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乔治•奥威尔、A•加缪、V.S.奈保尔后又开始接触了一位“新结识”的书写者，且是中文书写者。说来甚是惭愧，白先勇的作品本应该早早就读，拖延至今方始开卷，或许是因为在我们的人文教育传统中不太重视他，也可能只是我的粗心大意，但也幸好是现在刚开始读，想必太年轻的话也难以理解其中的复杂。
下午又看了一遍许知远的《十三邀》白先勇的一期。读了《台北人》才慢慢有些感受到，他之后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宣传红楼梦和昆曲上，这对于文学来说是否有些可惜，我不敢妄加评论。我只有惊叹《台北人》中的各个故事、各个人物的千回百转，尽管这个惊叹已然很迟了，毕竟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是1971年了，那时我还远没有出生。这在地理、历史、时间、空间上的距离足以吸引每一个热爱文学、喜欢人文的读者。和奈保尔的《米格尔街》有相似之处，我作为一个晚辈读者，完全没有资格评论、评价这样的作品，如果要说点什么，最起码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在大历史中说个人的故事，作为白将军的儿子，有这样的资格。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我说白将军的儿子的意思并不是今天某某领导、企业家的儿子那种略微有些讽刺的含义。今时不同往日，在战火岁月里，家族、荣誉、家国情怀、人际关系等等都不像今人想象的那样。这样的作品，恐怕只有白先勇才写的出来。似乎这样也可以解释他为何今天仍然在不遗余力地推广《红楼梦》，那个大家族某种意义上也等同于他的成长环境。
如果说，我们看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字，是熟悉的，“文章本来就该这么写”的感觉，我读了《台北人》之后对我们这边的作家们的写作体会得更为深刻和“熟悉”了。文学有脱离环境而独立的潜质，同时它也难以真正独立出来。相较之下，我更为关心作为一个读者在经过各个作品的洗礼下的状态和思考。就我个人的话，在这个“大”、“恢宏”等意识形态长久的环境熏陶下，非常感谢白先勇、奈保尔这样的作者，让我变得“小”了，变得更像自己了；就现实意义来说，也要感谢这些越来越注重人文的出版社，以及积极翻译诸多外国作品的翻译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