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四月底的一天傍晚，我应约参加了一次在嘉兴南湖边的聚会，出席的都是四十多年前我在嘉兴东栅中学任班主任时的学生，那年头他们还是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而今天却皆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
往事追忆到一九七二年，对学校来说，文革已进入了“复课闹革命”的阶段，因此学校又开始“招生”，这一年东栅中学原拟招收两年制高中班两个班，后来又追加一个班，这个原计划外的班级来自当时“民丰造纸厂职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文革前期已经“混过了初中阶段”，正好到了进入高中学习。正常的话一个班级在四十到五十人之间，但这个班级却一下子子来了六十人，后来又加了两人，最高时为六十二人，幸好有一个大教室正好安排，也有三名共青团员。我被选为班主任，当时虽然也听说这班学生的前事，连体育老师也不愿接收此班级的教学，于是我接收了这个班级，但我相信经过教育，一样会顺利成长。果然，在这次聚会上就有学生问我是怎样看待他们的？我说，我对当时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样的，没有好的或不好的之分，如果带着“好的”或“不好的”眼镜，就会贻误对学生的教育。记得二十多年前的一次也是同学的聚会上，一位徐姓同学说了一段感激我的话，他说当年最深的感受，是我给了他一次发表意见的机会，当年这位学生可能个子较小，相对来说又调皮一点，据说在英语课上曾使老师摔了一跤，但我也让他出席学生座谈会，按常规学校召开座谈会，一般是选拔“表现较好”的学生参加，而我让他参加，虽然不能立即改变他的行为，但让他感受到一样的尊严。
在聚会上一位学生最记得的是在开学没有几天的时间里，我突然点名批评他，使他震惊。那时我还不到四十岁，而且记忆能力也很强，在短短的几天内，基本上能掌握全班学生的姓名，也许出乎他的意料，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此情此景仍深映在他的心中。当然对于对他的批评，其实早已不在记忆之中了。
不过有些事却至今难忘，某天下午放学回家，两三个学生回家路遇了一个农民，不知何种原因发生冲突，一个绰号叫“茅冬瓜”的学生，拔出暗藏在袖中的铁棍，将农民打成手臂骨折，然后逃逸，事后没有到学校里来，而是报警，大约在第二天，消息传来，公安局要来学校抓“茅冬瓜”，于是下午把茅同学找来办公室“谈话”，大约三点钟后，公安局开来的一辆摩托车，也没有谈话核实，就把“茅冬瓜”“五花大绑”，押上摩托车带走，警车沿着甪里街直奔公安局，那年头也没有拘留证，也没用逮捕证，据茅同学后来自己讲，不到晚上就回来了。后续的事要茅同学家长赔偿。也使我难忘，茅同学犯事被抓，是他个人的过错，而要赔偿则要落实到他父亲身上，茅同学的父亲是个老工人，他疏于对儿子的教育，确有不当之处，我当时也应邀去参加，可是在民丰造纸厂保卫科里，他的父亲不断地受到工作人员大声训斥，我坐在那里却觉得很不妥，毕竟是他儿子的错误。一九九三年见到茅同学时，他已是民丰造纸厂的工人，谈及往事，他只讲了两个字“惭愧”，其实造成他当时的错误发生，我想应该归罪于“文革”。
一年春节刚过，新的学期又即将开始，忽然传来一条消息，“朱作红同学失踪了！”朱作红同学也是这个班级的一个学生，据说他的游泳成绩很突出，学校有意让他去参加嘉兴市的游泳选拔赛，大约又几天之后，新的消息又传来了，在沪杭铁路新浜站（该车站在枫泾与松江之间的一个小站）发现一位疑似跳车摔伤的青年，被送往上海华山医院抢救，经家属证实，这名跳车人就是朱作红。结果不治身亡，于是这个六十二人的大班减少为六十一人。（另一位同学因家长亡故后，退学去上班工作，这时变成六十人）后来同学多人回忆，朱作红同学在即将开学之际，希望能买一双满意的球鞋，当时由于地区的差别，上海地区（包括枫泾这样的小镇）一般有质量较好的球鞋，那时也没有阿迪达斯、耐克这样的名牌，不过是上海的回力牌，当然到枫泾去是最好的办法，不过如果坐车去就增加了费用的支出，于是“爬火车”成为其的选择，当时的火车是蒸汽机车，所有的往返火车都会在嘉兴停靠，因为必须在嘉兴加水。也许他“爬”的货车在枫泾不停靠，因此他在过了枫泾时产生急于下车的念头，匆匆地从火车上跳下。这件事发生后，我常想那年头物资的匮乏，经济的困难，是造成这一惨案的间接原因，作为班主任不得不去他家，向他的父母表示慰问，
像其他班级一样，除正常的上课外，也学工、学农，不过学工的时间要比其他班级时间长一些，我记得当时曾到民丰造纸厂和八一耐火材料厂学习一段时间。学军则别出心裁：徒步去苏州串联，全班约四十多人参加，步行三天，首日下午从学校东栅出发，过嘉北公社、王江泾到达江苏省吴江县的盛泽镇作为第一站，住在该镇两端的两个小学校里，次日经平望到吴江县城，借住在吴江中学内，最后一站是从吴江出发到达江苏苏州市内某中专内，住了多天，同学们尽兴游览了虎丘、西园、留园、拙政园以及灵岩山、天平山等处。
在这过程的前后，也留下了不会忘怀的记忆，即在教室的墙壁上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可以让人进出的大洞，原来当时的学校支部书记，本来同意让学生去徒步串联，忽然改变主意不同意去串联，消息传出，教室的墙壁上出现大洞，几天之后书记又同意外出串联，于是一个下午“墙壁又修好了。此时已经五月下旬，待到串联回来，虽然一部分学生仍希望继续学习，然而人心涣散，两年校园生活也画上了句号。
2016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