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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选自《呐喊》，是鲁迅先生创作的一部小说。所谓小说，以塑造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所以文中的“我”并非指作者本人。
鲁迅，生于浙江绍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自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用鲁迅作笔名，代表作品集有《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华盖集》《坟》等。
作者为何创作了这部作品呢？有何深意呢？令我陷入了沉思，令我有了探究的欲望。说说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我”于1919年12月回故乡绍兴接母亲到北京，目睹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破败和农民的凄苦，深切感受到少年好友与乡邻同“我”之间的巨大隔膜，引起“我”内心无法消除的痛苦的波澜，同时也激起了“我”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一年后，作者便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下了这篇小说。
主要内容写了“我”回故乡处理搬家事务时的种种见闻与感受，见到了哪些人呢？印象深刻的有少年好友闰土和豆腐西施杨二嫂。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写这两个人物的巨变：少年闰土纯真活泼、有智有勇、无忧无虑、懂得很多知识、简直是个小英雄，时隔二十多年后见到的中年闰土却是个麻木迟钝、善良朴实、痛苦不堪的“木偶人”；记忆中的豆腐西施年轻漂亮、端庄文静，眼前的杨二嫂是泼辣刻薄、自私势利贪婪的圆规。
作者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意在揭示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经济衰败、农民和小市民生活的贫困以及封建社会传统观念对人们的精神毒害，造成人们生活痛苦、人性扭曲。
文中的主要人物是闰土，那么作者另外塑造杨二嫂这个人物形象有何深意呢？也就是次要人物的作用是什么？
造成杨二嫂巨变的原因是农村经济衰败、生活的贫困、小市民势利贪婪的恶习。塑造杨二嫂人物形象的意义是：用她的自私刻薄来衬托闰土的纯朴善良；用她的变化来说明城镇小市民的贫困化，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农村经济的破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弊病。也就是说，塑造杨二嫂的形象是为了更好地深化主题。
除了人物形象的前后对比，还有对故乡的景物描写的对比，以及“我”先后的心情对比。可以说，文中的对比无处不在，是对比手法的典范之作。
除了对比，作者还运用了插叙的笔法：插叙少年闰土与我的交往和友谊；插叙杨二嫂二十多年前年轻、本分的样子。插叙的手法为下文写二十多年后的杨二嫂、闰土的形象作铺垫，并与之后的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插叙手法的运用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突出“对比”，进而揭示主题：深刻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反映了当时农村经济的衰败，农民极度贫困的现实。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榨给中国农民造成的苦难，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但并没有让人民过上作者理想中的生活。
凡是阅读本文的读者，能深刻领悟到文中对比手法运用的精妙，印象极其深刻，文中的对比手法可谓运用得炉火纯青，过目不忘，堪称对比手法的典范。为了刻画人物形象，作者还运用了外貌、语言、动作、神态等手法，塑造了鲜明的闰土、杨二嫂等人物形象。运用典型的语言表现典型的形象，传神的肖像描写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那么，今天我想探究文中的“我”，他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在文中有何作用呢？作者笔下的“我”是个怎样的人呢？
文中的“我”是故事的叙述者，有作者的影子但不等同于作者。“我”是一个对现实不满，追求新生活，心怀希望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第一，“我”在文中是线索人物，是故事的叙述者，但不等同于作者本人。读者跟随“我”的视线，回到了相隔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通过“我”的目光，“看见”了故乡中的人与事的变迁。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开篇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深冬，故事发生的地点是相隔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读者追随着文中”我“的所见所感，一起随他回到相隔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会看见什么呢？文中的开端就设置了悬念，吸引着读者读下去。文中的”我“是不能忽视的存在。他回家干什么去呢？文中也有交代。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某食的异地去。
这是交到了”我“回故乡的原因，回家处理搬家事宜，别离故乡到别处谋生去。读者似乎也跟着“我”一道回到了故乡，见到了中年闰土，见到了老年杨二嫂，深切地感知了故乡的巨变，且进入了深思：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的巨变呢？不由自主地会联系起故事发生时的时代背景来，这也是作者创作本篇小说的意义所在，小说的目的最终是通过所塑造的人物来反映社会现实。
接着，读者也跟着“我”一起陷入了回忆，回忆二十多年前“我”的少年好友闰土以及年轻文静美好的豆腐西施。那是一段美妙的岁月，也产生了共鸣，故乡在每一个漂泊的人心中都是美好的，在“我”这个外出谋生多年的人心中亦是如此。但二十多年来，由于种种说不清道不得的原因，故乡发生了巨变。读者也跟着“我”同频共振，内心受到了不小的震颤。犹如一道伤疤被揭开，故乡已是千疮百孔，丑陋不堪，令读者动容，令读者深思。
文中就是因为有“我”这个人物的存在，打破时空的局限，起到了线索人物的作用，通过“我”的见闻，把相关的情节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使情节得以推动，得以发展。
第二，作为见证人，增强故事的真实性。
故乡的一草一木，故乡的人与事，因为有了“我”的见证，因为有了“我”的参与，显得真实可信。
文中的“我”本是带着一种游子的心绪回故乡的，找寻儿时的洁白的，美丽的梦境。可是，目之所及的故乡是破败的，荒凉的。“我”带领读者一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在回忆中，见到了少年好友闰土。皎洁的月光下刺猹的酷酷的少年，走路带风，知识面丰富，兴趣广泛的有个性的少年，而眼前的闰土，已是中年，已演变成为言行迟钝，行为愚昧的庄稼汉。这巨大的反差是由“我”与闰土亲身交往得出来的。
正如文中写道闰土：
少年时：“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
中年时："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我”对闰土无疑是失望的，这种失望似乎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有“我”的交往为证，“我”见证着闰土的兴衰变迁，有血有肉的闰土仿佛就在身边。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类似于少年闰土般的人，他是我们童年的美好情节，他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经过二十多年后的磨难，纯真少年变成了一个依附于陈规陋俗中的木偶人。
他是我们国人心中的一个梦境，一个不灭的少年美好形象。闰土所折射出来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你我他。竟如此真实，因为有了“我”的所思所感，赋予了一定的感情色彩，甚至与故乡中的人亲身交往，才显出文章的真实性，以至于有些读者傻傻分不清文中的“我”是谁，总误认为文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当然，文中的“我”有作者的影子，但并不等同于作者本人，也说明作者的创作尤其成功，有很高的艺术性。
与故乡的杨二嫂的交往，也写得真实生动，仿佛那个尖酸刻薄，爱占小便宜的老年妇女就在我们身边，毕竟，现实世界中，也不乏有这样的人存在。这样的女人在那样的环境下，为了生存下去，变得有些不知廉耻，不知收敛，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还有宏儿与水生的交往，以及“我”母亲的言行，虽然着墨不多，但都刻画的真切自如。令读者不由得联系起那些人物所在的时代背景，把他们代入到特殊的场景去，似乎又都能理解文中人物的言行举止了。
所以，“我”是文中穿针引线的人物，作为见证人，交往者，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性，更好地反映文章的主题。
第三，升华主题。寄托着作者的褒贬、爱憎等思想感情。
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而麻木地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在文中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形象出现，通过本部作品，“我”希望故乡的人们过上新生活，不要像闰土那样麻木，不要像“我”那般辛劳地生活。虽然要实现这些愿望有些渺茫，但希望还是要有的。作者想通过“我”的心声，通过“我”的言行，寄托作者本人对故乡以至于对中国的美好祝愿。
有人说，宏儿与水生是“我”与闰土的轮回，也是缩影。但我认为宏儿在“我”的教育下，思想必定会进步的，水生也会在新生活下成长，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步，水生的思想也不会因循守旧的。我坚信，人是向阳而生的，故乡也会在新生力量的引领下越来越美好的。
此外，作者预欲通过本文，构建新型的人际关系。作者渴望纯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中年闰土对“我”的态度，杨二嫂对“我”的态度，说明了孩提时那种真诚友善的关系完全消失。表现了“我”渴望打破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渴望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作者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真切地抒发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希望有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也通过作品表达创作的原动力，揭示主题。
小说刻画了一个受尽旧社会摧残剥削的劳苦农民闰土的形象，通过闰土悲惨遭遇的描述，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对农民从肉体到精神的严重残害，表达了作者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