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们家搬到了一三四厂家属院的三号楼，很快三年就过去，我该上小学五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初的那几年我们家里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我爸爸因为被揭发是特务，就被隔离审查，工资也扣发了，每个月只给二十元的生活费。母亲每个月的工资还要给奶奶和舅公寄赡养费，我们的生活也很紧张了，可是母亲从来就没有少给他们寄过钱，那时候每个月都是我去邮局寄钱，每个人二十元钱，当时在工厂里一个学徒工的工资是21块钱。
父亲被关在审查隔离的地方，是不允许我们去探视的，关押的地方曾经转移了好几个地方，想念父亲我都是爬墙头，趁着父亲出来劳动时偷偷地看一眼。记得很清楚父亲第一次是被关了工厂101厂房三楼的一个办公室里，三个人一个房间，同一个房间里还有关学芝的父亲，王玉的父亲，我们三人都是同学。不久王玉的父亲就从三楼跳下来死了，他是厂里的工艺科长，听说他是用跳水的姿势跳下来的，必死无疑。后来父亲转移被关在工厂用自行车棚改的隔离牢房，冬天的时候那里非常的阴湿寒冷。到了夏天，父亲又被转移到了厂里幼儿园的一间空房里，最后厂里将专家院里为苏联专家建的舞厅改造成隔离审查房间，统一的进行关押，当时父亲和金伯伯关在一个房间里，直到审查结束放出来。
到了1971年的春天，我的父母亲的审查都结束了，尽管还没有恢复工作，但是已经不再是叛徒特务了。7月的一天，我的舅舅从杭州出差路过新乡到家里来看我们，舅舅当时在空五军工作，是个军官，我还是一岁多的时候见过他，那天我放学后在球场打球之后才回家，见到舅舅，妈妈就让我猜这是谁，可是我猜不出来，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他的样子了。舅舅的来到让爸爸妈妈非常高兴，好几年都没有见过面了，尤其是这几年家里很不太平。我们一起去照相馆照了相，让舅舅带给外公，告诉他，我们一切安好。
1971年9月，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姊妹四个回上海探亲，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全体回老家。从新乡到上海有将近一千公里，坐火车要十八个小时，自从我五岁来到新乡还没有回过上海老家，心里充满了兴奋和期待。在临近出发前，母亲不小心被烧的很热的煤炉铁盖子砸伤了脚面，烫伤也很厉害，上火车以及在郑州转车都是我背着母亲，我已经十六岁了，身高1.76米已经和大人一样，况且我一直都在锻炼身体，很有力气。为了让我们到各地看看增长见识，父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到了南京就下车了，留下妈妈继续乘车到上海，打了电报让大舅舅到车站接妈妈回家。
南京车站一下车我就被玄武湖吸引住了，我这个生长在北方小城的孩子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湖，父亲带着我们游览了玄武湖，中山陵，又到南京邮电学院看望了自己的堂兄，互相通报了家里的情况。晚上乘车去无锡，游览了太湖鼋头渚，烟波浩渺的太湖叹为观止，我还下水在太湖里游了一会儿泳，记忆中的太湖水很清，水很温暖非常的舒服，很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去过太湖游泳。
从无锡出来，我们又到了 苏州，在苏州都看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父亲带着我们玩了一天又到了苏州火车站准备去上海了，父亲让我带着弟弟妹妹在火车站等他，他有事情要去办理。离开车时间还有两个小时，我和弟弟妹妹安心的等着父亲回来，都开始检票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心里十分的焦急四处的张望，直到检票就要结束的时候，父亲才气喘吁吁的赶了回来，我不知道父亲去哪里了，也不知道他去干了什么。直到很多年后，我在他写的回忆文章里才知道，父亲是去了苏州葑门里的寿星桥看望一位老人，那是他初恋女友的父亲，老人家是中国写侦探推理小说的第一人，现在他的家已经成了江苏省的历史文物。在解放前期，父亲的初恋女友去美国留学再也没有回来，也就成了父亲一辈子刻骨铭心的牵挂。当时父亲已经二十余年没有去过那里了，但是他急切的想知道经历了革命运动的冲击，这位老作家和他的家人怎么样了。
我们一大家子回到上海，受到了亲戚们的热情接待，我们六口人到谁家也住不下。爸爸妈妈就住在了老西门的外公家里的阁楼上，我和弟弟住进了位于南京西路的小姑妈家里打地铺，小姑妈家里虽然只有一间屋子，但是面积很大，我觉得有四五十个平方的大房子显得很阔气，小姑妈把家里收拾的非常干净，地上铺的木地板油光铮亮，卫生间里的浴缸和马桶擦洗的明鉴照人，我们和两个堂弟四个孩子在一起热闹极了。大姑妈家里也在南京西路，但是他们当时居住的条件也很不好，虽然都是自己的房子却都被别人占据了，大姑妈和大姑父住在顶楼的一个阁楼里。奶奶和六叔叔还有八叔叔都住在重庆南路，那时候上海的中心城区也不算大，外公家，奶奶家，小姑妈家离得都不太远，我们都是走路去亲戚家。在杭州的小舅舅和小舅妈带着两个表弟也来到了上海看望我们。
这是一次大团圆，除了在新疆工作的七叔叔一家，我们都聚齐了。我们徐家和庄家的小字辈们还一起去照相馆拍了纪念照。大舅舅家的表姐也从下乡插队的农村回来看我们，和我们小字辈一起拍照时还很不好意思，年龄的差距有些大，拍照时拿着小皮球的堂弟还没有我齐腰高。
国庆节前，父亲又带着我们去杭州小舅舅家里，舅舅家住在万安桥北河下25号，是一座两间的木板结构房，后面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还有一口井。那次我们一共去了七个人，我们姊妹四个，大表姐正仪，表弟立军，我们在舅舅家里还是打地铺，睡满了整个屋子，每天父亲领着我们出去玩，父亲在解放前曾经在杭州住过半年，对杭州很熟悉，我们玩的真开心。我们在上海住了将近一个月，国庆节后，我们全家才回到了新乡。
国庆节后，我们全家从上海回来了，由于爸爸妈妈的审查都已经结束，不再有大会批斗游街示众隔离，我们家里也不再被别人歧视，父亲被扣发的工资也补发了，我们家的日子就好过的多了。爸爸从老家带回来一台上海牌的缝纫机，买缝纫机的工业卷是大舅舅给的。在这之前，我们家里的衣服都是买的或者是在裁缝店里做的，以后就是爸爸给我们做衣服了。
爸爸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他在航空企业干了一辈子，几乎是无所不能。原来当干部把工厂治理的井然有序，生产效率，技术研发都是处于行业的前列。下放到车间劳动做车工，他把普通的车床改造成自动车，他就可以坐在椅子上看着车床工作了，也免得他受伤的腰部老是弯腰受累。我们家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搬来搬去的，家徒四壁，除了床和桌子是公家配的，只有几只皮箱放衣物。那年隔离审查结束回家后，爸爸就用破旧的包装箱木料，拼拼接接做了一个衣柜，外面贴上了木纹纸之后非常漂亮。从前他总是为了工厂忙的无暇顾及家人，现在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了，除了上班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留在了家里。
爸爸剪裁制作的第一件衣服是给我做的，样式是仿照空军夹克衫剪裁的，布料则是父亲拆了自己的一件卡其色长风衣改制的。做好之后又在大锅里把夹克衫染成了黑色，那时候，这件样式布料都很独特的夹克衫让我的同学们羡慕了好久。我们姊妹四个都穿上了父亲做的衣服，样子都很好。爸爸从上海买来剪裁的书和衣服纸样子，依葫芦画瓢做出来的衣服完全不输裁缝店，邻居有一个我妹妹的同学还缠着我父亲给她做一件棉大衣，后来我看到她穿着样子真不错。
那时候妈妈的身体很不好，常常吃中药，我就到市里的各个中药铺抓药，一张方子里的药经常无法在一家药店配齐，我只好满世界的找，所以新乡市的中药店我都很熟悉，通过买药我知道了很多药材的名字，后来我又自学了几本中医书籍，了解了不少中医学的知识，当时学校里也组织学生学习医学为工农兵服务，我也学习了针灸，知道了许多的经络和穴位知识，以至于后来恢复高考时，我都想要报考医学院了。
十年革命期间，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老师不好好教书，学生不用心读书，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汉奸，特务，资本家之后，还要加上一个臭字，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还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
当时每天上学的第一节课叫做天天读，也就是学习伟大领袖的语录，还有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大家都背的滚瓜烂熟。我们每天都要写读书心得和反思自己写斗私批修的心得。不过那几年我也读了许多毛主席的书，那些著名的文章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矛盾论” “实践论”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等，都是学校要求学习的，也确实让我们学到了许多的分析问题看待事物的方法，实际上也对自己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算是一点童子功吧。
那时候文化课学不学似乎并不重要，后来我也深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总觉得读不读书都无所谓，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干些什么，不再相信什么“ 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所以后来尽管我们都上了高中，下乡又成了知识青年，实际上真正读书也就是小学四年级之前打下的那么一点底子。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实践都很丰富，掌握了许多的劳动实践技能和生活技巧，虽然知识非常的不系统也不扎实，但是包罗万象什么都知道一点。
我是1972年2月初中毕业的，毕业证上写的是七一届毕业生，这是学制改革的结果，我的初中实际上了三年半。我的初中结束了，对于我来说学校里没什么可以留恋的，全年级照毕业照的时候，我偷偷地溜了，所以我没有初中毕业照。后来有几个同学邀请我一起去拍照留念，我们都是小学同学，初中又是一个班，这是我唯一的一张初中同学合影，拍照的时候他们建议都戴军帽，我说我没有，于是他们帮我借了一顶军帽，帽子不太合适有点大，我还在帽子里垫了几张纸，可是有一顶军帽这在当时是一种时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