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声明:本文参加“423简书故事节”，本人承诺文章内容为原创。
一
心理月刊不愿意要我，嫌我是个女的。之后有人介绍我去某周报面试，说已经跟主编提过我“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再三嘱咐我去之前打扮得嫩一些，不要跟那家单位说自己已经三十多岁。噢不，我自以为是头干马活，吃驴食的骡子，我该为三十岁这个年龄段感到羞愧么？
发了无数的简历，见了无数的嘴脸，所遇无非是这样，要不嫌我年纪大，要不嫌我是个女的。多数渴望成家的单身朋友也类似我这样吧，将很多气力花在相亲上，最后还是孤身一人。
找不到工作，生活难以维持，就像一片到了岁末的枯叶，既然知道自己没有返枝的可能，就不能老在空中转圈，得找个地方歇下来。
我想起了十年没回的家。县城的家房子宽敞，但跟父母住有诸多不便，不如去古镇，记得古镇的房子一直没人住，锁着的。回去将空房子好好腾一腾，后院种菜，前院栽花，日常消费用不着什么钱，离姐姐家也很近，写东西也蛮好。
决定一下，立马就退了租的房子，收拾收拾行李，买了一张火车票。
一千多公里的归乡旅程十个小时了结。到了省城，搭长途公交车回县。路道弯弯，弥望的是鄱阳湖浩渺的水波，银鱼，白条，黄腊丁，黑鱼，捻鱼，青鱼，桂鱼，鳡鱼……还有一种叫棍子鱼，手指头大小，全身只有一根刺，圆嘟嘟的，炸着最好吃。
十年前我回过一次家。当时从省城坐大巴到县城，要晃四五个小时。今非昔比，公交车走高速，一个半小时解决。马路划了白线，路灯赫然两排，到处发亮发光，中国县城风格的咖啡馆和西餐厅隔四五步路就有一个。据说刚刚搞完城市建设，政府大楼簇然一新，去一趟得爬几百级台阶。
城东到城西都新崭崭的，只有父母住的县一中门口那条路，保持着几十年前的破烂样子。说是老百姓抱怨搬迁费少，不给拆，政府做思想工作做不动，一怒之下，就把这条街扔那儿了。 妈抱怨说，不仅政府，连踩黄包车的师傅都嫌弃这条路，一说去一中，轮子嘎的就停了，本来上车是一块钱，偏要再加一块才肯去。
外甥小田带了半篓子鳝鱼过来，说是连夜在野塘里捉的。腊肉蒸鳝鱼，在老家是一道名补。小田身上晒得黝黑，大声跟我讲钓鱼的事儿。说骑摩托车去，趟过长的草，短的草，忘了放裤管，结果草尖上的锯齿将脚踝割了一条又一条。
芰荷生了叶子，田里刚插了秧，鸟叫声各种各样。有一些新来，样子不起眼，却叫得特别好听。快下雨前钓鱼最好，鱼儿在水里沉不住气，就想抬头，甩下杆去，一般来说桴会轻轻一沉，是鱼儿在试钩，先别理它。要是桴倏地一沉，一定是条性子急的鱼，赶紧抬杆往后甩，往后甩的时候小心点，别钓着自己。小田边说边笑，挠得我心里痒痒的。
我跟小田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但他对我这个小姨很亲。他今年二十岁，没有工作，在他妈开的小卖部里打下手。
二
妈带我去县城最大的超市买菜，里面什么都有。不过跟北京的价格相差无几，芒果六块钱一斤，猪肉十六七块，我最爱吃的桂鱼也由原来的十块钱一斤变成了二十五块钱一斤。妈说，县城越来越像外地，一个月六七百块钱的生活费已经打不住了。
想起存在银行里的那笔小款，我有些惴惴。不知道去古镇住着，那些钱是不是够用？便告诉妈，说想去古镇住一段时间。妈说古镇的房子已经贱卖给一个到镇里做豆腐生意的外乡人，问我干嘛不早打招呼。
见我张着嘴不说话，她怀疑地问我，“你也就是头脑发热，你去乡下住得惯么？”
我能说什么呢？不过心情开始糟糕起来。
快吃饭的时候，哥哥来了，小田有点不自然，蹩着去了院子。妈偷偷地问：“小田有没有跟你提让你哥安排工作的事情？” 说小田几年前就渴望哥哥托熟人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但是从不直接说，只在姐的面前叨叨。姐姐呢，也不去直接找弟弟，只在我妈面前叨叨。“一家人，不直接打交道，而是绕来绕去传话，就因为你哥没有一副好相。”正说着呢，哥哥将脑袋探了进来，问吃什么菜。妈没好气地凶了他一句：“赶上吃啥哩就吃啥哩！家里是比不过你在外面吃馆子店！”
哥哥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得罪了母亲，觉得她莫明其妙，也不敢问，知趣地把厨房的门带上，又露出一条缝，招手叫我出去聊天。
在客厅里坐下时，小田远远地坐着，想听我们聊。哥哥说，小田你到前面院子里去一下，我跟你小姨有事要谈。 小田不悦，但还是照办。哥哥点了枝烟，沉吟片刻，就开始说他16岁的儿子天天不读书打游戏，他因此瘦了十斤，要我去跟天天谈一谈，看能不能将其引入正道。他说话的时候点着中华烟，低着脑袋，我这才发现他已经秃顶，他的年龄，到明年也才40岁。
晚饭过后，哥哥跟我说还有事，得去公司，说完拎着皮鞋打开门就走了。妈嫌他没跟她道别，恨恨地对我说，“你看看哪，他有别人在眼睛里吗？进门不叫人，出门也不打招呼，讨人厌的家伙！”
爸解释，说：“他从小就这种脾气，不爱跟人打招呼，你自己的儿子，又不是不知道。”妈火了，说：“你不就是这样吗？这叫遗传！没教养的东西！”
妈照例将爸连带一起骂。爸勃然作色，两个人话赶话，一下子吵起来了。他们夫妻二人在一起生活了四五十年，恩爱不浅，积怨更深，表面上是孩子的事儿，其实统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他们越吵越凶，我只好去劝架。小田也来劝，并说小姨坐了一天的车，有些累了，让小姨早些休息。他们这才停嘴，讪讪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临睡前，小田说要跟我聊天，果然是想得到一份工作，希望我这个做小姨的能帮他在舅舅面前说几句好话。
我困得很，眼皮都抬不起来。他没有耽误我太久，说了几句也去睡了。
小田一走，我睡意全无，翻来覆去睡不着。
古镇没地方住，北京那边的房子又退了，我住到哪里去呢？
春天刚过，屋里就有了蚊子，嗡嗡乱飞，绕耳边数圈不歇。我怒不可遏，一掌将它拍死在脸上。起身，开门，走到院子里去。
月光是十年前的月光，鸡也是十年前的鸡。月色清朗，鸡叫三遍，一看时间，凌晨四点。
三
第二天吃过午饭，我对妈说，要搭小田的摩托车回古镇看看，我想姐姐了。
妈迟疑起来，“大家都说你在外面挣大钱，今天日本，明天美国的，按照家乡的风俗，你这一趟回去算是衣锦还乡，那么多亲戚每家不给个三五百的，你过不了关的。”
我怔在那里。妈就问我是不是手头紧？我只好安慰她说：“不是，钱是有的，只是亲戚之间其实大可不必这样——” 话没说完，我自觉苍白无力，就转口答应按她的话去做。
妈点点头，说：“你难得回来，给钱也就这一回，苦一点自己就苦一点自己，礼节是一定得要的。” 又说，“五个舅舅每家给三百，五家是一千五，还有小娄罗，一个一百，十个一千，一共两千五。恩，第二个舅舅要多给点，你舅妈瞎了眼睛，去年县医院一个蒙古大夫给做的手术，明明是白内障，却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她两个眼球给摘了。” 妈掐指一算，自己都犹豫起来，“这么多钱？要不你还是别去了。”
我默不作声。
妈从我的行李箱中挑了一件格子裙，要我穿格子裙走，还劝我走前化一化妆。当我拿起口红往嘴上抹的时候，她又惴惴地说，化的妆不要太浓，还是淡一点的好。
这时，哥哥电话来，说他去省城办事去了，明天一大早回来，让我等一天，坐摩托车不安全。喜滋滋地等着我坐摩托的小田愤愤不平地说，“舅舅真有意思，小姨坐摩托就不安全了？我骑摩托骑了两年，他也没跟我说过不安全哪？看来我这个乡下来的外甥命就是不值钱。”
妈连忙抚慰他说，“舅舅是怕你开摩托车太快，又带着人，容易出事儿。” 小田自嘲地笑了笑，说无所谓啦，反正舅舅也看不起他这外甥，没办法，乡下人嘛。
我盯着小田那张稚气的脸，心想，他真是不知道，要追根究底，全家都是乡下人的呀。我在古镇出生，小学五年级那年随家从古镇搬到了县城，之后古镇我只回过一次。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北京，中途只回过一次县城，至于古镇，从不曾回访过，那是我记忆深处缥缈的美丽岛。
四
古镇是一个镇。
从县城的地图上看，古镇像一条鱼，鱼头落在东桥，鱼尾落在西关，我家那块地方属于鱼身上最宽阔的中段部分。古镇四边临水，背靠信江，左边就是鄱阳湖。
不知道怎么回事，古镇人说话的腔调跟县城人说话反差很大，调调更接近邻县，那个县叫万年县。所以县里的人一听我们说话就笑，笑我们是万年人，笑我们怪腔怪调。
我和我哥因此一度变得沉默和敏感。之后我努力学说普通话，官腔打得很好，周围的人听得讪讪的，终于失去了优越感。哥哥则发愤读书，不久考取了大学，飞走了。但是他大学毕业后又杀回县城，慢慢奋斗，如今开了家公司，混得还可以。
二十多年了，哥哥的古镇调调不仅没有改，在当地反而成了名士的某种标签，被手下人竞相模仿。爸说，近五六年来哥哥似乎回归了传统，每逢清明，便作付正经带着全家人开车去古镇，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扫扫墓，顺便钓钓鱼。
五
小田说，现在去古镇的那条路已经全部修好了，不需要坐渡船过河，也不需要爬那个一千米长的斜坡。无论晴雨，到县城都很方便，开摩托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
上了路，果然如此。河填了，坡也平了，全是崭新的柏油马路，骑自行车梭梭地响，更不用说骑摩托车了，完全可以飙一飙。
小田回过头问我想不想飙一飙？我说在外面老飙，回家就不飙了，慢点开吧。
一路禾苗青青。又近傍晚，天地一色，似乎要下雨。
小田虽答应了不飙，但肩膀和腰却不停地扭来扭去，一副公路片里的男主角模样。以前这条路是黄泥路，雨后的烂泥浆能没到小腿，不要说骑车，就是穿高帮雨鞋步行也迈不开脚。所以没有急事，古镇人雨后那几天是不上街的，我们管进县城办事叫上街。
记得我家从镇里搬去县城那几天，天气很不好，连续两天大雨，走那天转为牛毛。学校派了辆拖拉机，装满了家里的破铜烂铁，姐姐流着眼泪拉着母亲的手不让上车。坐在驾驶室从里往外看，我觉得姐姐的样子很陌生。
后来母亲上了车。车从东桥开出去时，姐姐居然去追我们，浅色的衣服上溅满了泥。她边追边哭：“你们怎么这么狠心，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
姐姐当时新婚不久，她一个人被留在了古镇。那会儿哥哥念高中，我刚上小学。没有电话，更没有网络，联系姐姐的就是脚下这条黄泥路。
姐姐被嫁给了一个铁匠。铁匠脾气很坏，姐姐每次回娘家来，脸上几乎都要带点颜色。第一次看见女儿被打，父亲勃然大怒，冒大雨走回古镇，跟黄泥路较了四个多小时的劲。一进铁匠家便五指碴开，在铁匠的脸上左右各来了两巴掌，以为铁匠会因此长点教训。但不久姐又被打回娘家，父亲便要姐离婚，姐却不肯，说两个孩子太小，跟父亲产生了争执。
姐性格偏执，自跟父亲有了争执，就很少回娘家。父母又忙于生计，有一段时间姐那边简直是沓无音信，但只要遇见老家的人，母亲就会拦着问一问她的近况，问到的消息偏偏大都令人沮丧，母亲就不再问了。父亲说，你姐离婚之后完全可以回我们这儿住，她不离，我没办法，帮都帮不上。
小田说，过了东桥就是他家了，问我还记不记得东桥？
怎么不记得呢？东桥是古镇人上街的唯一必经之路。它是一座石桥，桥面离河面极高，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浅处很浅，深处很深，镇里泳技最好的大人都不敢往深里游。
夏天的傍晚，东桥就是游乐场。穿着短裤叉，忘乎所以的男孩子，一个比着一个从桥上往下跳，看谁掀起的水花高。河边洗衣服的女人被溅得全身湿透，气得抓起石头就砸过去，骂他们“无窝鬼”。但是无窝鬼们根本不睬她们，只是自家的妹仔来了就另当别论了。妹仔往往刚洗完澡，身负家长的重托，站在河边用脆生生的嗓子一遍又一遍唤哥哥回家吃饭，说妈妈生了气，回去会用篾条蘸水打他。水里的英雄爱理不理的样子，但也开始心神不定，慢慢就泄了气，游上岸跟着妹子回去。
无窝鬼回家之时，黄昏还很明亮，但各家门口的桌椅和竹床已经赫然两排，从东桥一直摆到了西关。吃饭的场面非常壮观，每家都坐得满满的，吃得热气腾腾，挥汗如雨，不时还得停下来给自己打一打扇子。男人光着膀子，小孩一丝不挂，个别老女人也跟着不穿上衣，甩着一对干瘪的奶子，说热得受不了。关系好的邻居隔着一条街互报菜名，端着碗串门，却不允许小孩子离开饭桌。
令人不快的事情经常发生。有时候，邻居家的大人会突然用筷子狠命敲打我小伙伴的头部，打得他鬼哭狼嚎，我也吃得不是滋味，生怕我妈的手掌拍到脑袋上来。
黑夜慢慢降临，吃完饭之后，是漫长的炎热的黑夜。
小田再一次打断了我的思绪，说小姨你要不要下车看看？东桥到了。
天上下起了又密又厚的毛毛雨，我跳下了摩托车。
不错，这是东桥，桥还在，水却基本上没了。小田说，这几年，老有人往河里倒垃圾，结果河越来越浅，水也越来越脏，没人来游泳，衣服也不敢洗。“到明年，这河就会被填掉，镇里好像说要招商引资，准备在这儿盖啥个工厂。”
我站在那儿发愣。
这时候雨大了起来。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妇女，举着伞一边朝我跑来，一边大声责骂小田让我淋了雨。她跑得很急，我怕她摔着，只好也朝前跑，两个人面对面碰上了。
我喊了声姐。她眼里立刻含着泪，伞全部倒向我这边，说她家就住在前面的街边上，走五六分钟就到了。其实我是知道的，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我永远记得过了东桥，第六家就是她十七岁出嫁到现在，一直住着的地方。
姐姐一手搂着我的腰，一手撑着伞，伞面大幅度的向我这边倾倒。我将伞往她那边推了推，说伞歪了，她又倒过来，说没歪。就这样歪来歪去，走到她家屋檐下，收伞进去的时候，她整个儿的后背还有右肩全都湿了。
姐姐带我看她的房子，说这房子是后来重做的，下面开店，上面住人，现在条件好，上厕所不用跑外头，洗澡也可以不用桶，打开淋浴想洗多久就洗多久，说都是我的外甥女梅梅给钱装的修。
一提梅梅，我立刻想起很多年前，在古镇的农贸市场，她一声不吭地挤进几个吃西瓜的大人里头，捧着洋瓷盆去盛别人嘴里吐出来的西瓜籽儿，那个时候，她只有4岁。
姐姐说，梅梅有福气，老公会挣钱，对她也好。梅梅结婚之前来北京玩过一次，天生的衣服架子，据说她老公追她，当时很花了些力气。不容易到手的东西，自然爱惜的。
我笑了笑，问姐夫去哪儿了？ 姐姐哼了一声，表情立刻变得阴郁，说我怎么一见面就提他？但是随即又解释，说他去江浙一带的建筑工地打工去了，出去了好，她一个人过清净，最好是别回来，死在外头才省心。
姐姐的嘴巴跟刀子一样锋利，姐夫恰好又有些口吃。但他是铁匠，动手能力完全弥补了嘴巴上的缺陷。他们俩长期分居，姐三十八岁那年绝经，迅速地衰老。
六
本来答应了跟小田早上一块儿去钓鱼的，没想到一觉醒来窗外人声鼎沸，都八点半了。姐姐笑吟吟地走进来，说天不亮小田就去钓鱼了，见我睡得香，就没喊我。又问早上起来开店面的时候，她有没有吵醒我？
刚聊了两句，有人进来买东西，姐姐赶紧过去应承。没过两分钟又返回来，一边替我舀热水洗脸，一边说香皂卖一块钱，乡下人还跟她讲价，她气不过，将顾客轰走了。 看着我洗完脸，她便去外面买了油条，给我盛粥，陪我吃早饭。
饭是在后厨吃的，前厅用做店面，大概二十多平米，像小卖部，卖的都是日常用品。刚拿起筷子，有脑袋探进来，问有没有洗衣粉卖，姐放下碗去前厅，回来后端起饭碗扒了口粥，笑着说净赚了五毛钱。
我问生意怎样，她的笑容就没了，说店刚开张的时候，一年轻轻松松的也能挣个三四万。镇政府将集贸市场迁走之后，这条街几乎就没人来，现在一日坐到夜赚不到十块钱。她叫我哪天有机会找哥哥聊聊小田的工作，说哥哥一天到晚都没有笑像，她不敢开口。
一个头发全白的瘦高个男人走进来，叫我姐的名字，说要买包生粉，看到我愣了一下。姐姐连忙告诉我说这是何师傅，三女的父亲，问我还认不认得。
面前的男人有着三女一样的细高个儿和长眼睛，我赶紧站起来，叫了一声何师傅，说二十多年前古镇的一把刀，当时剃头店的生意那么好，那么会挣钱，怎么会不记得呢？
何师傅见我认出了他，很开心。但是随即又很惆怅，说还是我会读书，现在都跑到北京当作家了，光宗耀祖。
我只觉颜面扫地，就问三女近况。他立即轻描淡写地说，三女不争气，当时读书也挺好，后来好端端不读，现在广东一带打工混饭吃。
姐姐给何师傅端了椅子，请他坐。他讪讪地说不坐了，家里等着生粉打卤，要我去他家玩，说完就走了。
何师傅一走，姐姐就告诉我，说三女其实并没有在打工，而是在广东一带做鸡。
面前那张脸刹那间变得陌生，我叫她别乱讲。
姐肯定地说，没有乱讲，有人看见了，是在广东。姐又说，三女读到高二的时候被一个流氓缠住了，读不下去，就退了学，然后跟镇里的一个干部结了婚，生了个孩子，不到两年离了，孩子归她，后来听说去了江浙一带，接着又去了广东，说是打工，其实是做鸡。
我脑子里闪过三女的样子，梳两根长辫子，皮肤很白，身上有一种冷冰冰的气质。
隔壁的运来妈特别喜欢她，在她还读初中的时候就请媒人去她家提亲，自认为宝贝儿子运来仪表堂堂，足蹬黑皮鞋，身穿黄军装，家里还有留声机，和三女很相配。没想到何师傅不喜欢运来，说运来都高三了，还一天到晚听唱片，一天到晚跟着唱片姑娘姑娘的，明显没出息，一口就拒了。
三女对自己的名字一直不喜欢，嫌土。有一天，作业本上的名字变成了何如雪，没过几天变成了何洁，再过一段时间又叫何如玉了。改来改去，最后定名为何冬洁，意思是希望自己像冬雪一样洁净美丽。
何冬洁考上重点高中那年，我家从古镇搬到了县城，从此断了联系。 姐姐见我不说话，马上就停了嘴，叫我吃菜，说怎么谈起她来了，自己的事情都愁不过来，开着这样的小超市，每天的流水还不到十块钱，小田又老在家里发脾气，怪她不去找舅舅替他寻事情做。
她一边说一边给我夹菜，说知道我喜欢吃豉椒炒腊肉，特意向邻居要了一大把自家做的新鲜豆豉，又香又干净，要我多吃。
也许是我的口味变了吧，吃到嘴里的豉椒炒腊肉不像梦中回味的那么醇香了，腊肉不是以前的腊肉，豉椒也不是以前的豉椒，另外，盐也放多了。
往事历历在目。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童年时的伙伴，漂漂亮亮，希望像冬雪一样纯洁的三女，怎么会变成了鸡？
七
吃完早饭，我说我出去转转，顺便看看家里已经卖掉的老房子。姐说二十多年了，所有的老地方都移了位，我不见得认识以前住过的地方。我说老家的大概位置还是记得的，门口有棵大槐树嘛。
姐姐说，哪里还有什么槐树？刘医师和婆婆已经死了好多年了，他们的儿子将房子卖掉之后，住进来的人将槐树砍掉，重新做了房子，还在前面摆了个摊做米粉生意。买了家里房子做豆腐生意的外乡人也将院子圈了起来，浇上水泥，兼带替人修自行车。
姐说她带我去，让我跟她走。我本想一个人去的......
一路上路面都倒了水泥，走起来高一脚低一脚。原来路边都是木头房，现在是清一色的水泥楼，又高又窄，墙面贴满了花哨的瓷砖。马路窄了很多，因为大家都想趁机多占些地方，就拚命将房子往马路中间扩。走着走着，姐姐突然拉住我，说走过了，门口放了一盆水的，就是以前咱家。
我盯着我童年住过的地方发呆，那房子已经面目全非。大门是关着的，卖豆腐的主人不在家，但即使是开着的，门里头的也决不是我脑子里的东西。
紧邻隔壁，里头有个女的，脸上白白的，是卖米粉的，当年刘医师家就住这儿。
卖米粉的女人正从里面走出来，迎上我的视线，笑了笑。她脚下踩着的那个地方在二十多年前有棵槐树，到了夏天枝繁叶茂，浓阴匝地，淡黄色的小花微雨似的落。我每天上学前肯定要站在那儿磨磨蹭蹭，向母亲讨钢蹦儿买零食吃。
那时母亲已经近五十岁，仍然年轻好看，据说外婆也很显年轻，这大概是遗传。母亲跟其他孩子的母亲喜欢在槐树底下择菜，绣花，反正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母亲看见我磨磨蹭蹭的站那儿不说话，总是沉下脸，也不说话，埋头做事，装做没看见我。
她很能拿捏，我也很有耐性。就这么一直站着，槐花落了一层又一层，我的鼻尖慢慢地渗出汗来，褂子里面全湿了。风来了，母亲抬头，露出愉悦的表情，我也觉衣服里头的身子陡然一爽，鼓起勇气喊妈，问能否给我一两毛钱。母亲无奈，从身上掏出手绢，一层一层翻开。这个时候就要看我运气了，运气好，里面有钢蹦儿；运气不好，没有钢蹦，我就什么也得不到，前面的辛苦等待算是白费。
但就是拿到钢蹦儿，母亲也给得不爽快，递钱的同时总要大声的喝斥我：“拿去好啦！就知道吃！读书要这样用功就好了！”
我憎恨母亲的态度，同时也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感到恼火。
淡黄色的槐花雨点似的落，积到傍晚是厚厚一层。那会儿我不懂营生，自然不知道刘婆婆每天傍晚收集槐花，洗净，晾干，收进袋子里是卖给药铺做中药，否则早抢了她老人家的生意，自己挣零花钱了。
卖米粉的女人听姐说我是北京来的，对我很客气，端了两个凳子给我们坐。这时有个女人嘴里伊伊呀呀地唱着歌，往我们这边走，还将身上披的破毯子甩来甩去，像旦角在甩她的水袖。路过的车差点撞着她，司机将车停下，摇开窗户，喝斥她找死。她吓得嗤溜一声退到对面人家门口的一把破藤椅上。
女人的头发像黑人的头发一样打着结。我慢慢认出来了那居然是英子，大我三岁，脸圆圆的，扁扁的，喜欢坐在藤椅上故意望着我吃东西的英子。
一到夏天的傍晚，英子就会坐在上面嗑鸡头籽儿吃，眼睛里闪出挑衅的光。蛋黄籽儿皮薄肉嫩，糯米籽儿白中透粉，她嗑了又嗑，嗑得嘴唇发黑，嗑得我眼睛要喷出火来。她没有我会读书，但她有好哥哥给她到湖里去捞这么好吃的东西。
鸡头籽儿其实就是芡实。芡实外面长有一身细密的硬刺，生在湖底。她的哥哥水性好，扎到水里去，勾住芰荷，连根带茎拔起，用镰刀一剁，便根是根，茎是茎的，分别往两个小竹篓子里扔。鸡头籽儿像瓜子一样嗑着当零食吃；茎呢？皮一掀，是一盘好菜。
英子坐在这把藤椅上面嗑过鸡头籽儿，咬过菱角，吃过脆甜的荸荠和刚挖出来的白莲藕。还剥莲子吃，莲子肉吃完了，将它翠绿的壳儿戴在十个手指头上玩，像公主举着她的长指甲套。上午十一点多钟的样子，她会突然从藤椅上溜下来，跑马路上接她的哥哥，接过鱼篓子，将鱼倒出来，就近在一块石板上剖，大声说她在剖鱼，喊她妈赶紧烧红锅。
卖米粉的说，英子自爸妈去世之后，一直跟哥嫂住一起，三十六了，仍然没嫁人，有一天，突然就这样了。
姐点点头，眼睛在我身上搜来搜去，说女人到了年龄不结婚，确实不太好。
八
本来还想去小学看看的。数学老师当年讲课时中途常溜出去，回来时裤子扣眼的周围湿一大片。历史老师讲课时口沫四溅，完了还将擤出来的鼻涕甩到我桌上的文具盒上。还有来自温州的政治老师，讲了一辈子的课，都是一口温州话，没有一个学生听得懂。
然而我突然没了兴趣去打听，拉着姐往回走。
回去的路上居然碰着运来。身上全是土，穿着一双皮鞋，鞋后跟磨得快要破了，指着摩托车后面驮着的一筐苹果对我姐说，东边的自由市场比西边的批发要便宜一毛。
运来背有点驼，满脸皱纹，一副中年落魄的样子。想起以前他脚蹬黑皮鞋，身穿黄军装，气势轩昂，姑娘姑娘，真是恍然一梦。
聊了几句，他说老婆在家里等苹果，要先走。找了个塑料袋，非要塞几个苹果给我，不要，就急得脸涨红，说我瞧不起他。只好收下，道谢。
路上，姐说运来这几年踩着西瓜皮了，先是母亲瘫了，接着父亲又得严重的肺气肿，老婆前年下岗，一儿一女嗷嗷待哺，夫妻两个靠摆水果摊度日。
九
中午吃了三个菜，一个是藜蒿炒腊肉。藜蒿是水边的一种野生植物，口感清爽，跟味道厚重的腊肉一炒，那真是满口喷香，回味深长。还有一个是后院野生的马齿苋，我拎着篮子自己掐的，姐炒了一大盘，脆嫩脆嫩，是败火消暑的好东西。最后一个菜是黄腊丁，小田早上钓的。
姐用小火细细地煎，煎得黄腊丁酥黄嫩脆，搁上一小碗雪里红，一把辣椒壳，最后再放葱姜蒜，我胃口大开，狠狠吃了两大碗米饭。
吃饱之后抽了根烟，身体慢慢松懈下来，始觉回到老家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丝快感。
烟还没有抽完，来了两个陌生人。姐颇觉荣耀，忙不迭的倒茶，又暗地里差小田去买些好一点的水果和点心回来。我这才知道，其中有一个是现古镇的镇长，我小学四年级的同班同学。
镇长没有因为我认不出他来感到尴尬，从容地说我从小就清高，记不起他很正常。但又提醒我说，他当时坐在后面倒数第三排的，跟降班队同桌。“‘降班队’你应该还记得，就是王小娥，老跟刘老师唱对台戏的那个女生。”
提起降班队，我不由得想乐。她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同学，别人一个年级读一年，她读两年，所以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班主任刘老师从不叫她学名，而是直接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她“降班队”。
降班队班上个子最高，力气最大。刘老师曾经试着将她拖出教室，结果“降班队”两手拽着桌子，像木头桩子一样一动不动。众目睽睽下，刘老师很下不了台。但是他也有办法，他会直接将手里的黑板擦飞过去，准确无误地砸在她的脸上。血流出来，降班队狂奔回家，一路辫子松散，哭声震天，引来街坊四邻观看。本想回家向父母告状，没想到被母亲拿着扫帚满街追着打，婊子婊子的骂声不绝。
记得有天下午上语文课，降班队跟刘老师斗智斗勇。午后第一节课，大家磕睡全上来了，教室里倒了一大片。刘老师就拈起粉笔一支支去掷睡着的同学，弄得满教室都是。老师转过身去写段落大意时，同学就去捡地上的粉笔头相互砸着玩。
这时出了个意外，一个粉笔头不知道怎么回事越过某个同学，直接打在了刘老师的后脑壳上。刘老师摸了半天的后脑勺，课本一扔，一巴掌拍在讲台上，要同学交待是谁扔的粉笔头。 教室里一片静寂。刘老师走下讲台，一直走到教室后面，揪起一个男生的耳朵，拖他到讲台上，男生挣扎着，指着降班队，说：“是她扔的，不信你自己问。”
刘老师用眼睛威慑地盯着降班队，同时用力地拍了一下讲台，震得手掌火辣辣地疼，说：“王小娥，你给我站出来！”王小娥静静地坐着，看着他。刘老师火了，直奔王小娥。王小娥早有准备，腾的从椅子上站起来，直接绕到讲台上，两手撑在讲台上，对刘老师说：“来啊，有本事你过来啊！”
刘老师破口大骂，说她不要脸。两个人来回绕了几趟，终于出了教室，顺着长廊一前一后地跑。同学都从教室里涌出来，兴高采烈地看。眼见得走廊将尽，刘老师好不容易快逮着她了，王小娥抹角一转，窜进旁边的女厕所，站在门里面轻蔑地对班主任说：“女厕所，敢进来吗？”
镇长佩服地看着我，说作家就是作家，这些事情，当初并没觉得有多好玩，现在经我这么一讲确实想笑。他立即打了个电话，提了我的名字，说老同学来了，晚上是不是该弄一桌？完了就把手机递给我说，“是降班队，降班队要跟你在电话里聊一聊。”
仓促接过手机，我跟降班队寒暄了几句。降班队非常热情，说现在正在县里办事，赶不过来，晚上一定要聚一聚，她做东，镇长作陪，再叫上刘校长，好好聚聚。她解释说当年的班主任刘老师，现在是镇中的校长了，当年是不懂事，老跟他作对，现在关系很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搓饭。
聊了几句挂了。镇长说，现在降班队有出息了，在当地这些老同学里头，她混得最好了，盖了一幢四层高的楼，光装修就花了四十多万。还买了大奔，上千万资产肯定是不在话下的。
我还没来得及搭腔，他突然话题一转，很诡秘的向我打听电视台某些主持人的奇闻轶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事实上，我很多年前就离开央视了，即使现在还在，他关心的这些事情我也没法回答。就说，我早就不在那儿了。
镇长感觉很惋惜，问我现在哪里工作，我说我没工作。他恍然大悟，说他怎么这么蠢，我是个作家，工什么作啊，笔划一划就能换到钱。又问我北京房价如何，在哪里住，开的什么车等等。
我巴不得他快点走。
然而小田已经回来了，切了海南产的小西瓜，端上来，给镇长和他的手下吃。镇长一边吐着瓜子，一边说他曾经去北京出过一次差，知道我在中央电视台，认识好多人，想拜访我又不知道怎么联系我，瞥了一眼我姐说，“当时也不知道你有个姐在这里。”
姐姐挤兑道，“你们这些做官的，哪里认识我这个光头百姓啊，我就一直住在这里啊，我还能上哪儿去？” 这个时候妈来了电话，我趁机脱了身，走到一边跟妈聊天。
妈听说我的小学同学是古镇的镇长，提醒我热情一些，别总是一副自命清高的样子，趁机扯一扯，对姐姐和小田总有好处等等。
我的面皮发起烫来，赶紧将电话挂了。
幸亏镇长没坐多久，说县里来人了，下午还有事，让我哪儿也别去，已经跟降班队说好了，傍晚的时候他开车来接我去小香港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