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之一，被推崇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视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或许不算无稽之论。《易经》与围棋在源头的意义上，很难明确分清孰先孰后，虽然也曾有人试图澄清二者的先后关系，但终因缺乏直接而有力的证据，故流于推测和假说。如果我们暂时抛开这一难解的历史之谜，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在基本的哲学层面上，《易经》与围棋是深刻相通的。
首先是《易经》的“阴阳”观与围棋棋理的相通。“阴”与“阳”是《易经》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的两个具有本体意义的基本范畴。“阳”代表积极、刚强、进取，如日、如天、如男、如君等等，“阴”则意味着消极、柔弱、退守，如月、如地、如女、如臣。《易经》认为“阴”与“阳”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在交互作用中衍生出复杂而有序的大千世界，即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一生生不息，以至无穷。围棋以黑白二色棋子为基本元素，以方圆为基本造型，在纵横一十九路的小小棋盘上，相依并存，此消彼长，如“阴阳”之道衍生万物一样，蕴蓄着无穷的可能性，演化出难以数计的复杂棋势，以至于“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雷变化之机”，所以产生于宋代的中国围棋经典《棋经》十三篇，明确指出“枯棋三百六十，白黑相半，以法阴阳。”明代著名文学家吴承恩《后围棋歌赠小李》一诗描写棋势的变化，以“其初不过三与六”到“忽然变作常山蛇”，“或时乘危断续”，“或时脱险去莫逐”，“或有时而松”，“或有时而快”，“或有时而暗”，“或有时而奇”……整个过程与《易经》所显示的宇宙万物生成发展的模式完全吻合。
其次，在变化发展观念上，围棋与《易经》也是相通的。变化发展的观念是贯穿在《易经》中的一个基本思想，而且《易经》的变化发展观充满着朴素的辩证法意味，在它看来，对于事物而言，变化则吉，则有前途，凝滞则凶，则失去生存活力。但是，事物的变化发展又必须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即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阴阳相互转化。实际上，这种思想也正是围棋所恪守的基本原则，如棋局中的死与活，攻与守，得与失，厚与薄、强与弱等，无不是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而且这一切都有特定的“度”，逾越了“度"则过犹不及。所以弈者强调“压强莫压弱”、“击左则视右”、“强弱之相形，利害之相倾，不可不察也”，这些观点无不体现出既要求变，又要求适度的思想。古代文人们在其咏棋诗中表现了自己对围棋辩证法的掌握，所谓“十九条平路，言平又险”（唐．裴说《椹》），“得者失之本，福为祸之梯”（宋．邵雍《观棋大吟》），“死中求生背水阵，灰冷复然馀烛跋”（宋．艾性夫《解棋》），“人弃处，我须攻，始见阴阳反复中”（宋．吕公《悟棋歌》）……凡此种种，充分体现了《易经》“阴阳”相生、“阴阳”反照思想对文人围棋思维的直接影响。
总之，围棋与《易经》在其哲学观上，确乎有深刻的一致之处，宋代理学大师邵雍在《观棋大吟》这首长达三百六十韵，千八百字的鸿篇巨制中就不无惊佩地感慨，“消长天旋运，阴阳道范围。吉凶人变化，动静争枢机"，道破了围棋与《易经》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正是这种内在联系使围棋为广大文人所喜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易经》所内涵的阴阳观和方法论是古代中国人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最根本依据，而具有黑白二色，方圆两形，纵横十九道的围棋无论是构成原理抑或运动规则都与古代中国人眼中的世界生成原理和万物（包括人类）运动法则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真可谓“棋如世界”，“棋如人生”。所以当古代文人对枰而坐时，棋盘仿佛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他们运子布局，以演示心中的宇宙天地，进退攻防以检查自身的谋略与处世能力。围棋既满足着文人们对世界人生进行哲理性探讨的精神需求，给他们以智慧的启迪，同时又满足着他们显示主体力量和个人才智的人生需要，给他们以“用武”之地，唯其如此，它才为深受《易经》阴阳理论影响的古代文人所接受、所喜爱。（老王不卖瓜）
