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喜图》，中国花鸟画中的经典之作，共有两幅。其中一幅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幅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双喜图》原名为《宋人双喜图》，是当今极为珍贵的画艺作品，起初都认为是宋人佚名的作品，直到20世纪时，有一位古画研究者拿着放大镜仔细研究古画，在无意之中才发现了隐藏于画面右侧，树干之上的“嘉辛丑年崔白笔”的墨笔题款。自此这件作品才被确定为是崔白所作。“嘉祐辛丑”为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此时正是崔白画艺的成熟时期。画幅上尚有宋理宗的“缉熙殿宝”、明太祖时“司印”半印等收藏印记。《双喜图》经《石渠宝笈》著录，钤有“缉熙殿宝”、“晋国奎章”、“性命同珍依子孙永宝玩”、“司印（半印）”、“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清和珍玩”等收藏印。
情景交融，动静结合
画面描绘了一处秋风呼啸的旷野，枯枝折倒，残叶飘零，小草伏地，一片萧瑟之中，一只野兔出现于画面的下方，它正回头张望。虽然野兔知道这两只喜鹊并不是威胁性大的鸟类，根本不需要像遇到鹰那样紧张，但也不由惊愕地回头而视。树木的枝叶、竹、草在风的吹拂下呈倾俯之姿，添增了画面活泼生动的神韵。这幅画构思巧妙，作者虽然作这幅画有双喜临门之意，但并没有选择百花争艳的春，而选择了野郊深秋为背景，这种不悖题意而又破“黄家富贵”的画格，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喜鹊的“动”与野兔的“静”将整幅画体现的更加具有故事性。在崔白笔下，物象写实已不仅仅是简单地再现自然，他更多地倾注了个人的情感，采用诗歌的比兴手法，以动写静，不论是野兔还是山喜鹊，它们都似乎在一瞬中被定格，被崔白巧妙抓住，从而令观者回味无穷。
整幅作品以枯树、枯草、斜坡、细竹、荆棘作为背景。枯树与细竹扎根于斜坡之上，细长的竹子随风摇曳，而枯树面对深秋的狂风依然坚挺。细竹的“动”与枯树的“静”完美的诠释了竹子与枯树在秋日的状态。画家还在斜坡上刻画了枯草与荆棘，枯草由于季节的变化再也不复挺立，只能跟随着秋风吹拂的方向摆动，而浑身长满厉刺的荆棘面对秋风的侵蚀依旧巍然不动。枯草的“动”与荆棘的“静”将秋风萧瑟的氛围衬托的淋漓尽致。
兼工带写，迂回造势
《双喜图》用笔上，兼工带写，枝叶双勾，甚至连细草也双勾，但禽与兔则勾、点、染结合，野兔皮毛以笔尖簇点，层层积染，而山喜鹊的羽毛则填染白粉，皮毛的质感强烈。土坡以干笔淡墨粗勾几笔，然后略加皴擦，只在局部加以密集的皴笔，却也将秋天旷野的落寞突现出来。飞鸟与褐兔的上下呼应，将疾风中零乱的一切涵容，而树身、枝干的勾、皴、擦、染，老练而雄健，显现其借鉴于山水画，技术已经非常之成熟。
崔白画花鸟必先“作圈线”，然后填以众彩，所谓“多用古法”。故其骨法奇古，笔具天机，全图有飞动之美。这幅画对双鹊和野兔的描写是极其工细的，野兔丰富的形体，踞坐缩腿、转颈翘首、垂耳放目之态和双禽居高临下、惊惶飞动的神态都捕捉得尤为真切。而对枯木、衰草和山坡则用半工半写或完全写意的用笔，表现了他在用笔上的疏放和灵活性。
构图上，画家采用了“S”形的构图方式，画面的视觉中心应该是那只回首的野兔，由野兔引向鹊鸟，两者构成了第一个“S”形的构图关系。再将视线转向植物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枯树，倚仗枯树而生的竹子，以及点缀其中的枯草及荆棘，几乎都是逆风出枝，再逆转回头是被秋风吹转，似乎是在配合着野兔的动势，最后将枝梢直指山喜鹊。这一组植物又构成了一个“S”形的构图关系，而这一个“S”形构图要比由动物组成的“S” 形更大，是画面的主要气势所在。两个“S”的交会点恰好是那只落在枝头的鹊鸟，如此一来，鹊鸟落在枝头似乎是顺理成章又浑然天成的事情了。整个画面从构图和布局上一气呵成，尽显中国画起、承、转、合的构图特点。
《双喜图》画面整体浑然一体，气势贯通，双“S” 形构图关系既对立又统一之静止与运动、有形与无形间自由的转变，在有限中求得了无限，形成了一种虚实相生的层次美。就气势而言，崔白的这幅《双喜图》在构图上摆脱了宋人花鸟一贯的浅吟低唱婉约含蓄的风格，营造出一种大幅度的、具有动态美感的、魄力宏大的花鸟构图新格局。
转自 美学鉴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