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学生时代

几位姐姐都没好好上过学，在一块时常开玩笑说父亲重男轻女，没供她们上学。

这话没错，农村的人都把繁衍后代看作第一重要，既是在计划生育的年代，没有男孩的家庭宁愿被罚得倾家荡产，也要偷着生。

其实我们小时候好多男孩也不上学，一方面是因为家里穷的原因，另一方面觉得上学不上学没多大差别。

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的多少是根据体力和熟练程度决定的；中学毕业生返乡务农，在这方面并不占优势；很多父母都觉得供孩子读书是一种浪费，不如早早帮家里干点活实惠。

父亲和他们不同，只要孩子自己愿意读书，他不会阻拦的。

大姐、二姐、三姐上学少，还因为她们都过早地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虽说干的也是农活，但每月能按时拿工资，旱涝保收。与在农村上学前途未定相比，已经算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了。

和许多女孩子一样，织姐在家也没上学，其原因不光是受了读书无用的影响，与她自己觉得读书难也有关。在她看来，读书比干活还要辛苦，是一种受罪。

的确，读书不光要靠家里支持，还需要有个人天分。

我是七岁才开始上小学，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一是自己从小就不怎么热爱劳动，再一个也是没觉得学习多么难，后来又产生了兴趣儿。

父亲对我也有些宠惯，这与我亲生母亲过早的去世有关，在他心里我是一个缺爱的孩子，所以，我喜欢干的事，他从不干涉。不愿干的事他也不强迫，就连他的木匠手艺也没硬要我跟着学。

他不像其他父母那样，天天逼着自己的孩子干活；这就是父亲的远见，他虽然在文化上不能指导我们，但看清了光让孩子干那点活，是不可能改变命运的。

那时的乡镇叫公社，公社下辖大队，大队下辖生产小队；东党村是我们大队部的所在地，名叫东党大队，包括中党村和东党村东边的毛庄村，总共十八个生产小队。

我上小学的时候，东党大队还没办学校。位于西党西南角有一所小学，校址的前身是一座庙宇。

该座庙宇，因紧挨党庄而取名党庙，相传建于明朝，占地百十余亩，共有十几栋建筑，其中包括：正殿、东厢房、西厢房、关公殿等。

坐落神像有数十尊，其中玉皇大帝和关公的像均为铜塑，玉皇大帝的铜像现存于上蔡县文化馆，关公像被庙中一位僧人请回家中后遗失。

原先的党庙香火非常鼎盛，周边数十里的善男信女都来焚香许愿；在民国期间才被占用，改为学校，取名“党庙完小”，后来又更名多次，我上学的时候还是这个名字。

正殿改为校务处，殿前是一个花坛，东西两排厢房改为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正殿与厢房之间分别留有圆形过门，由此可通往左、右和后院，其他房屋大都改成了教室。

整个建筑群被围墙围了一圈，大门朝南，门前左侧是个篮球场，周边栽了许多大柳树。

校园和篮球场的东侧紧挨着一面比大坑稍大点的湖，知名度很高，当地叫党大湖；湖的西南角有一个排涝进出口，穿过小桥与西边的桃花沟相连。

桃花沟是周边地区唯一一条向西流水的沟渠，湖水少的情况下它也会倒流。

整个校区，连房带树和篮球场，被水围了个大半圈。

我们上学的路线是从东党村南向西，沿大湖的南岸再往西翻过小桥才能拐进校区。

每当走近湖边，尤其夏季，远远就能看到那一大片葱绿的垂柳，还有掩映在林荫中若隐若现的灰色古建筑，它们与湖中倒影连成一片，如海市蜃楼般的存在。

从我们家到学校大约有三华里的路程，那时有早自习，放学要回家吃饭，早晨、上午和下午得各走一个来回，算下来一天要走十八里路。

不知道内情的，以为上学能躲避劳动，很清闲；其实是一个辛苦的差事，除了动脑筋之外，还需经得住体魄和意志的考验。

走路是每天的必修，除此，对夏季的烈日，冬天的寒流，以及风霜雪雨天气都不能有丝毫的却步。

好多孩子都坚持不下来，经常缺课，一方面与家庭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缺乏吃苦精神。

我倒觉得天天跟着大孩子一起跑跑，每天都能接触到一些新鲜事物，挺开心；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缺过课，上小学时一直都是班里的三好学生。

那时的课程也少，就语文、算术两门，作业也不多，不用怎么费劲就过来了。

我比其他小朋友幸运的是，没有像他们不干活就挨父母的打骂，没什么压力，该玩的也都玩儿了。

当然也不是一点活不干，尤其夏季，菜园里的浇水基本上我都包揽了。

我们家的菜园紧挨礼拜堂后墙，长宽各约四十来米的样子，由一米多高的土墙垒围而成。

园中南边有厕所、粪坑，还栽一排桃树。北边种了一半洋姜（也叫菊芋）和一半蓖麻，它们每年都能自发自生，长得密不透风，把菜园的北部遮掩得严严实实。

园内的东西两边，通常各种一排葵花，株距为一米多，两株葵花之间点上一棵豇豆，让其顺着葵花秆往上蔓爬。

园子的中部全是蔬菜，根据季节的不同，轮种着各种不同的品种，如黄瓜、辣椒、茄子、荆芥、韭菜、萝卜、大葱等。

菜园虽不大，但它却是我家菜篮子的寄托，也是生活来源的重要补充；除冬季以外，绿叶与花果始终伴生，时时都能吃到新鲜蔬菜。

我们那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正常情况下不给庄稼浇水。但蔬菜在热天的需水量大，遭受了一天的日晒后，叶片全蔫巴着耷拉了下来；不过及时浇水后，很快就能缓过来。

所以每天下午放学之后给蔬菜浇水是我必须完成的任务。

浇菜时是把水从井里打上来，倒入井边的垄沟里，水顺着垄沟流入菜畦，流满一畦再改入下一畦。

井水不深，泉的没打的快，通常菜地还没浇完水井就见底了。

这时我便休息会儿，觉得肚子饿了就摘根黄瓜或拽个茄子啃着吃，有时也揪把豇豆嚼吧嚼吧充饥。

井里我养了几条小鱼，过上一段时间会把它们捞上来，看看是否又长大了一些；由于井水太凉，每次捞上来都大失所望，后来干脆就改养青蛙了。

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我们家的菜比周围几家长得都好，自家吃不完，经常给邻居们送点，有时也采摘一些到集市上换几个零钱。

我在“党庙小学”只上了四年学，就赶上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小小年纪就加入到了“停课闹革命”的行列。

停课后，年龄稍大些的就去全国各地“大串联”了，像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学生，都被遣返到村里，由各所在大队自己管理了。

我们东党大队的学生回村时，正值我四年级毕业，还有五、六年级两届的学生。

记得当时一些在外地教学的正式老师也有被遣返回乡的。后来我们这三届的学生都混编在一起，在一个土垒课桌的简陋教室里，由老师带着，天天读报纸，打算盘，就当上语文、算术课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复课闹革命时，我们这三届学生又凑成一个初中班上了三年。

那时大队部搬到了我们村西头的坑南沿新盖的一排砖房里，老大队部的十几间房子都改成了教室，中、小学都在一个院内。

到一九七零年，我们这个混编初中班该毕业的时侯，原先的“党庙小学”已经有了中学部，还设了两个高中班，这也是全公社唯一具有高中班的学校了。

文革开始后，就没有留级的说法，不论学习成绩如何，都能一个不落地升级。

我们初中毕业的那年，各大队都有类似的毕业生，全部升高中的话，显然满足不了。

又不敢用考试的办法择优录取，只好把名额分到各个大队，由大队推荐。

我们大队选拔的主要指标有两条，一是成分要好，二是年龄要小。

我就是占了这两条优势才有机会上高中的，当然像我这种条件的也有被刷下来的，这可能就看社会关系了。

如果硬说我也是靠关系的话，唯一的可能就是：大嫂是大队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