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昏睡十年
在西方文明史上，能与耶稣之死相提并论的仅有苏格拉底之死。劝人向善的耶稣为了替人类赎罪死于十字架上，得以杀身成仁而名垂青史；同样劝人向善的苏格拉底因“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的罪名死于雅典监狱被历史铭记。然而，与耶稣的杀身成仁、死而无憾相比，苏格拉底的死更具悲剧色彩，他死于不理解自己的雅典同胞之手，被认为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更是一大悲剧。对于这样的大悲剧，后人理当一探究竟。
苏格拉底早已远去，其一生述而不作，未给我们留下片纸短张，历史上有关他的生活和思想言行的记载主要从其朋友兼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著作里获得。一般认为，阿里斯托芬描写的是遭戏弄、调侃的、具喜剧色彩的苏格拉底，色诺芬记录的是作为常人、平庸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无论谁笔下的苏格拉底更接近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能够让历史铭记，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是柏拉图笔下的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这样的苏格拉底也许有理想化的成分（历史上又有多少人和事是原本的面目而没有后人的穿凿附会的成分呢？），然而后人宁愿相信这样的苏格拉底，至少并不反感。拙文对于苏格拉底悲剧性之死的探究姑且就以柏拉图的记载为主要文本依据。
根据柏拉图的《自辩词》中所记载的苏格拉底的自辩词，苏格拉底自称控告他的起诉书大致如下：“苏格拉底是个做坏事的人，因为他腐蚀青年，不相信国家（城市）所信奉的神祇，而相信其他新的精神存在。”表面上看，苏格拉底是以“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的罪名被起诉的，但在这两项罪名背后隐藏着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派在对待其时民主政体态度上的深刻分歧——苏格拉底的强烈不满与民主派的无条件拥抱。至于为何民主派不直接以“反对民主政体”而以“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的罪名起诉苏格拉底？那是因为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公开反对民主政体，他只是对其时被别有用心的民主派利用、已然变质的民主制表达强烈不满。
民主派将“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这两顶大帽带在苏格拉底头上在当时的雅典城邦还是能服众（庸众）的，毕竟苏格拉底出于对其时雅典民主制的不满确实不信奉雅典城邦专有的神祇——说理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此二神祇是雅典民主的象征。苏格拉底不信奉城邦专有的神祇，还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向任何人宣称有自己个人的神灵指导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苏格拉底也确实吸引了一批富家子弟投靠自己，无所顾忌地揭示其时民主制的弊端。
其时的民主制究竟如何令苏格拉底如此不满？苏格拉底心目中的民主制又当如何？这是两个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苏格拉底身处雅典民主制面临深刻危机的时代，民主政体几经被推翻，经历过寡头政治统治的普通雅典人痛恨寡头政治的专制和暴虐，他们怀念雅典民主制曾有的辉煌，但并不真正领会民主制的精髓，将民主制简单理解为严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没有是非善恶判断的民众自治。而重新掌控政权的民主派已如惊弓之鸟，大搞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为使自己的意图和欲望现实化，行为合法化，他们摇唇鼓舌，通过巧妙的“辩论术”将正义等德性置于抛弃了真理客观标准的、以利己为价值取向的个人臆见及其自由意志的肆意玩弄之下，以民主代言人、民众利益维护者身份自居的他们利用民众对民主制的好感和误解以及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尽其所能地取悦大众，煽动民众情绪，将大众民意牢牢操控在自己手中，使大众沦为人云亦云的应声虫和失去是非善恶判断力的庸众，使民主完全沦为实现其少数人利益的工具。这种完全受已然堕落的民主派操控的民主制，在苏格拉底看来只是“非正义的民主制”和“庸众的暴政”。雅典民主制的这种弊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充分暴露。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在阿吉牛西之役大败斯巴达海军，政客们却以阵亡将士的尸首没能及时运回为由，滥用冠冕堂皇的民主对10名海军将领提起诉讼，公民大会判处其中9人死刑，大会核心人物苏格拉底认为审判不合法，投了反对票，得罪了操控民意、排斥异己的民主派，被结党营私的他们怀恨在心，这为后来被控告埋下了隐患。雅典民主制的工具化、庸众化和民主精神的败坏，使得曾经显赫一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然成了徒具民主驱壳的累赘。富有哲学反思精神、众人皆醉惟其独醒的苏格拉底对此痛心疾首，他决心做一个勤劳的、清醒的、执着的却令人反感的牛虻，去叮咬雅典这匹昏睡在虚假民主制温床上的、血统高贵的惰马。
在苏格拉底看来，民主本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民主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严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没有是非善恶判断的民众自治，不应是被少数利己主义者利用的工具，不应是未经省察的苟同；真正的民主应经受省察，应受到制约，应合乎正义，应体现公众利益，应是“智者（真正的智者，非‘智者学派’）统治”的精英治理，尽管这一民主理念并不完全符合现代民主精神，但与其时的空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的民主派相比已经很了不起了。
除了与雅典民主派在对待其时民主政体态度上的深刻分歧导致苏格拉底遭记恨并被控告以外，其证实“神谕”的行为惹恼了雅典的上流阶层及其盲目追随者也是其遭记恨并被控告的原因。
雅典德尔斐神庙的“神谕”认定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他自觉自己并无智慧，于是他决心对“神谕”进行求证。他每天出没雅典的各种场所，与任何人以追根究底问答的方式讨论人的各种德性问题，那些本来自认为很明白的人最终都被苏格拉底这个自觉无知的人问得自相矛盾、无话可说，陷入思维困境，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终于明白，原来众人都是自作聪明，神谕说我苏格拉底最聪明，是借我苏格拉底之名告诫人类，“自知其无知”是人的唯一有价值的、可以称之为拥有“智慧”德性的东西，而人只有拥有这种自觉反省才能追求关于“善”的真正意义的知识，才可能踏上通往“幸福”的道路。同时他体会到神要赋予他以天职，那就是通过他让别人也达到对自己的“无知”有清醒的自觉，这是一种比自己优秀得多的存在者的神圣命令，如果不服从就意味着选择了恶行，背离了“善”。由此，他苦口婆心劝说人们要潜心向善，清醒认识自己的无知。然而他证实“神谕”的行为惹怒了许多有身份、有脸面、享有智慧声誉的上流阶层。常常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他们觉得苏格拉底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故弄玄虚、故意找茬，是不安好心地扒光他们身上的华丽服饰，令他们当众出丑，为此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
苏格拉底被判处极刑则与其在法庭上的表现有关，说苏格拉底主动求死也不为过。雅典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庭是由500名来自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本来，凭苏格拉底的智慧完全有能力准备一份雄辩有力的辩护词，凭苏格拉底的辩护能力完全有能力说服陪审团中的多数成员站到自己这一边，但苏格拉底不愿向徒有其表的民主制屈服，宁愿一死也不屑于利用其认为的失去了精神内核的、被民主派利用的其时民主制的缺陷为自己获取背叛了灵魂的身体的自由，他不能容忍让自己的活命替徒具外壳的雅典民主制作最后的辩护，，如果自己利用言论自由、获得多数人支持而获胜的话，这将不是我的胜利，而是雅典现行民主制的胜利，这是一个阴谋，如若这一阴谋得逞的话将是对自己、对民主制的精神都是灾难和悲哀。在法庭上，苏格拉底目中无人、口出狂言，毫无畏惧地声称自己的言行是遵循了自己的神灵的旨意，这一藐视法庭的傲慢态度将陪审团中的多数成员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判定自己有罪。在量刑表决是否判处饮鸩自尽的时候，他本来可以交付一笔赎金，可以把妻儿带上法庭求情，用妇孺之情感化陪审团，或直接向陪审团低头，请求自愿流放，这样做都可以使自己免于死刑判决，如若苏格拉底这样做了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这些做法都是民主派愿意看到的，甚至是梦寐以求的，这比将苏格拉底处死还要过瘾。然而视正义等德性胜过生命的苏格拉底怎么可能让民主派得偿所愿呢？他说：“我不是因为没有尽力为自己辩护才被判有罪，而是我没有厚颜无耻地进行表演，没有以取悦你们的方式向你们献媚。你们愿意听我哭泣哀号，愿意我去说些和做些我认为毫无价值、而你们习惯于从别人那里听到和看到的事”。并且他再次激怒陪审团，先是荒唐地、狂妄地要求陪审团宣布他有功于雅典，是公民英雄，后又提出缴纳为数只有1迈那的象征性罚款，令陪审团和在场公众哗然，苏格拉底决意赶走部分陪审团成员的犹豫不决和内心不安，似乎欲故意将陪审团手中的鸩酒抢过来送至唇边。（《克里托篇》）。
临刑前，学生、朋友们为他安排好了越狱逃离雅典的道路，被其断然拒绝。苏格拉底对劝逃的克里托阐述了他的公民道德思想：作为雅典城邦的公民，几十年来在城邦的保护下成家立业、接受教育，过着安定无忧的生活，这说明自己接受了城邦对自己的保护，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对城邦法律没有异议，既然对自己的审判是以城邦法律的名义进行的，那么自己必须接受城邦法庭对自己的判决，哪怕判决是非正义的。这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城邦，既然选择了、并接受了这个城邦法律的保护，公民就得履行公民维护城邦法律的义务。如果自己不服从城邦法庭对自己的判决而逃亡国外，就会造成对城邦法律的否定和损害，城邦的基础就会因自己的贪生怕死而动摇。如果每一个被控告的公民视城邦法庭审判不公，然后设法逃亡国外，那么城邦法律就会名存实亡。（《克里托篇》）此其一。其二，即使城邦法律被恶用，一些人借用城邦法律的名义对自己实行了不正义的审判和判决，而如果自己越狱逃亡，就是以非正义对付非正义，这种“复仇”行为将违背追求正义之士的行为准则，别人作恶决不应该成为自己作恶的理由。并且自己若越狱逃离雅典就是故意作恶、自甘堕落，较陪审团、庸众出于无知对自己的不正义更糟糕。因此，他认为，自己无怨地等待服刑是作为城邦公民应有的、必然的道德选择，符合自己的道德理想。他提醒克里托，作为有道德理性的人，不应该只是追求活着，而应该活得好，那就是省察人生，追求“善生”。他说：“如果人非要在实行不正义与接受不正义两者之中做出一种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接受不正义而绝不实行不正义”（《高尔吉亚篇》）。他就是从这种道德理想出发从容就死，以对生的无悔放弃履行作为雅典公民的道德责任，实现自己的“善生”理想。
苏格拉底无惧无悔地饮鸩自尽，但他知道雅典这匹血统高贵的纯种惰马一时不会从虚假的民主制的温床上醒来，老“牛虻”在叮咬完最后一口后遭到雅典镀了金的民主大棒棒击无悔地倒下了，苏格拉底闭眼的那一刻是无惧的、无悔的，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任何言行都合乎自己的神灵的旨意，自己的赴死也是去和神灵相伴，但他应该是有憾的，他至死都没有得到雅典民众的理解，即便在其死后，雅典公民仍然视他为雅典的公敌，认为他咎由自取、死有余辜。雅典的民主制也终究没有恢复它昔日的荣光。因此黑格尔将苏格拉底之死视为“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
苏格拉底之死之所以是悲剧，不在于死于一些伪民主人士和一些心胸狭隘的小人之手，而在于死于不理解他的一片苦心的正直善良平庸的雅典同胞之手，他们将经历过寡头政治灾难的雅典城邦及其民主政体视为自己的孩子，却不知这孩子已重病缠身，作为父母的雅典公民讳病忌医，对苏格拉底这一良医恩将仇报、痛下杀手。可以说，普通的雅典公民与至死不愿离开母邦的苏格拉底在爱国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如何爱上是有距离的，这段距离是导致苏格拉底之死悲剧性的深刻原因。
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性还在于，以他的智慧是明知难以唤醒被蒙蔽、沉溺于虚幻的民主假象中、浑然不觉民主危机的雅典人，但“众人皆醉惟其独醒”的苏格拉底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苦心劝人省察人生、潜心向善。然而处处标榜自己推崇民主、言论自由的雅典人实际上是以言论有罪的名义控告苏格拉底并处以极刑的，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和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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