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上海的阴冷，总让我有着说不出的感触。因为小时候最喜欢冬天，一想到冬天即将临近过年了，就火急火燎地催着爸爸带着我去买鞭炮、放烟花。每每来到鞭炮店，爸爸总买最响最贵的大地红。
那时鞭炮摊子一到过春节，就挤满人一只只手高举着买好的鞭炮，各个都穿着喜庆的大地色衣裳，时而有人串出人群，时而有人挤进人群，可热闹了。
爸爸那时也年轻，个子高，一个转身一下子就挤进人群，而小小的我只能穿着厚厚的棉袄透过大人们两腿之间的缝隙往里看，在摊子外面炒杂的人声中，仔细辨别着爸爸的声音，着急得干跺脚，小小的表情也是紧张的鼻子眼睛都挤到一块，生怕爸爸买不着最响的大地红，更着急也期待着爸爸能为我这可爱的胖娃娃，来些意外的小惊喜。
没想到，在簇拥的人群中，终于看见了爸爸刚买的新皮鞋正转向我，我便也离开这拥挤的人群，一跑一跳的来到人群边，和着爸爸搬着摆满鞭炮的大箱子。我则手背在身后，用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望着爸爸，爸爸一看我就明白了，从大箱子里，拿出一串串火红火红的鞭炮给我玩。我则是生气的，小小的手往腰上一插，撅起了可爱的小嘴，脸则像这没有胡子的关公，肉肉的，红红的。接着爸爸又拿出了另一串，我摇了摇头，后来父亲把这箱子翻了个底朝天，仔细地倒给我看。
我大过年的，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这才听见后面一个小哥，忍不住笑了，他手里则拿着另一个装鞭炮的箱子，而父亲一转身，手中就握着一把我最喜欢的满天星烟火。看到这些烟火的我，一边哭一边笑。惹得周围的大叔大妈们，眉开眼笑，连连说我胖嘟嘟的真可爱、真喜庆。但一到除夕，真到了放鞭炮的时候，我便只敢躲在二楼的窗户，捂着耳朵往外看，胆小的我看着鞭炮炸开，吓得眼睛也不敢睁开。
这鞭炮声大约要回响好久才会停息，而这鞭炮的烟雾也会引起第二天的一场雾霾，但我这叶公好龙的孩子，却已不顾一切睡得死沉死沉的了。
后来大些了，就和爸爸妈妈回山东老家过年。老家的年味可真是浓，一走到村头，就听见，连绵不绝的毛驴子叫声。看见整片整片的红色，好像连土地也因过年而染红了。于是我问爸爸，这毛驴子叫是这儿过年的风俗吗？爸爸则笑得前仰后翻，让我自己去一探究竟。
一来到这老家的后院，再看看，原来是一群孩子，在用鞭炮吓毛驴子，他们把这鞭炮拴在了毛驴的尾巴上，鞭炮一炸，毛驴热闹的蹬着后腿满院子跑。那可真使我和那些老家的孩子笑得坐在了地上。似乎这还不过瘾，而满院的红辣椒又印入眼帘，或许是遗传调皮的爸爸吧，我便狠狠地抓了一大把，一个个地为给毛驴子吃，开始毛驴子也只是闻闻，最后终于吃下了一大把。起初还是有规律的匀速咀嚼，后来这毛驴子辣得直叫唤，看着我的惊人举动，孩子们纷纷效仿，大家遍打成了一团。
原来这村子里的人呢，都是一家，都姓李，这辈份真是难搞，有的比我小五岁，我要叫他叔叔或姑姑，当然让我满是不爽，但听到别的留着胡子的大人们叫我大姑，心里总有一种奇妙的感受，好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感觉还不错。
那里过年可热闹了，婶婶和家里的女人们都忙着做年夜饭，她们做起饭来，可是热腾腾的一把好手，揉起花面团来，比男人都厉害，那里的孩子还告诉我，他们这年饭要吃到正月十五呢！我一听那可是开心的说不出话来。
过年当天，在给大人们拜年后，我便做坐到了正席，好几个比我年长的孩子给我挤眼色，我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直到婶婶走了进来，刚想把我从主桌上抱下来，这老祖宗可开口了。在给他磕了好几头后，就因为我们是客人，全家爷们都坐在正席。
其实外地过年也挺热闹的，屋子上也贴着窗花，门上也挂着老祖宗写的对联，那毛驴子声也久久未曾消散，那饭菜也是最好吃的，都是油炸的，吃了火大，但味道独具一格。
但不知为何，我时不时就会想起我的老根据地上海。虽然禁放烟火的大道，过年时在别人眼里，安静的没有一丝年味，但我长在这片土地，明白这城市里的年味不比儿时的人头传动，也比不过老家的热闹非凡，连毛驴子也一起热闹。
但我觉得对城市的爱，我更愿用一种深沉的方式祝愿，虽不热闹，但我的根就在这沉静的土地下，枝繁叶茂，而儿时的回忆，更是时代脚步的见证，希望安静的新年能让我们为传统的新年多出一份绿色的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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