们对自己更加了解。精神分析治疗的经历证明，对于自身的问题，假如一个患者一直试图对自己的问题进行认识，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就会拥有敏锐的自我观察能力，并且这种能力非常惊人。
认识与说明在自我精神分析过程中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依照经验，相比一个单独开展分析工作的人，精神分析师可以更迅速地抓住观察中可能具有的含义与重要性，如同一个出色的技术人员可以更迅速地将汽车故障找出来那般。在一般情况下，他也会具有更加完整的认识，因为他的认识可以掌握更多的含义。对于已经抓住的要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更加真实地进行认识。患者的心理学知识将在这儿具有价值，尽管在心理学方面长期工作所积累的经验是这些知识取代不了的。对患者来讲，不管怎么样，他都完全可以理解自己观察的含义，如同第八章中所讲的例子想要阐述的那般。自然，他可能发展得并不快，而且缺乏精确性，不过，我们不应当忘记，就算是在专业的精神分析过程中，精神分析师所具有的认识能力也无法决定关键性的发展速度，对此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患者接受自我反省的能力。在这儿，最适合引用弗洛伊德对刚开始与患者合作的年轻精神分析师讲过的那句安慰话，他表示，在评价联想的时候，他们不应对自己的能力太过担心。精神分析过程中真正的困扰是对患者抗力的解决，而不是理性的认识。我坚信在自我精神分析中也是如此。
一个人可以克服自己的抗力吗？这个问题与自我精神分析是否可行紧密相关，所以，它才是需要回答的。但是，相比依靠自己的能力飞黄腾达——这自然会联想到——好像不存在任何保障，原因是，其实仍旧会有一部分自我继续保留下去。自然，这项工作的可行性完全由抗力的强度决定，如同完全由解决抗力的刺激力量决定那般。不过，关键的问题——我准备把答案放在下一章——是可以在哪种程度上得到解决，而并非是不是可以把所有抗力都解决掉。
仍有一个真实情况存在于专业的精神分析过程中，也就是精神分析师所要做的并不只是给出解释。在患者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他作为一个人，与患者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关键的要素。要把这种关系的两个方面提出来。第一，在这种关系中，患者和精神分析师一块儿对他的举止进行观察，把一个特有的分析患者在通常情况下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机会提供给患者。在惯常的关系中，假如患者知道了怎样用心观察他自身，那患者自己就完全可以代替精神分析师，从前面所讲的那些行为中获得益处。在与精神分析师合作的过程中，患者所表现出来的期待、愿望、担忧、缺点以及压抑，和他在与朋友、爱人、孩子、老板、同事或者仆人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情绪有着本质的区别。假如他认真、用心地进行了解，那么他将发现在全部这些关系中都包含了他的特性，他将有充足的机会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完全真实的社会存在。
不过，至于这些原始材料是不是被他充分利用了，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可以肯定，当他试图点评他本人在他与别人相互关系中的情况时，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摆在了他面前——相比在精神分析的情景中，这个工作显得更加艰难。在精神分析中，精神分析师自身的情况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想要把他自身出现的困扰找出来并不是一件难事。在寻常关系中，其他人都拥有自己的特征，就算他客观、真诚地对自己的愿望进行观察，在面对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困扰或者阻碍时，他或许也会倾向于让其他人负责，而且将自己看作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受害者，或充其量只是做出一种替它们的无理性争辩的反应。在后一种情形中，他未必如同迎合公然谴责那般不敏感。他或许会用表面上具有理性的态度坦诚他是容易发怒的、愤懑的、不忠诚的，甚而是卑劣的，但却偷偷将这种争辩的态度保留了下来，并对其他人的过分行径做出恰当回应。对于自己的弱点，他越是无法正视——其他人就会推断出越激烈的困扰因素——他失去因为了解自己而有所收获的危险性就越大。对于掩盖别人的缺点和诽谤自己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假如他都存在夸大其词的情况，那这两种危险就确实具有相同的特征。
还存在另外一个因素，使得相比在患者和其他人的关系中，患者在自己与精神分析师的关系中更加容易发觉自己的特征。他的苦恼的个性——他的怀疑、依赖、自负以及报复，他想要将最低程度的伤害消除跟减弱的倾向，或不管其中的任何一个——常常与他最重要的切身利益不统一，这不但由于他与别人的关系因它们而让人不满，并且他还因为它们对自己不满。但是，在他与别人的普通关系中，这一事实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一些东西，他觉得自己期望凭借维持依赖、进行报复以及超越别人的方式得到，所以，有关什么是他此时正在做的，他极少想要去了解。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相同特点的体现形式就是如此直白地不遵循他自己的利益，从而导致在对患者有害的个性进行了解时，精神分析师几乎都是准确无误的，患者蒙骗医生的情况很少会出现。
不过，一个人要是希望不再受感情阻碍的制约，在可能的范畴内，并不容易全然被带到分析他对别人的态度中。就如第八章中谈及的自我精神分析例子中会见到的那般，有关她近乎病态的依赖性的复杂问题，克莱尔使用检查自己与爱人之间关系的方式进行了研究。她依旧顺利完成了，虽然上述两个障碍其实几乎是难以攻克的：与她相比，她爱人的人格起码有着相同程度的混乱；她从自己的神经症的期望以及担忧出发，必然存在一种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利益，让她避免对自己的爱其实是一种依赖的需求这一事实进行了解。
精神分析师对患者直接的以及委婉的人情帮助是他与患者关系的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到在一定的程度上，精神分析师所提供的别的帮助是能够被替代的，所以在自我精神分析过程中，单纯的人情帮助在这里必然会受到限制。假如一个人单独工作，不过却非常好运地拥有一个对他非常理解的朋友，在与这位朋友待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可以把他所发掘的拿出来议论，抑或假如他可以常常与一位精神分析师就这些所发掘的进行审视，那他就会意识到自己在工作中并不是孤军奋战。不过，这种缓兵之计并不能完全把患者在与别人的密切协作中努力工作所产生的所有无形作用取代掉。这一帮助的缺失也是让自我精神分析这条路变得难走的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